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三十一日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日對我來說，巳失卻了童年時代的歡樂色彩，逐漸變得淡漠起來。忙忙碌碌、紛紛擾擾的日子裏，時常還會把生日這天輕輕易易忘記了。
但是有三個日子，在我的記憶中卻怎麼也抹不去。相反，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三個日子對我愈發地顯得鄭重而有意義了。那不是盛大的節日，不是民間傳統的佳節，而是三個普普通通的日子，和我的命運利害攸關的日子。
第31個日子是1969年的3月31日。那天在上海，是晴朗的春日，輝煌燦爛的陽光仿佛特意變得格外的明麗。在長篇小說《蹉跎歲月》的後記中，我這樣寫到這天：“鑼聲響了，鼓聲響了，一片嘈雜的響聲中，紅旗在揮動，人流在湧動，高音喇叭在呼叫，鮮花、笑臉中夾雜著毫不掩飾的哭泣，火車輪子滾動了……“我就在這樣的股潮流中，離開上海，到陌生的，遠在五千裏之遙的貴州山鄉去插隊落戶，去接受再教育，或者，拿當時句最時髦的話來說：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
“翻開了我生命旅程中新的頁。”後來我在許許多多操筆墨生涯的同時代上海人筆下，讀到許多對彭浦車站的氣氛和環境的描繪，可見它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和經久的。生離死別本來就催人淚下，況且是在那樣個特定的時代與難忘的時刻。
對於我來說，這個日子之所以難忘，。還在於她把我送往茫無可知的未來，送進了那山也遙遠、水也遙遠、路也十分遙遠的荒蠻貧困的山鄉。我在那山鄉裏，過就是漫長的十年。十年嗬，青春有幾個十年？人生有幾個十年？
記得，乍到貴州，是在個小站“貴定”下的車，集合好隊伍，聽完安排，通過扇僅能過個人的小門，踢踢踏踏在幽黑晦暗的路途上走了二裏，才到達目的地。我們睡在所中學的教室裏，地板上鋪著穀草，蓋的是隨身攜帶的棉衣。我在長篇小說《三年五載》三部曲的序言中寫過：“迎接我們的，是場奇特的倒春雪。雪花釈呀釈呀，釈落在盤山繞坡的公路上，飆落在送我們去山寨的卡車上，釈落在連綿無盡的、對我們來說充滿了神秘感的大山的脊梁上。氣溫降到了零度以下……”仿佛就是從那時起，從觀察春日裏很少見的飄雪開始，我抱著絕大的好奇，學著觀察村寨上和山鄉裏的切。
記得，在繁重累人的大忙季節以後，便是多霧多雨的山寨上綿長的雨季。不要說知青們沒事幹，就連勤快的農民們，也都貓在屋裏抽葉子煙，擺龍門陣，打撲克牌消磨光陰。哦，光陰！當時光需要消磨的時候，那必定是閑得骨頭都發癢了。我時常練習寫作，寫累了便坐在淋不到雨的屋簷下，似乎是消磨光陰般癡癡地瞅著雨從天空中斜斜地落下來。下小了，雨簾是釈飛的，雨絲兒是無聲無息的；下大了，聲音是嘈雜而響亮的，農民們形象地驚呼：“下響起來了！”下得不大不小的時候，山野田壩裏便是片細刷刷的聲音，那是雨點均勻地傾瀉不盡地灑落在綠色植物上。
記得，從觀察雨開始，我又看見了風。第次說風是看得見的時候，同下鄉的知青說我想寫書想“瘋”了，風怎麼可能看得見呢？我便認認真真告訴他，這會兒風是從高山之巔刮下來的，不信你聽那吼嘯的聲音，不信你看那片蒿竹林全往側邊傾斜；而到了晚上，風又從埡口那裏吹來，帶著寒冽、帶著潮氣和冷霧，也帶著颯颯的聲響……雨是如此，風是如此，雲也如此，神奇的大自然裏切的切，都成了我觀察的對象，激起了我濃厚的興趣。當然更有活靈活現千姿百態的人，人的形象，人的經曆，人的個性，人的舉止談吐和服飾打扮，全成了我關心的對象……久而久之，所有我潛心觀察過的切，在我筆下便自然而然地生動且逼真起來。
現在寫來，那段歲月裏的切仿佛充滿了詩情畫意。哦不，不是這樣，插隊落戶的日子裏，更多的是勞動，是挑糞，犁田耙田，鏟敷田埂，鑽煤洞挖煤，上磚窯當小工，背灰，打煤巴，上糧，天幹下來，最好腳也不洗就倒在床上。還有天天如是地粗礪的難以下咽的包穀飯和清湯寡水的“老炤菜”……隻不過這切據說在我們這些人裏巳經寫得太多太多，我不想過於渲染了。
我想說的是，我的青春，我的思考和追求，甚而至於我的戀情，都是在這段歲月裏開始的，我的人生之路，就是由此走出來的。
第二個日子是1979年的1.月31日。又是個31日，這是不是巧合我說不上來，但那是確實的，在長篇小說《在醒來的土地上》的後記中，我這麼寫道：“（就在那天），省裏把我調到作協分會，我平生以來領上了第份工資，二十八元整。那年，我三十歲了，已經出版了五本書。”我牢牢地記著這個日子，不僅僅因為這是我離開農村的日子，而是從這天起，我真正地確定了自己的職業，當上了自小夢寐以求的專業作家。二十八元雖少，但這是職業作家的工資，也因為我在此之前沒有工資，隻好就從最低的工資拿起，走上了我自己選擇的文學之路。這個日子的值得紀念，還在於我可以不無自豪地說，我在山寨農村當了整整十年又七個月的知青，不曾為了上調，為了達到諸如升學、進工礦、上大學的目的，而去討好、孝敬、拜托任何權勢人物或是拍他們的馬屁。我這樣說絕非蔑視當年些這樣做過的人，他們也是迫不得巳，也是出於無奈。我隻想說，我沒有這麼做，我在偏遠鄉村呆了這麼久，那是我的選擇；我當上了職業作家（確乎是早了些），那也是我的選擇。
如果說在鄉間度過的漫長歲月是逆境，那麼從這天起我便步入了順境。我的書本本印出來，我的作品被拍成電影，被改編成家喻戶曉的電視連續劇，我的小說不斷地在電台的小說連播節目中播出，我的事跡被人寫成不止篇報告文學，並由新華社寫成通訊稿播發國內外，中央電視台拍攝了《葉辛和蹉跎歲月》的二十分鍾專題片（1982年12月），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為我專門拍攝了紀錄片《祖國新貌》（1982年22號）。我從沒想到在那些寂寞的鄉居歲月裏的困擾、思索、追求、努力、潛心寫作會給我帶來這麼多的榮譽：1983年我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青聯常委；1984年被評為全國自學成才優秀青年；1985年榮獲首屆五勞動獎章，四化建設標兵，全國優秀文藝工作者稱號；1986年當選為貴州十大優秀青年新聞人物；1987年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我真正地受寵若驚了！我能說的隻是，我多少還有點自知之明，其實我並沒做什麼，隻不過是寫了幾本書而巳。我絲毫不敢怠慢，除了做好本職工作，當好雜誌主編和份內工作，我唯有牢牢抓住手中的筆，今天寫作，明天寫作，後天還是寫作。落葉枯黃的冬三月也好，蚊蠅猖獗的酷暑炎夏也好，我都在勤奮地創作勞動中度過，讓自己的作品和讀者對話，讓自己的感情通過文字和讀者交流。這天如果我坐在桌子前，寫下點什麼，我就感覺踏實和充實。反之，不論做什麼事兒，我都有點兒心神不寧，煩躁不安。日子就這樣天天地過去，竟然流逝得那麼快捷那麼不為人所知。
第三個日子是1993年的8月31日。這是第三個31日，這會兒我相信31日和我是有緣份的了。這是我在貴州度過的最後天。早在半個月前，我妻子帶來了上海發出的調令，半個月裏我整理東西，把數千冊書籍包紮裝箱，還最後次代表貴州去北京參加了全國青聯七屆次會議。到8月31日，我巳經把所有要帶走的東西裝了滿滿兩個五噸集裝箱運走了。四室廳的房間裏顯得空空蕩蕩，說話四壁間竟然還回蕩起空鳴音。該告別的地方我都去走過了，該說的話我在篇寫給《貴州日報》的文章裏統統寫下了，似乎已沒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了。但，我仍然在空蕩蕩的房間裏走來走去，時而歪在木椅上，時而坐靠在窗台上。我意識到調歸上海將是自己生活中的又次重大轉折，而未來的路還很長很長，我能像以往那樣，仍把腳步踩得牢實而又穩重嗎？在貴州的這些年裏我寫下了三十本書，其中28本出了單行本，最後的兩本也巳收到了采用的通知。在今後的數十年裏，。我還能像以往那樣勤奮多產嗎？
一切都是未知數，切都還須走起來看。但我終究仍得往前走，走回故鄉，走入新的生活環境，走入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天地。從二十年前來到貴州，到二十年後的今天告別貴州，我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留給了這塊富饒的也是貧困的鄉土，我把經曆的苦難和風流留給了這塊提起來就心潮難平的鄉土，我也把我的腳印留在了這裏。
記不飧是哪個說的了：“逆境的美德是堅韌，順境的美德是節製。”在巳逝去的那些日子裏，我想我正是這麼做的，我還將抱著這樣的信念去走我的人生之路。
這就是和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三個日子，三個不同的但又互為聯係的31日。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將倍加清晰地記住這三個普普通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