晚清以來，內憂外患不斷，選才自然也有變通，因而曾國藩大膽舉薦人才。
曾國藩在舉薦人才時，從來不忌諱個人間的嫌隙，他舉薦任用左宗棠，便是很好的一例。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國藩愛惜其才，雖二人交惡，仍多次舉薦。
左宗棠比李鴻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當時的軍事形勢和曾國藩本人與鹹豐十年三月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鹹豐十年春夏之交，中國國內到處是緊張而複雜的局勢，英法聯軍正陳兵大沽口，對清朝廷的首腦機構構成了嚴重威脅；閏三月，清軍江南大營遭到了第二次慘敗，主帥和春受傷病死，太平軍相繼攻克了江蘇的富庶之地蘇州、常州；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在頭一年八月就開始了夾江進擊的第二次西征，勝利推進。環視內外，曾國藩感到運籌帷幄，誌在必得，他已意識到，朝廷必定會把剿滅太平軍的任務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屬更是舉杯歡慶，對江南大營的潰敗，一個個都感到興奮異常。左宗棠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別人問他為什麼要說這句話，他說：“江南大營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他們不顧同伴的失敗，卻隻想到失敗帶給他們的好處。胡林翼說得則更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所以，在這樣的情勢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國藩的舉薦，於四月二十日奉上諭，“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鴻章，在這年五月才被曾國藩派去做淮揚水師的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國藩宿鬆大營的時候，認為作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於小人還不如死於盜賊，因而想在曾國藩手下做一營官，既滿足了自己討賊的心願，又可以使自己策馬揚鞭、衝鋒在前。當時，曾國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給駱秉章的信中曾國藩這樣寫道：“左季翁自領一隊之說，侍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罷論矣。”但曾國藩接到鹹豐帝的寄諭，征求他的意見：“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團練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曾國藩這才改變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帶領一隊湘軍。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國藩的意見卻是讓他募五千人。
左宗棠在宿鬆隻待了二十多天，因為兒子病情很嚴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國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對安徽的兵力進行支援，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卻這樣說道：“蘇州既失，為公計者，宜先以偏師保越為圖吳之計”“是製此賊，必取遠勢，而不能圖速效”。又說：“先將江西兵事、餉事逐為經劃，亦當務之急也。”這個計策實際就是“保越圖吳”，爾後左宗棠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長期運用了這一戰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買馬，將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錱的舊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稱為楚軍。這年八月間，他率楚軍經醴陵直趨江西，先在江西東北部和東部與太平軍進行了幾次交鋒，隨後轉戰到了浙江。
太平軍在戰略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自安慶失守後，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從江西東向的侍王李世賢部及從廣西回師的石達開舊部，幾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帶領太平軍一舉將浙江省會杭州攻克，巡撫王有齡萬般無奈，隻得自殺。在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發三次廷寄，諭令左宗棠馬上趕到浙江去，負責軍務的督辦。曾國藩等於十月底做出決定，他們於十一月十六日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臣等往返熟商，即請左宗棠督率所部進援浙江，並將駐防徽州之臬司張運蘭，駐防廣信之道員屈蟠，駐防玉山之道員王德榜、參將顧雲彩，駐防廣豐之道員段起各軍及副將孫昌國內河水師，均歸左宗棠就近節製調度。兵力稍厚，運棹較靈，於援剿浙、皖之時，仍步步顧定江西門戶，庶於三省全局有裨。”
當時，曾國藩作為兩江總督，原本隻是負責統率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為對曾氏集團的依賴，又於十月十八日下發明諭，上述除三省外，“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製”，杭州將軍瑞昌隻是負責浙江軍務的幫辦。但曾國藩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給朝廷的奏折中說：“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省，可取決於呼吸之間。”又說，左宗棠“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應請皇上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該省主客各軍，均歸節製。即無庸臣兼統浙省”。曾國藩深感朝廷對自己有太重的依賴，給了他太尊貴的權位和太多的期望，這令他感到有些畏懼，因此不敢控製四省，恐怕自己會犯下過錯；另一方麵，也說明曾國藩當時給予左宗棠的信賴與倚重也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