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西方，宗教和法律已經同時宣布一夫多妻製的不合法，不合社會文明，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製。但是同樣在西方，那時對於同性戀卻是視為罪孽的，視為洪水猛獸，他們經常把同性戀者絞死或者燒死。到了今天，幾乎全世界都通過法律來確定一夫一妻製，而且全世界都對於同性戀由歧視到寬容、到由法律的信條來維護他們和所有人一樣的社會權利。在這裏我們看到道德與不道德，文明與不文明，經過了二三百年的時間，事實上發生了逆轉。如果在今天一個人依然歧視同性戀，那麼他可能被認為不是一個文明的人，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他的言行也是不文明的和違背道德的。因此，比如說要編一部自然科學的詞典，它是非常容易的。因為在自然科學的詞典中，許多定義，許多概念，是固定不變的。而且也不允許輕易變動，輕易變動將成為科學界的一件大事。但是在社會科學方麵，編一部這樣的權威性的辭典是非常困難的。許多概念都處於不穩定性中，都處於變化中。社會學的詞典，它恰恰是不可以固定不變的，一旦那樣，那社會學本身就死亡了。那正是因為這樣，我記得西方有一位社會學家就這樣說過，他說上帝啊，如果讓我從事的領域像自然科學一樣，多一些固定的形態，多一些固定的常識，那多好呢！
因此我總在想，西方人動輒所言的那個上帝，它意味著什麼？我不是宗教徒，但是我相信上帝，我想上帝肯定是有的，是決然存在的。在我的思想裏，上帝第一是人；第二他不是一個人，他是全人類。上帝在未來，在五十年以後，一百年以後，五百年以後的未來，在睽視著當代人，睽注著當代人，我們看不見他們，我們接觸不到他們，但是我們肯定會感覺到他們，因為我們知道，到時他們一定會存在在那裏。
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如果對於未來人類是有益處的，他們將通過曆史來感激我們，如對於未來人類是有害的，那麼他們將通過曆史來批判我們。未來的人類亦即我認為的上帝，他們就通過批判我們，來達成對於我們當代人行為的一種懲罰，被釘在曆史上。比如說中國的人口問題，我們想在50年代的時候，那一場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討論，當時的人們大部分都已經作古了。中國的人口問題，現在降臨在中國，它體現在中國，成為我們一切發展過程中第一位的、最大的難題。我們對此永遠保留評說的權利，那這就是文化本身的力量。
那到目前為止，在社會學的詞典中，我個人認為那些具有理想色彩的詞彙，它依然具有著引領我們向理性的社會、向更好的社會走去的那一個意義。包括理想這一詞彙，我們也應該重新去認識。中國人在從前的年代，受理想一詞的傷害很深、很大。這使我們有一種心理，我們對於凡是具有理想色彩的事情，都抱有本能的潛意識裏的排斥。而我個人想說這是不對的，也是不好的，對於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甚至是有害的。我們很難設想，某國家所有的公民都是現實主義者，都不去想這國家的明天或後天的事情，不去想和自己的子孫後代息息相關的未來社會的形態。那未來的人們，作為上帝，也是會譴責我們的。
第二段
我個人覺得不是我們被理想扭曲了，而是我們自己曾經怎樣地扭曲了理想這個社會學詞典中最美好、最寶貴的詞彙，扭曲了它原本的含義。比如說我自己，因為我從少年時到青年時讀的一些書，都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所以我是這樣的一個青年。比如說我在小時候，讀這個牛郎織女對吧，我對愛情就是從小、從少年起就抱有理想主義的看法。我認為隻要是以心相許，以身相許，那物質又算什麼呢？那時我想，哪怕我身邊都是高樓大廈，但隻要我能和七仙女生活在一起，依然是很幸福的。我當然和你也可以，是吧。比如說—（掌聲）
主持人：我們在座的很多女同學，可能還希望您再加一句，說和我們這兒很多女同學也可以。
梁曉聲：男耕女織，對吧？但是後來，男織女耕也可以的，對吧？“織”這一個動詞，可以使男人感情更細膩，對吧？但是後來，我以少年和青年的眼在人世間，尤其是在低層，我看到了那麼多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景象，這使我知道愛情不純粹是一種靠理想、靠詩意來支撐的事件。而且我後來也知道，馬克思的女兒愛上馬克思的弟子拉法格的時候，馬克思曾很認真地跟拉法格談過，你將靠什麼職業養家糊口？如果拉法格說，他要和勞拉一起效仿牛郎織女，去鄉下男耕女織的話，我估計馬克思也未見得會同意的。比如說讀《悲慘世界》，當讀到沙威投河身亡的那一段，他對我是有影響的。我相信關於良心的發現，關於良心的自我譴責，對於所有的人都是適用的。我相信人類大致都是這樣的。但是後來在“文革”中，我以青年的眼，看到了那麼多形形色色的沙威式的人物，他們是人，但是他們內心裏絕對沒有人性的溫度。他們冷酷無情，他們在那個年代，完全變為沒有正義可言，沒有公平可言的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用別人的血來染紅自己左派的紅頂子，用別人的淚來洗自己左派的嘴臉。所以整個“文革”中，我親眼目睹那麼多這樣的事情，這對於我的理想主義的形成是一種顛覆。而且我知道，這些人從不良心發現，從不懺悔。
那後來我在四十五歲的時候，因為你剛才談到《雪城》，《雪城》的第一部是非常理想化的，充滿了共青團精神。那因為我當年是班長、當排長，我本身是那樣的一個青年。但是到《雪城》第二部的時候，其實已經，我自行地在破壞掉那樣的一種氛圍，使這些知青們在城市的非常瑣細的生活中去體驗人生。然後到了四十五歲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我要和理想主義告別，類似宣言。但是最近，我以為我再也不會以理想的眼來看社會、來看世界、來看生活，我覺得，我變得特別地理性，而且有的時候覺得由於我不理想了，似乎我變得深刻了。但是我知道我內心裏麵，其實還是眷戀理想。我還是覺得人內心一定要擁抱什麼，隻不過那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已經尋找不到。後來由於上課的需要，我重讀了這個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這是他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所做的演講。在此之後不久，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實際上也像林肯一樣被暗殺了。那麼他在說，然而一百年後，黑人依然沒有獲得自由。一百年後，黑人依然翡慘地蹣跚於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枷鎖之下。一百年後，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質繁榮浩瀚的貧困孤島上。一百年後，黑人依然在美國社會中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國土家園中流離漂泊。所以我們今天到這裏來，要把這駭人聽聞的情況公之於眾，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來到國家的首都是為了兌現一張期票。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這指林肯，在擬寫憲法和《獨立宣言》的輝煌篇章時，就簽訂了一張每一個美國人都能繼承的期票，這張期票向所有人承諾，不論白人還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讓渡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然而今天，美國依然對它的有色公民拖欠著這張期票，美國沒有承兌這筆神聖的債務，而是開給黑人一張空頭支票，一張蓋著資金不足的印跡、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們決不相信，正義的銀行會破產。黑人得到公民權之前，美國既不會安寧也不會平靜。但是對於站在通向正義之宮艱險門檻上的人們，有一些話我必須要說，在我們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切不要錯誤行事導致犯罪。我們且不要吞飲仇恨辛酸的苦酒，來解除對自由的饑渴。朋友們我今天要對你們說，盡管眼下困難重重，但我依然懷有一個夢，這個夢深深植根於美國之夢中。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將會奮起實現其立國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夢想有一天，在佐治亞州的紅色山崗上，昔日奴隸的兒子能夠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同席而坐，親如手足。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小兒女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皮膚的顏色，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來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裏。這是我們的希望，這是我將帶回南方去的信念。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就能從絕望之山開采希望之石。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就能把這個國家嘈雜刺耳的爭吵聲，變為充滿手足之情的悅耳交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