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什麼叫“知天命”，我的理解是，人到了這個年紀，應該知道自己幾斤幾兩，到底能幹點什麼，命中注定該幹點什麼。
一晃，自己已經越過五十歲了。而先前，曾經覺得離五十歲那麼遙遠。時光催人老，這個世界上，最無法征服的，最無情的，就是時光，就是歲月。五十年，主要幹了三件事：上學，當兵，寫作。故鄉在魯西平原上，離黃河很近，離貧窮更近。父母都是農民，沒文化，處於社會最底層，靠出力流汗拉扯幾個孩子，日子艱難得很，上學可是一件頂頂奢侈的事。祖父認為讀書無用，白糟蹋錢，上學的孩子“坑爹”，於是反對我上學，希望我早點退學，下地掙工分。母親堅決不幹，說不讓兒子上學，不但“坑兒”，到頭來更是“坑爹”。正是在母親頑強堅持下，我讀完初中讀高中，然後於一九八○年參加高考，竟然考上了軍校，成為改革開放之後，也許是解放之後，村裏頭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命運就這樣被改變。
從我十六歲上軍校算起，至今已當兵三十五載，算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兵了。當兵，沒做出軍人該做出的成績，沒吃過多少苦，沒有建功立業，隻是在基層部隊晃蕩幾年，就到機關寫公文材料，不久又開始寫小說。一九九三年，二十九歲的我成為軍隊專業作家。當兵的歲月，其實有一大半與寫作為伴。
現在回頭總結，自己愛上文學創作，與讀了一些小說有很大關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剛剛邁入青春門坎，無聊之際，讀了王蒙、劉心武、張賢亮、李國文、叢維熙、蔣子龍、魯彥周、張一弓，以及軍隊作家徐懷中、李存葆等人的小說。當時這些作家最大的一個特點是（那時候幾乎所有的中國好作家都是如此），他們站在時代的潮頭上寫作，勇於揭示民族的苦難，反映人民和社會的疾苦，點燃被壓抑的人性的光輝，直麵人生，直麵社會現實；他們讓文學走在了時代前列，開創了新時期文學的空前繁榮。換言之，那個時候我讀到的中國小說，強烈的政治色彩與充沛的文學激情相融彙，讀來痛快淋漓，作家敢說真話，尖銳大膽，讓人讀後大呼過癮。
於是，你就很難舍棄它。
就這樣我愛上了文學。
好景不常在。十幾年之後，大約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文學之樹已呈現出凋敝之態，後來愈發不堪。文學的衰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多元文化的爆發和大眾娛樂的狂飆突起，文學空間被擠占，讀書人越來越少，文學後備力量流失嚴重。
作家本身有沒有責任？
我認為，責任不小。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不少作家寫作越來越小眾化，不關心現實，遠離時代，缺乏擔當，熱衷於描寫杯水風波、雞毛蒜皮、家長裏短，不痛不癢，自說自話，顧影自憐。本來社會上有兩種人最需要為民族擔當，一種是有良心的政治家，一種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作家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結果，作家部分缺席，不去關心國家命運、民族未來，很少出現振聾發聵的作品。你不關心時代，時代就會拋棄你；你不關心大眾，大眾就會拋棄你；你不關心生活，生活就會拋棄你。就這麼簡單。
當了十年專業作家之後，我感覺文學創作已如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作為軍旅作家，不能去抒寫基層官兵的精神苦悶，反而要重複以前的作品，我看不到創作希望。二○○三年前後，我暫時放棄了小說創作，開始寫電視劇本。有人認為寫劇本是為了錢，我不否認有這個原因在裏麵，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知道自己作品的人多一些。辛辛苦苦寫一部小說，賣一萬冊都困難，壓根兒沒有幾個人讀，你還有心情寫嗎？寫一部電視劇，哪怕再差，隻要能在衛視播出，就會有成千上萬人觀看，罵也好，誇也好，作為編劇，總能滿足一點小小的虛榮心，對吧？這也是一些作家轉行寫電視劇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