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過，法國藏學家石泰安把發現這部史詩的日子定在1836年，標誌是其部分章節的譯本在歐洲出版。非常有意思，這個譯本是根據蒙古文翻譯的。也就是說，在歐洲人的發現之前，這部藏族人的史詩已經被生產方式和宗教信仰都非常接近的蒙古人發現了。但這個發現不算數。所以，要直到歐洲人來發現才算是發現。於是，就像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物被發現的時間點一樣，這個時間點也是由歐洲人的眼光所及的時間來確定的。在這裏，我陳述的是一個事實，從殖民時代一直延續到後殖民時代的基本事實，而並不是對石泰安先生個人有什麼不滿。相反，他個人在藏學和格薩爾研究方麵卓有建樹，他於1959年在法國出版的《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研究》一書，長達七十餘萬言,也是我初涉這個題材領域時的入門書之一。
下麵我來說說，漢語世界發現這部作品的過程。
這裏使用的材料，主要引自四川社科院研究員任新建先生的文章。關於國外發現格薩爾故事的過程，任先生給了我們更詳盡的說明。1886年，俄國人帕拉萊斯在蒙古旅行時，發現了這部史詩的蒙文本，後來在聖彼得堡出版的譯本就是這個人搜集來的。直到1909年，法國傳教士在拉達克（今屬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捜集到兩本藏文本，翻譯後在英屬印度出版。1931年，法國女探險家大衛·妮爾夫人從四川方向進入西藏，就在林蔥土司家中借閱了土司家珍藏的《格薩爾王傳》手抄本，在接下來的行程中，又在今天的青海玉樹地區記錄到一個說唱藝人的唱詞。後來，她將這些內容整理成書，以《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為名，在法國出版。這雖然不是《格薩爾王傳》的原貌，卻也比較完整地介紹了整部史詩的大致輪廓。20世紀50年代後，國外的格薩爾研究才有了巨大的進展，湧現出了一批卓有建樹的“格學”家。前述法國的石泰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我們說,在今天這個時代，“發現”的意義不再是自我認知，而是來自更為強勢的外界的發現。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如此，不同的族群與文化之間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談流傳於青藏高原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的發現，既是指被中國以外的西方世界發現，也是指在中國居於主流地位的漢文化對這部史詩的發現。
與西方的發現相比，這是一個優美的故事。
時間要回到上世紀20年代末，一位在四川一所中學教授四川鄉土史的老師放下了教鞭，受邀前往康區，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後來，我也曾為考察《格薩爾王傳》的流傳多次前往這一地區。所不同的是，我是駕駛性能可靠的越野車前往，而這位叫做任乃強的先生前往的那個時代,這十幾萬平方分裏的土地上還沒有一寸公路。但這位先生，在1929年到1930年一年時間裏，先後考察了滬定、康定、道孚、爐霍、甘孜、新龍、理塘和巴塘等十餘縣。據任先生自述：“所至各縣，皆周曆城鄉，窮其究竟，鞍馬偶息，輒執土夫慰問，征其談說，無論政治、軍事、山川、風物、民俗、歌謠……皆記錄之。”後來這些記錄文字陸續在內地漢文報刊發表，其中就有關於《格薩爾王傳》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