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弱有時還要表現在行動上。自己在事業已處於有利地位，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小的方麵，即使完全有條件和別人競爭，也要盡量回避退讓。也就是說，平時小名小利應淡薄些，疏遠些，因為你的成功已經成了某些人嫉妒的目標，不可以再為一點微名小利惹火燒身，應當分出一部分名利給那些暫時處於弱勢中的人。
曾有一位記者去拜訪一位政治家，目的是獲得有關他的一些醜聞資料。然而，還來不及寒暄，這位政治家就對想質問的記者製止說：“時間還長得很，我們可以慢慢談。”記者對政治家這種從容不迫的態度大感意外。
不多時，仆人將咖啡端上桌來，這位政治家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立即大嚷道：“哦！好燙！”咖啡杯隨之滾落在地。等仆人收拾好後，政治家又把香煙倒著插入嘴中，從過濾嘴處點火。這時記者趕忙提醒：“先生，你將香煙拿倒了”。政治家聽到這話之後，慌忙將香煙拿正，不料卻將煙灰缸碰翻在地。
平時趾高氣揚的政治家出了一連串洋相，使記者大感意外，不知不覺中，原來的那種挑戰情緒消失了，甚至對對方懷有一種親近感。
這整個的過程，其實是政治家一手安排的。當人們發現傑出的權威人物也有許多弱點時，過去對他抱有的恐懼感就會消失，而且由於受同情心的驅使，還會對對方發生某種程度的親密感。
交際中，要使別人對你放鬆警惕，造成親近之感，隻要你很巧妙地，不露痕跡地在他人麵前暴露某些無關痛癢的缺點，出點小洋相，表明自己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十全十美的人物，這樣就會使人在與你交往時鬆一口氣，不以你為敵。而你的交際活動也能因此而從容不迫，遊刃有餘。
清代乾隆年間活動在揚州一帶的鄭燮（號板橋），金農等，被人稱為“揚州八怪”。“揚州八怪”一生的誌趣大都融會於詩文書畫之中，他們用詩畫反映民間疾苦，發泄內心的積憤和苦悶，絕不去趨炎附勢，粉飾太平。鄭板橋在濰縣署中的那首畫竹題詩，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做官者的座右銘，詩曰：“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板橋誕生的時候，清朝的武力征伐業已結束，他所生活的“康乾盛世”實則是一幅在繁榮背後由各色人等組成的眾生圖，即奴才走狗、市儈、狂生、考據迷、理學家等混跡一堂。之前，鄭板橋曾於揚州鬻畫；待到罷官後，再來揚州，其畫受歡迎的程度雖遠非從前可比，但賣畫養家糊口卻是相同的。因此，他用一方“二十年前舊板橋”來表達人世瞬忽而我依然如故的感慨。既傲於自己不曾因當官而稍改自己為人的風骨，亦悲歎於自己賣畫糊口終老的實際境況。
其實，板橋起於青萍之末，是很想用自己進仕機會為民眾做點有益的事。科舉應試是彼時士子騰達的惟一途徑，故爾板橋於此用心尤多，用力甚勤，一句“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就是他苦學曆程的一個縮影。本來這樣的苦苦追求，對於長於寒素之家，生於草莽之間的板橋來說，是無可厚非的。但這樣猛烈的追求，所寄希望越大，其失望就是命中注定的，因此當他想以寒微之軀為勞苦大眾做點事，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時，現實對他的教育卻是無情的。要達到在官場遊刃有餘的境界，除非你與大批的貪官庸官同流合汙，打成一片，否則生活在官場上就於心不安。而要想救民於水火，又談何容易？想以德澤加於民，而又不善於趨迎阿諛，溜須拍馬，在官場哪有不失敗的呢？板橋為官後，正是做不到糊塗圓融，常常得罪上峰，盡管他耿介地自稱為“橄欖軒主人”，以放言高論、臧否人物自許，但最終就在他書寫“難得糊塗”一年後而去官。魯迅先生說，他隻不過“叉手叉腳”地“表現了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而已（魯迅《淮風月談·難得糊塗》）。但是板橋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那些神出鬼沒的藝術創造，竟然不如這句牢騷話能得到更廣泛的響應，而被今人所青睞。
說起“難得糊塗”，還有一段神奇的來曆。鄭板橋在山東任上，一次遊覽萊州的去峰山，本想觀賞其山中鄭文公碑，但因盤桓已晚，便借宿於山中一茅屋，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稱“糊塗老人”。主人家中陳列一方桌般大小的硯台，石質細膩、鏤刻精良。鄭板橋大開眼界，讚歎不已。次日晨，老人請鄭板橋題字：以便於刻於硯背。鄭板橋即興題寫了“難得糊塗”四個字，後麵蓋上“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方印。因硯台大，尚有餘地，板橋就請老人寫上一段跋語。老人提筆寫道：‘得美石難，得頑石尤難，由美石轉入頑石更難。美於中，頑於外，藏野人之廬，不入富貴門也。”他也用一塊方印，字為“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鄭板橋見之大驚，方知老人是一位隱居於此的高官。由於感慨於“糊塗老人”的命名，板橋又提筆補寫道：“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兩人如遇知音，相見恨晚，遂談文說詞，暢談人生，結為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