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兩份戶口。一份證明身份；一份記載個人曆史。那第二份“戶口”，即每一個中國人的檔案。它從我們的中學時代起即開始由別人為我們“建立”了。以後將伴隨我們的一生。兩份戶口都與中國人的人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二十餘年前，戶口簡直可以說駕馭著我們的一生。
第一份戶口就不多說了。當年對一個城市人最嚴厲的處罰，便是注銷戶口。這種處罰每與刑律同時執行。現在不這樣了，乃是法律的進步。現在某些城市，已開始鬆動戶口限製，乃是時代的進步。
這裏談談我對中國人的另一份“戶口”的看法。
倘誰的檔案中，被以組織（比如團支部、團委、黨支部、黨委）的名義，或單位或單位領導個人的名義塞入一份材料，對其一貫的或某一時期的工作表現、生活作風、道德品質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麵做歪曲的、甚而帶有惡意的某種所謂“結論”，更甚而編造了情節，而其人始終蒙在鼓裏，全然不知……
倘此類事發生在從前，即“文革”結束以前，恐怕是沒有哪一個中國人會覺得驚訝的。我們從前的中國人，對這種現象已是見慣不怪。從前中國人檔案裏的種種材料，因為代表著組織、單位或領導，其真實性簡直是絲毫不容懷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實也真實。“文革”中對許多人搞“逼供信”，每以檔案中的材料為證據……
複旦大學有一位老師，與徐景賢開過幾次會，且曾“有幸”同室。徐怕鬼，卻又愛聽鬼故事。偏那位老師擅講鬼故事，在徐的央求下，講了幾則給徐聽，“文革”中就成了審查對象。審得他稀裏糊塗。後來終於明白，檔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寫著“對領導懷有不良心理”。“領導”怕鬼，還講鬼故事給領導聽，當然是“懷有不良心理”了。再後來經暗示方恍然大悟，於是從實招來，結果因而被定為“壞人”。再再後來被下放農村改造，貧下中農以為他慣耍流氓，一點兒好顏色也沒給過他……
我們原兒影廠的一位老大姐，年輕時檔案裏被塞入半頁紙，其中僅一行字—“常與華僑出雙入對，勾勾搭搭”。
就那麼半頁紙，就那麼一行字，無章，無署名，無日期。然而對她的人生產生了匪夷所思的作用。看過她檔案的領導皆以為她“作風不正派”。後來人們才搞清楚，其實她僅“經常”與一位華僑“出雙入對”，而且那華僑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親……
電影界的一位老同誌去世，我為其寫小傳，接觸到其檔案（已故之人的檔案就不那麼保密了），內中一封信使我大為奇怪—那不過是她年輕時寫給她親兄的一封親情信，紙頁已變黃變脆。隻因其兄當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證據入了她的檔案……
但，倘諸如此類的事發生在“文革”後呢？暴露於今天呢？
人們也許就不太相信了。
然而這是真的，並且就發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於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檔案十二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調動才得知。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著“本人完全認可”。不但“認可”，還“完全”。而十二年間，從無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之下向我核實過。其上打印著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簽字。也打印著當時兒影廠廠長的名字，代表領導簽字。而那位廠長和我一樣，十二年來全然不知此事，並且蓋著單位的章。但除一位當年主管人事的副廠長已故，一切任過兒影廠廠級領導的人皆全然不知。現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單位名義及廠長名義的材料，是一份嚴重違背人事紀律和原則的材料。甚而，可以認為是一件違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