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想堅持寫詩，而是不舍得放棄一種快樂。
也許每個時代都有一個李白，隻不過生於唐朝的那一個，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時代。所以他活了下來！其餘的時代沒準也有類似的人物，因為身不逢時，而夭折了，或被埋沒了。說到底，中國詩歌，有一個李白就足夠了。他並不需要更多的替身。即使你可以模仿他，你所置身其中的時代，卻無法模仿唐朝。
李白的偉大在於他超越了萬有引力。杜甫的偉大在於他體現了萬有引力。前者的飄逸，後者的穩重，蓋源於此。我所謂的萬有引力並非僅指地心引力，還包括道德、傳統、體製等社會性的價值觀。
雖然告別了青春，我仍有想瘋一把的衝動。不知這意味著對青春的挽留，還是為之設計一個輝煌的葬禮？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無所事事。選擇一處被遺忘的空房子住下來。讓生活既不前進，又非倒退，而是在原地踏步。卻又覺得自己走得比遠更遠。
傷口結疤了。這是脆弱的自我長出來的鎧甲。為了防範再次的傷害。越是疼痛的記憶，說不定遺忘得越快。
他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雖然大多是悲劇。甚至他都懷疑自己是某個悲劇作家筆下的人物。或許人類的上帝原本有兩個，一個是熱愛喜劇的，一個是熱愛悲劇的。很不巧，他為那個熱愛悲劇的上帝所愛。成為不幸的幸運兒。
入睡之後，一盞燈在體內點燃，夢境被照亮。多麼大的舞台，多麼逼真的布景……哪怕觀眾隻有我一個。醒來則意味著那個虛擬的世界重新陷入黑暗。
詩人的寫作，都是為了尋找自身那看不見的胎記。也許並不是胎記，而是這種對虛無的尋找，使他們與平庸的人群區別開來。詩人的神秘感最終迷惑的隻是自己。如果你不曾迷失，你就沒啥可寫的。詩人一生中所有的路標，都是為了幫助他更快、更徹底地迷路。
各取所需：你擁有了有，我擁有了無。所謂的無，可以是什麼都沒有，也可以是什麼都有。你不能從有裏麵發現無，我卻能從無裏麵發現有。這就是我與你不一樣的地方。
詩不會教我怎樣生活（不會教我怎樣生活得更好，卻有可能教我怎樣生活得更糟），而生活卻可以教我怎樣寫詩。我寫詩，不是為了生活（其實它已構成我的另一種生活，精神生活）。我生活，卻是為了寫詩：醞釀出詩之後，我所有的生活都已成了酒糟，散發出穀物發酵的氣息。形而下是為形而上服務的。而不是相反。
詩是一種癮：中毒者呼喚著的其實不是解藥，而是更大劑量的毒品。你在其中越陷越深。每一首詩帶來的陶醉都增強了你的依賴感。你仿佛永遠在為下一首而活著。
我今年38歲。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個年齡。我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雙重使命：不僅為自己，還要接替另一個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沒來得及寫的詩全部寫出來。包括他那些還沒來得及開始或完成的愛。我正在把虛擬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輩子變成現實。這也是我的下半輩子：與另一個活著的死者同在。
和伊沙等早年的詩友重逢在一次朗誦會上。我說了一段話：這麼多年過去，我的詩既不是“知識分子”的，又不是“民間”的，更不是“第三條道路”的，它還是我自己的。為之感到驕傲還是遺憾？相對於流派林立，爭論激烈的詩壇，我更樂意保持一種“票友心態”。因為詩不屬於熱鬧，而屬於寧靜。詩的意義，不在於共性，而在於個性。藝術可以劃分群落或派別，而詩比藝術更為高明之處，正在於：每個詩人都應該自成一派，有獨立的審美體係。人數越多的詩歌流派，越令我懷疑：其詩風要麼是太容易模仿了，要麼是太容易被模仿了，缺乏必要的難度。一個詩人，做到拒絕仿效別人，是容易的；做到令別人無法仿效，則太難了。相比而言，我更關注詩壇上“孤獨的人”或“多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