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鐵路工地回到山寨上，在次田頭歇憩時，我聽個農民說，隔鄰公社有個供銷社主任，當年還是個少年，為替剿匪民兵送信，被土匪圍在所寺廟裏，虧得他是木匠家的孩子，會脫榫頭，趁著天黑脫落了木結構寺廟的後壁，鑽進樹林脫了險。
在我剛插隊的第二年夏天，縣裏麵下令，全縣出動圍捕逃跑的三名罪犯，每個山洞都要搜，我也隨著民兵，鑽逬了山洞。這使我對資州山區溶岩形成的喀斯特地形，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認識，知道了這些洞奇妙無比，洞中套洞，別有番天地。
所有這些零零星星的感受和體驗，在農閑時節到來的那些日子裏，全都浮現在我的腦子裏，逐漸變成了個小故事。隨著故事中的人物天比天清晰，故事線索天比天明朗，我的創作衝動天比天強烈，似乎到了非要把它寫出來不可的地步。
要是寫出來不成功怎麼辦呢？我猶豫著，躊躇著，決定這次寫稿不用稿紙了，先把它寫在隨便什麼紙上再說。在偏僻山寨，要找疊紙還真不容易，我七拚八湊地買了幾本練習薄，找了幾張白紙裁開，又把同學給我寫來的信也利用上——在反麵寫！總算湊齊了將近百張紙。寨子上說不出工了，我迫不及待地抱著那疊紙，跑到村寨外山頭上的所破廟裏，用了個星期的時間，把想好了的小故事寫了出來。這就是我的處女作《高高的苗嶺》最初的草稿。
寫完了，我感到陣輕鬆，點欣慰。我跑上山巔，眺望著遠山近嶺，心裏說，在這山也遙遠、水也遙遠，路途自然也是十分遙遠的偏僻村寨上，我沒有在農閑的。子裏白白浪費時間，沒有在吹牛聊天打撲克中粍費光陰，而是多少做成了件事。不過，我的故事中沒有“三突出”，也沒有尖銳複雜的兩條路線鬥爭，人家要不要呢？因此，盡管故事寫出來了，我也不敢送出去，隻好找來張牛皮紙，封成隻紙袋，把這百來張不規則的稿紙裝進去，存到箱子中間。不是我能預見到它會印成書，而是這四五萬字，是我的心血啊！
這一放，就放了整整兩年。
1975年，我被叫到上海修改長篇小說《岩鷹》，住在出版社的作者宿舍裏。很巧，住在我隔壁的是《礦山風雲》的作者李學詩同誌，他看我年輕還未脫盡稚氣，話語中再鼓勵我寫點兒童文學。每周必定要來看他的少兒社編輯餘鶴仙同誌，也鼓勵我寫。在他多次鼓動下，我的心也熱了。我要了百張稿紙，把《高高的苗嶺》譽抄在上麵，送到了少年兒童出版社。我碰上了兩位熱心責任編輯薑英和周曉，他們給我提意見、出主意、理清人物思想脈絡，前後經過三次比較小的修改，在文字上作了詳盡的潤色，竟然定稿了！經過畫插圖，看校樣，這本薄薄的小書，在1977年的春天出版了。小說第版二十萬冊；1979年5月印行的第二版十七萬冊。美術出版社很快改成連環畫本，北京電影製片廠和北京電影學院又根據小說由我和謝飛共同改/編拍攝了兒童故事片《火娃》公映。以後又譯成了盲文、朝鮮文。
所有這些，都是我當初在偏遠的責州山巔破廟裏寫這本小說時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一晃眼，十幾年時間過去了。離開我寫作《高高的苗嶺》的草稿，竟有近二十年了。近些年裏，時常收到些好心的讀者們來信，詢問我的第部作品是什麼時候寫的，處女作是怎麼出版的，我通過後記把它寫在這裏，不致於是多餘的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