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這樣的困惑，我在故鄉廣闊的大地上漫遊，為自己繼續寫下去尋找更深廣的支撐。這些支撐是大地、族群的記憶，是人們與自己的生活。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就是要與所有這些因素深化聯係與感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寫作。
第一次得獎的作品是一首詩，詩題叫《母親，閃光的雕像》。這個獎評了幾屆就無疾而終了。詩寫得不算好，詩思卻是由一群鋤草的健美的婦女:所觸發，也就是被美所觸發，而不是其他。至少，這個出發點是正確的。具體的時間記不清了，年份是1982年。
就這麼一路寫下去，主要是《草原回旋曲》和《梭磨河》兩組詩百餘首。
其間，開始嚐試中短篇小說的寫作。寫過一段時間，覺得路數對頭，像樣的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說《老房子》，時間應該是在1985年。
以後還一直在寫。有些寫得不錯，比如短篇小說《阿古頓巴》，我認為這是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說；比如抒情詩《群山，或者關於我自己的頌詞》，我開始思考個人與自然、與族群之間的關係。寫作對自己來說，日漸變成一個嚴肅的事情。
這期間的作品，集成了兩本書：詩集《梭磨河》，1989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小說集《舊年的血跡》，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到此為止，我寫作的業餘愛好期結束了。
出版了兩本小書後，我老是想自己的寫作到底能達到一個怎樣的水準？低水平的寫作有什麼意義？要不要結束寫作？帶著這樣的困惑，我在故鄉廣闊的大地上漫遊，為自己繼續寫下去尋找更深廣的支撐。這些支撐是大地、族群的記憶，是人們與自己的生活。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就是要與所有這些因素深化聯係與感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數月漫遊的結果是一首兩百多行的詩《三十周歲時漫遊若爾蓋大草原》。這是我最後一首詩，以後一兩年還發表過一些詩，但都是舊作了。在這首詩中，我認定自己有條件把文學當成終生的事業。
20世紀90年代初，寫了一些中短篇。這樣一些作品是讓自己比較滿意的:短篇《歡樂行程》、《銀環蛇》、《野人》、《群蜂飛舞》等，中篇《孽緣》和《寶刀》。我說滿意有兩個意思，一個當然是指作者對小說因素的敏感得以顯現，再一個是為將來的寫作預示了更多的可能性。這些作品後來大多收入長江文藝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的小說集《月光下的銀匠》。
1994年寫作長篇《塵埃落定》，還用多餘材料或者說餘興寫了中篇《月光下的銀匠》和《行刑人爾依》。兩篇後寫的東西都先於長篇麵世。1998年長篇才得以出版，暢銷，作為一個作家為人所知，得獎，等等。
2000年，再一次漫遊故鄉大地，寫作並出版長篇遊記散文《大地的階梯》,再次梳理地方曆史，再次尋求自己與根植於其中的大地與族群的關係。正是這樣的思考讓寫作再次停頓，並一停數年，其間，隻在2001年隨團訪曰期間，被有關溫泉的風習所觸動而寫了一個中篇《遙遠的溫泉》。
其間，因為編輯工作的緣故，寫了一些關涉自然科學的隨筆，部分結集收入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就這樣曰益豐盈》。
2004年冬天，再次準備上路了。先是小小的一次試筆，一個短篇小說《格拉長大》。
然後，開始為一個叫機村的村莊立五十年（1950年至1999年）的傳。2005年完成機村故事的前兩卷《隨風飄散》和《天火》。出版前兩卷時，這個多卷本小說取名《空山》。以後陸續寫成第三卷《達瑟與達戈》、第四卷《荒蕪》、第五卷《輕雷》和第六卷《空山》，直到2007年年底寫完最後一卷。
其間，2007年春節，突然起意寫一組跟《空山》相關的短篇，沒想到一口氣寫了十二篇。寫完以後，正好分成兩組，一組人物素描，一組是寫新事物如何在那個叫做"機”的村子裏相繼出現。這是我很看重的一個收獲，一個有些意外的收獲。
2008年開始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正在進行中。現在就常常有人來問:《格薩爾王》後計劃寫什麼？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隻知道還會繼續寫作，我並不對未來的寫作作具體的規劃。我隻是繼續過去的方式：生活、閱讀、感受、思考，等待寫作衝動與構想的自然湧現。
我時時提醒自己，不是為了寫作而生活，也不是為了生活而寫作。
編輯的意思是要我寫一個類似於創作年譜的東西，我開玩笑說：“你是讓我自己研究自己。”而我無法完成這個任務。因為我不太願意做收集與自己創作相關的材料的工作——這種以備研究的工作，結果就有了這麼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而且裏邊提到的一些作品的年份還不一定準確。但我想，這樣一篇東西，放在這個集子後麵，權當後記，也許還有點意思。
小說《格薩爾王》再版後記
也許，我們還有機會一起重溫這次經曆，重溫這部偉大的史詩，重溫西藏的曆史與文化，看看當一個世界還存在著多元而豐富的文化的時候，該是一件多麼有意思的事情。
一部活著的史詩
我要從一首詩開始：
智慧花蕊，層層秀麗，少年多英俊，觀察諸法，如鉤牽引，扣入美女心，徹見法性，明鏡自觀，變化千戲景，作者為誰，乃五髻者，嚴飾住喉門。
在西藏，更準確地說，是在藏族人傳統的寫作中，無論即將展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題材，也無論這本書是什麼樣的體裁，一定有這樣的詩詞寫在前麵。這首詩是藏族一本曆史名著《西藏王臣記》開篇時作者寫下的讚頌詞，作者是五世達賴喇嘛。這首詩是獻給文殊菩薩的，進過寺院的人應該都熟悉這位菩薩，他和另一位菩薩普賢，常常跟釋迦牟尼佛並立在一起，所謂左文殊，右普賢。一個騎獅，一個乘大象，騎乘的動物與方位，是辨識特征。為什麼要讚頌文殊呢？因為他是智慧的象征，又稱自在之王。讚頌他，是祈望得到他神力的加持，開啟才智，以便寫作順暢並充滿洞見與真知。
我所要展開的話題，並不專注於宗教，而更多的是作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藏族曆史與文化。之所以這樣開場，無非是想向大家說明，文化並不隻是內容的差異，還包括了形式上的分別。很多時候，這種形式上的分別更為明顯也更為重要。外國人出了一本書，無論是學術著作還是文學作品，往往會在扉頁上寫一行字，一般是獻給某某人，這個某某或者是作者所愛的人，或者是在寫作這本書時給予過他特別幫助的人。但這樣的讚頌詞並不是這本書整體中的一部分，而是傳統的藏族知識分子的在寫作中每本書都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在藏族人傳統的觀念中，寫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是探尋人生或曆史的真諦，甚至是泄露上天的秘密。不過，這個秘密有時是上天有意泄露出來的，通過一些上天選中的人透露出來。所以，一個人有了寫作的衝動時，也會認為是上天選中了自己，所以要對上天的神靈頂禮讚頌。
我所要講的《格薩爾王傳》不是一部文人作品，而是一部在民間流傳很廣很久的□傳文學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格薩爾本來生活在天界，看到人間的紛亂與痛苦，發大願來到人間——不是電視劇中那樣直接地駕著祥雲下來，而是投生到人間來，像凡人一樣成長，曆經人間各種艱難苦厄而後大功告成，最後又回歸天界。這部作品不是一部正經的曆史書，但研究這部史詩的專家們得出了—致結論，相信這個故事還是曲折反映了西藏的一些曆史事實。但在民間，老百姓的興趣往往不是真實的曆史，而是藝術化的曆史。這一點，在別的民族文化中也何嚐不是如此。在漢族文化中，比如玄奘取經的過程變成《西遊記》的傳奇故事，《三國誌》演變成《三國演義》，以及今天在影視劇和網上寫作中大量出現的戲說式的作品其實反映了人們的一種心理，願意知道一點曆史，但真實的曆史又過於沉重，於是，通過戲仿式的虛構將其變“輕”，變得更具娛樂性。我認為這其實反映出人的一種兩難處境，我們渴望認識世界，洞悉生活的全部秘密，但略一體察，生活沉重的、無序的一麵又會讓我們因為害怕壓力與責任而迅速逃離。所以，我們往往裝扮出對生活的巨大熱情，但當生活呈現出一些我們並不希望的存在時，我們就會假裝什麼都沒有看見。其實，人不可能從真實的生活中逃離出去，於是，就在文藝作品中去實現，今天，網絡時代提供的更多的匿名的、遊戲性的空間使人們在藝術之中也找到了新的逃離的可能。在今天，人類用一些方式把不想看見的事實遮掩起來的智慧正在得到空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