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07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研讀哲學、心理學、美術史等。1921年，法國裏昂大學、美國紐約大學分別授予他文學博士和法學博士榮譽學位。1916年回國，次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在1924年和1926年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入選中央監察委員會。1927年，除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監察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外，並倡議成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同年7月，任第三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前身）籌備委員會委員。在杭州出席第三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討論該校章程等事項，直接參與並指導第三中山大學的籌建工作。1928年辭去各行政職務，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此文為1930年4月10日，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參觀浙江大學農學院暨蠶業改良場，在農學院全體師生召開的歡迎會上的講話。標題為編者所加。
筧橋農校我記得在十多年前曾經來過，不過那時是甲種農校。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一時是記不起了。我這次來到這裏，已覺得大非昔比，氣象已煥然一新，場地亦增廣許多。我們知道農是人生不可離的，北方人吃的麥，南方人吃的米，以及穿的衣服，住的房子，行的舟車，都是由農業上出產的東西做起來的。關係是何等的密切呢！我國素稱古農國。農業的進退，在世界上要算最先進的一國，但是業農者，終是墨守舊法，毫無進步。到後來海禁大開，西方文化輸入，固守手工業之我國，一切均形落後，生產事業日益衰落。我記得在庚子年間，在紹興有一個中西學堂，主持者是一位徐先生。他那時候看見日本農業的發達進步，他就主張改良我國的農業，追隨日本以期並駕齊驅。那時還有一位羅振玉先生，他也是努力改良農業的人，出版了一種農學報，專翻譯東西洋各國農業書報，以介紹於國人。那時候國內教育，尚未走入道軌，所以對於農業上之技術學識，甚少研究之人。徐先生又未受過農業教育，故結果總無若何成績。幸而後來政府，亦稍知注重，在各地設立了許多農校，如乙種農校，甲種農校，農業專門學校，大學裏亦設了一個農科。然而農業是農業，學校是學校，在學校之學生，不知農業為一種什麼科學，更無實地之工作；至於教員呢，亦是抄襲東西洋書籍，一本講義，年年傳授，亦不知是否適合於我國國情，從未加以研究及實地工作。國家年耗巨金，成效毫無，真是可痛心的事。諸位將來出去，便是要指導農人的。假使諸位仍是不明所以，毫無實地工作之能力，這樣文縐縐地到鄉下去，那末怎麼可以使農人相信呢？所以我勸諸位首重實際，課本還是次之，教員亦應以身作則，領導學生去做實地工作。更有進者，改進農業，尤須以最小之勞力資本去獲求最大之收益與生產。以前每人隻能種一畝田的，現在要想法種他十畝幾十畝；以前每天必須做工十小時以上的，現在要設法做工三四小時，就有同樣或超過之收獲，這樣農夫可有餘暇做其他工作或讀書，若能如此，農業之進步可拭目以俟。歐美在最近數十年來，對於農業技術上學識上之新發明，一日千裏。要知道這是他們費了許多精神研究而來的，並不是上帝厚給他們的。他們花了這樣的毅力，精益求精，日研月究，才發明了這些。然而反來看看國人，太趁現成了。有了錢可以買他們的機器，同時又可翻抄他們的學理。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國是有一國的國情的，氣候天時固然不能一樣，而土質地形更是不能一樣的。我國現現成成抄了他們的文章，買了他們的機器，結果當然不會有多大好處。對於這一層，我更希望諸位和教員，切不可貪懶惰，必須切實研究才好。貴院近年來的設備，已日益充裕，這正是諸位很好的機會。更有一層希望於諸位的，就是諸位將來是出去做指導的人，在校裏就要和社會發生效力和關係。像美國他們的農業學校，對於民眾最發生密切的關係。即如南京的金陵大學，今日能有相當之名譽，亦以其能努力與民眾發生關係的推廣工作之故。貴院的改良蠶種，所以能受鄉下人的歡迎，亦在努力推廣之故，其他如稻麥蔬菜花果畜牧森林，要想在我國謀相當之發展，又何獨不然。
以上所言，是門外漢的我一些拉雜感想，所希望於諸位的，願諸位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