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國百餘年文化雲湧星馳，時有新思想的閃電，撕裂舊意識的陰霾；亦有文人之呐喊，儒士之捐軀；有詩作檄文；有歌成戰鼓；有魯迅勇猛所擲的投槍；有聞一多喋血點燃的《紅燭》；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強國之道；有“新文化運動”勢不兩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曆史的塵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遠，在時代遞進的褶皺裏，百餘年文化積澱下了怎樣的質量？又向我們呈現著怎樣的“表情”？
弱國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鬱的？怎能不是悲愴的？怎能不是淒楚的？
弱國文人的文化姿態，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難得之“糊塗”？怎能不以習慣了的溫聲細語，而拚作鬥士般的厲聲長嘯？
當憂國之心屢遭挫創，當同類的頭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們的目光透過百年，向曆史的更深遠處回望過去，那麼遁隱的選擇，幾乎也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時尚”了。
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談《聊齋誌異》了。蒲鬆齡作古已近三百年；《聊齋誌異》刊行於世二百三十餘年。之所以要越過百年先論此書，實在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國文化的扉頁上，分明染著蒲鬆齡那個朝代的種種混雜氣息。
蒲公筆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幾乎皆我少年時夢中所戀。
《聊齋誌異》是出世的。
蒲鬆齡的出世是由於文人對自己身處當世的嫌惡。他對當世的嫌惡又源於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順遂，富貴命達，我們今人也許—就無《聊齋》可讀了。
《聊齋》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鬆齡背對他所嫌惡的當世，用四百餘篇小說，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適合他那一類文人之心靈得以歸宿的“擬幻現世”。美而善的妖女們所愛者，幾乎無一不是他那一類文人。自從他開始寫《聊齋》，他幾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裏，幾乎一生都在與他筆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愛著。
但畢竟，他背後便是他們嫌惡的當世，所以那當世的汙濁，漫過他的肩頭，淹向他的寫案—故《聊齋》中除了那些男人們夢魂縈繞的花精狐魅，還有《促織》、《夢狼》、《席方平》中的當世醜類。
《聊齋》乃中國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溫的“表情”。作者以冷漠對待他所處的當世，將溫愛給予他筆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滸》乃中國百年文化前頁最為激烈的“表情”。由於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被列為禁書。它雖產生於元末明初，所寫雖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響似乎在清末更大，預示著“山雨欲來風滿樓”……
而《紅樓夢》，撇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主線，讀後確給人一種盛極而衰的挽亡感。
此外還有《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構成百年文化前頁的譴責“表情”。
《金瓶梅》是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難一言評定的一種“表情”。如果說它畢竟還有著反映當世現實的重要意義，那麼其後所產生的不計其數的所謂“豔情小說”，散布於百年文化的前頁中，給人，具體說給我一種文化在淪落中麻木媚笑的“表情”印象……
百年文化扉頁的“表情”是極其嚴肅的。
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政治思想家輩出的曆史時期。在這扉頁上最後一個偉大的名字是孫中山。這個名字雖然寫在那扉頁的最後一行，但比之前列的那些政治思想家們都值得紀念。因為他不僅思想，而且實踐，而且幾乎成功。
於是中國百年文化之“表情”，其後不僅保持著嚴肅，並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是凝重的。
於是才會有“五四”，才會有“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百年文化“表情”中相當激動相當振奮相當自信的一種“表情”。
作家魯迅的“表情”個性最為突出。《狂人日記》振聾發聵；“彷徨”的精神苦悶躍然紙上；《阿Q正傳》和《墳》，乃是長嘯般的“呐喊”之後，冷眼所見的深刻……
“白話文”的主張，當然該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時代，我也會為“白話文”推波助瀾的。但我不大會是特別激烈的一分子，因為我也那麼地欣賞文言文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