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節也屬於倫理道德範疇。但是在世界各國倫理道德的學說和實踐中，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強調氣節。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講氣節的地方不勝枚舉。《孟子·滕文公下》也許是最具有典型意義的：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樣的“大丈夫”是曆代中國人民的理想人物，受到廣泛的崇拜。
中國曆來評騭人物，總是道德文章並提。道德中就包含著氣節，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中國曆史上有一些大學者、大書法家、大畫家等等，在學問和藝術造詣方麵無疑都是第一流的，但是，隻因在氣節方麵有虧，連他們的學問和藝術都不值錢了，宋朝的蔡京和趙孟頫，明朝的董其昌和阮大铖等等是典型的例子。在外國，評騭人物，氣節幾乎一點作用都不起，審美觀念中西也有差別。“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這樣的倫理道德境界，西方人是難以理解的。
寅恪先生是非常重視氣節的，他給予氣節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涵義。對於王靜安先生之死，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寫到這裏，已經牽涉到愛國主義問題。
1990年
（本文節選自《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在中國有極悠久的曆史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古代所謂“士”，一向有極強的參政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意識的具體表現。從孔子、孟子、墨子等等先秦諸子，無不以治天下為己任。盡管他們的學說五花八門，但是他們的政治目的則是完全一致的。連道家也不例外，否則也寫不出《道德經》和《南華經》。他們也是想以自己的學說來教化天下的。
仔細分析起來，愛國主義可以分為兩種：狹義的與廣義的。對敵國的愛國主義是狹義的，而在國內的愛國主義則是廣義的。前者很容易解釋，也是為一般人所承認的，後者則還需要說一下。中國曆代都有所謂忠臣，在國與國或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中出現的忠臣，往往屬於前者。但也有一些忠臣與國際間的敵我矛盾無關。杜甫的詩“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確實與敵國無關，但你能不承認杜甫是愛國的嗎？在中國古代，忠君與愛國是無法嚴格區分的。君就是國家的代表，國家的象征，忠君就是愛國。當然，中國曆史上也出現過一些阿諛奉承的大臣。但是這些人從來也不被認為是忠君的。在中國倫理道德色彩極濃的文化氛圍中，君為臣綱是天經地義。大臣們希望國家富強康樂，必須通過君主，此外沒有第二條路。有些想“取而代之”的人，當然不會這樣做。但那是另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與我現在要談的事情無關。真正的忠君，正如寅恪先生指出來的那樣，“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這是我所謂的廣義的愛國主義。
至於狹義的愛國主義，在中國也很容易產生。中國曆代都有外敵。特別是在北方，幾乎是從有曆史以來，就有異族窺伺中原，不時武裝入侵，想飲馬黃河長江。在這樣的情況下，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者，代有其人。這就是我所謂的狹義的愛國主義。
這裏有一個關鍵問題，必須分辨清楚。在曆史上曾經同漢族敵對過的一些少數民族，今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有人就主張，當年被推崇為愛國者的一些人，今天不應該再強調這一點，否則就會影響民族團結。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們是曆史唯物主義者，當年表麵上是民族之間的敵對行為，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不是國內民族間的矛盾。這是曆史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怎麼能把今天的民族政策硬套在古代的敵國之間的矛盾上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全國人民千百年所異常崇敬的民族英雄，如嶽飛、文天祥等等，豈不都成了破壞團結的罪人了嗎？中國曆史上還能有什麼愛國者呢？這種說法之有害、之不正確，是顯而易見的。
1990年
（本文節選自《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