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向深處選才，向隱處求才。因為許多優秀人才，大都不喜歡炫耀自己，而往往深藏不露。人才學裏有一個觀點，叫作“有名皆從無名來，更有無名勝有名”。諸葛亮當年就是臥龍岡的一個隱士，劉備三次拜訪，才請出這位賢才。王安石在《諸葛武侯》一詩中所雲：“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多方位多角度選人才。《呂氏春秋·論人》中有一段話，讀後頗受啟發。原文不長，摘錄如下：
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誌，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裏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這“八觀六驗”、“六戚四隱”，可以說是從內外多個側麵來綜合考察一個人的德行。集中講了一個道理，就是用人貴在於察，而且這個察是全麵的考察、曆史的考察，特別是他平時的所作所為，重在實踐表現。諸葛亮也是識人用人的“高手”。總結了七條“知人之道”：一是“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是“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是“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是“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是“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是“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是“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幾條考察幹部的辦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前四條屬於問答法，有一點像現在的考試；後三條屬於實踐法，讓被考察的幹部經受一定的考驗，看他是不是果真靠得住。唐朝在選拔高級將領時要經過九次考驗，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大意是：把考察對象忽而放到邊關，看他是否有叛國之心；忽而放到繁華地區，看他是否淫；忽而放到極其艱苦的環境中，看他是否變；忽而給其高位，看他是否逸；忽而委以重任，看他是否奢；忽而降職使用，看他是否忠；忽而給很高的榮譽，看他是否驕；忽而給予嚴厲製裁，看他是否怨；最後放到皇帝身邊，看他處理事務的機敏程度。這就是有名的“九驗法”。九驗法的核心是看幹部在關鍵時刻能不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自己，過去如此，將來如此，永遠如此。隻要是官，就勢必處在是與非、義與利、得與失、恩與怨、名與位、生與死、權與錢、權與色等各類矛盾之中，永遠要經曆權、錢、名、利、色、情等各種關口的考驗。在這些矛盾未完結之日，在這些考驗未消亡之時，把握住自己就是人立德修身的永恒主題。
縱觀古今，要想得到經邦濟世的賢才，靠僥幸相遇是不行的，一定要開闊視野，麵向四方，多措並舉，兩眼向下，一片誠心，廣掘才源。
用其所長，舍其所短
毛澤東同誌講，領導者的責任，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幹部。這話講得非常精辟。過去打仗，將軍要定下誰打主攻，誰打助攻，誰打阻擊，用兵不當，用將不準，決心正確也難以打勝仗。有的帶兵人對工作思考得比較多，對用人問題思之不深，用之不準。凡是用人不當，不僅影響所在單位工作落實，還會影響其他人的積極性，其消極影響有時甚於出錯一個主意。善於識人、用人，這是落實之本，是高明的領導藝術。所以，領導要注意研究用人之道，精於用人之道。
唐太宗主張“用其所長，舍其所短”，要全麵地公正地了解其人，做到揚其長避其短。一次，他對當時幾位重臣曾評價說：“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機敏果斷，但用兵非其所長；高士廉通今博古，雅有節操，但不能直言切諫；劉泊為人堅貞信而有信義，但重私情。”另外，他用人“不私於黨”，不計較出身和資曆，而且賞罰有據。正因為李世民能比較客觀地認識群臣的優缺點，沒有全才、完人的要求，所以，在使用上就提出“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觀點。他手下兩位著名的宰相房玄齡、杜如晦，房足智多謀、精於籌劃，杜善於把握大局、敢於決斷，有“房謀杜斷”之稱。李世民充分發揮他們統籌全局的相才，共掌朝政。戴胄文化低，不能高瞻遠矚，但辦事認真幹練，善於處理刑獄，就被任命為大理少卿，果然能減少量刑的失誤。李世民發揮了臣下的特長，避免了他們的短處，使人得其所，朝政很快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