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我一直痛苦了很久，尤其那些生活的藝術時不時在你的眼前晃動；藝術的音符時不時在你的腳下跳躍；文化的感慨、文學的敏銳時不時在你腦海呼之欲出，使你不無激動，不無靈感。而每每此刻卻又被諸多瑣事、煩惱之事，甚至是一些偷雞摸狗之事，搞得心煩意亂，有時氣急敗壞時，心中會不時地升起一股懊悔的情緒。就連這篇後記的寫作過程，深夜裏、假日裏，竟然也成了痛苦的過程。本應一蹴而就，卻成了一個連續數次被一些無端的人、無端的事，無情地、毫無道理地打斷停下、重來的氣憤過程。
或許生活的辯證法就是這樣，不管你主動也好，被動也好，隻要有了選擇，專注和付出就是必須的。其實，我停止寫作和出版作品，也並非是一種簡單因出版繁瑣、市場運作複雜的原因所致，也不完全隻是因為時間緊迫、精力有限，無暇顧及、無有情緒和時間去創作所致，這確實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那種特殊的存在背景下，我對藝術的認識，不能不進行新的理解；在我心靈深處，對擔負的工作和藝術，不能不進行新的調整和分工，尤其肩上挑起社長兼總編輯這副重擔之後，我的責任告訴我，必須將許多一往情深的追求，一直以生命作為代價、一生作為代價的文學事業暫時停止下來，暫時拋在腦後。必須犧牲這一生中最佳的創作黃金期，去全身心地履行一項新的使命，去開始一項全麵地奉獻，開始一項春蠶至死、餘絲未盡的新的事業。盡管不情願，也必須如此，且要具備一種永遠隻爭朝夕的精神。
為此，少出幾本書，甚至從此不再出書，也就成了一種自然，成了一種必然，甚至成了一種必須。
其實，中國傳統美學中早有“淡則雅致方能脫塵俗”之說，真正的藝術並不以存有多少量而論，藝術的高低更不以存有多少浮躁來進行區別，真正的藝術家是甘於寂寞的，是不以外物的實用功利所滯礙審美觀照的。山水名家陳玉圃在畫論中曾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人之所以有煩惱是因為有‘物欲’，‘物欲’越大，煩惱就越深。要想從煩惱中解脫出來，那就要舍棄，或者至少要節製‘物欲’。況且諸法無常，不僅名利，連生命都是無法想象的虛空，追逐名利、物欲又有何意義呢？又有什麼意思呢？”陳玉圃先生選擇了甘守寂寞之道，使他“畫道無為”的藝術找到了憑借，這種“去物”的審美觀照方式，使他的畫作“不留一物，其神卻與萬物交融”。應該說，陳玉圃先生的這一藝術觀是非常正確的。多年來，我雖然一直忙於管理，奮鬥於這個整體的事業，但正是守著這樣的原則，甘於寂寞地日複一日地做著利他利人的事情，久之，便自然地養成了一種習慣，漸漸便沒有了那種浮躁，沒有了那種熱盼，乍一看每天也在“轟轟烈烈”，卻沒有了那種求榮求利的欲望。隻想幹點實事，做個普通人。而對文學與藝術的追求，也從過去那種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到漸漸走向平和，走向自然，以至完全放棄了那種常人具有的追名逐利觀。
當然，人生的事情是很多的，有時很忙亂、繁雜。但我曆來以為，一個成熟的人，往往既能善於堅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又能善於駕馭這種繁雜和忙亂。如何在這種忙亂與繁雜中，處理好分工，處理好繁雜和創作的關係，從而使自己的創作達到一種平和寧靜的審美境界，確實不是一件簡單而容易的事情。在這裏，僅僅依靠擺脫物欲的纏繞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我1：勞”的纏繞，也就是說還必須“去我”。這種“我”就如同陳玉圃先生在畫論《心畫臆說》中所講“心畫”之“心”一樣。他說：“所謂心者，本性空明清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作為畫家“不應執著外相，要透過色聲香味觸法諸外境，近窺其原自清寂的本真，而所謂‘心畫’之‘心’，本真心而已。本真心寂兮寥兮，不著空有，作為畫人，或執著於遣興之快意，或執著於繪畫之形式，從理論上說，卻沒有發現本真的奧秘！”那麼，畫家如何能求取“本真心”呢？在他看來一是“無為”，一是“無心”。所謂“無為”是“無求、無住也”；所謂“無心”是“無欲、無想也”。隻有“四無”才能擺脫“我”對“畫心”的纏繞，才能求得畫家的“本真心”。求得了“本真心”，自然作畫無欲，故心境澄明，澄明則慧出，慧出則心無滯礙，故能心忘乎手，手忘乎畫，使心與畫圓融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