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劉宋王僧虔，東晉王導的孫子。宋文帝時官為太子中庶子，武帝時為尚書令。年紀很輕的時候，僧虔就以善寫隸書聞名。宋文帝看到他寫在白扇子上麵的字，讚歎道：“不僅是字超過了王獻之，風度氣質也超過了他。”當時，宋孝武帝想一人以書名聞天下，僧虔便不敢露出自己的真跡。大明年間，常常把字寫得很差，因此而平安無事。
所以有才華的人必須把保護自己也算作才華之列。一個不會自我保護的人即使有才華，卻使才華過早的埋沒，而不能為社會作更多的事。在洛陽有一位男子因與人結怨而處境困難。許多人出麵當和事佬，但對方一句話也聽不進去，最後隻好請郭解出麵，為他們排解糾紛，郭解晚上悄悄地造訪對方，熱心地進行勸服，對方逐漸讓步了。如果是普通人，一定會為對方的轉變而沾沾自喜，但郭解卻不同。他對那位接受勸解的人說：“我聽說你對前幾次的調解都不肯接受，這次很榮幸能接受我的調解。不過，身為外地人的我，卻壓倒本地有名望的人，成功地排解了你們的糾紛，這實在是違背常理。因此，我希望你這次就當作我的調解失敗，等到我回去，再有當地的有威望的人來調解時才接受，怎麼樣？”這種做法實在是異於常人，細想起來真是一種使自己免遭眾人嫉恨的明智之舉。既保護了自己，又留下了為人稱道的美名。誰能說郭解不是大智之人呢？比較起來，那些極力顯示自己才能的人，不過是小聰明罷了。
唐代的順宗在作太子時，亦好作壯語，慨然天下為己任。太子有能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順利當上皇帝的一個先決條件。但太子能過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舉動，所以又會常遭父皇的猜忌而廢黜。聰明的太子因此必須不能表現出太強的才幹，造成太響的名氣。順宗作太子時，曾對東宮僚屬說：我要竭盡全力，向父皇進言革除弊政的計劃！他的幕僚王叔文於是告誡他：“作為太子，首先要盡孝道，多向父皇請安、問起居飲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國事，況且改革一事又屬當前敏感問題，你若過分熱心，別人會以為你邀名邀利，招攬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於你，你將何以自明？”太子聽得如雷灌耳，於是立刻閉嘴黜言。德宗晚年荒淫而又專製，太子始終不聲不響，直至熬到繼位，方有了唐後期著名的順宗改革。在名利問題上，最能體現“全生葆真”精神的曆史人物大概應推範蠡了。範蠡在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就激流勇退，放棄了上將軍之大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退隱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後居然“致產十萬”，受齊人之尊，“以為相”。範蠡雖居相安榮，但又以為“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閑行以去．止於陶”，從事耕畜，經營商賈，又致貲累钜萬，直至老死於陶。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範蠡三徙”。範蠡之所以辭官退隱，就是考慮到不要讓尊名大利給自己帶來身家性命之憂。事實上他的考慮是有道理的。與他共扶勾踐的文種就因不聽範蠡的規勸接受了越國的尊榮大名，結果果然死在勾踐手下。說到底，像順宗、範蠡這樣的處理名位的方式，都是為了在形式上的放棄之後，更永久地保有它。
《老子洪德》章說：“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意思是最聰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雖然有才華學識，但平時像個呆子，不自作聰明；雖然能言善辯，但好像不會講話一樣。無論是初涉世事，還是位居高官，無論是做大事，還是一般人際關係，鋒芒不可畢露。有了才華固然很好，但在合適的時機運用才華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免功高蓋主，才算是更大的才華，這種才華對國對家對人對己才有真正的用處。
古語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又俗語日：人怕出名豬怕壯。豬養壯了，必定是一刀的結局；人出名了，必會招人側目而視，是惹禍的根由。那麼，欲名而又好喜，豈非自攬世人的怨恚嗎？所以，善於處世的人應該懂得在名利兩字上瞻前而顧後，適可而止，有所節製。
所以說，我們在逆境中要善於保全自己。怎樣才能有效的保全自己呢？下麵是一些參考：
(1)善用“擬態”和“保護色”。
在動物世界裏，“擬態”和“保護色”是很重要的生存法寶。“擬態”是說動物或昆蟲的形狀和周圍的環境很相似，讓人分辨不出來，例如有一種枯葉蝶，當它停在樹枝上時，褐色的身體就像一片枯葉那般；“保護色”是指身體的顏色和周圍環境的顏色接近，當它在這個環境裏時，它的天敵便不易找出它來，蚱蜢好吃農作物，它的身體是綠色的，看上去就像莊稼的葉子，這顏色便是它的保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