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玉墨與約翰關係搞僵之際，妓女們因為要用教堂的廁所和女學生們發生了爭吵。自然，影片不會讓玉墨出現在這樣的場麵中，同樣的，影片一定會讓紅菱成為這場爭吵的主將。考慮到在上一場戲中，玉墨剛剛接受了李教官的囑托，如果此時她在場，那麼女學生對她們的歧視行為應該會對她發生作用，讓她對該不該為了這些女學生去應付那個討厭的洋人產生些許遲疑。但創作者顯然誌不在此，他們是想為妓女們以後替女學生赴會作鋪墊，所以要安排一顆子彈穿過彩繪玻璃窗擊中正和妓女拉扯的一個女學生，就是因為這件事，那個妓女背上了心理包袱，覺得自己欠了女學生一條命。似乎在她看來，那顆子彈本該是衝著她來的。可她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心理呢？大概是因為作為妓女，她本身就有一種自卑感。即便是這樣，如此處理的斧鑿痕跡還是太明顯。接下來，日本兵衝進了教堂。攝影機開始在三個空間裏交叉穿梭：我們看到驚慌逃避的女學生和妓女，企圖逃跑的約翰和從容布陣的李教官。當妓女們逃回地窖時，玉墨出現了。她堅持要讓女學生也進來。
後來我們知道，玉墨對女學生這麼好是因為她本人就曾是教會學校的學生，顯然，在這群女學生身上寄托著她少女時代的理想。但女學生們對她的好意並不領情。孟書娟明明看到玉墨開著地窖的門，卻還是帶著同伴上了樓。以後發生的事情證明她們不接受玉墨的幫助是錯誤的。日本兵衝進了她們躲藏的圖書室，張藝謀用慢鏡頭拍下了書架被推倒的場麵，成堆的書籍衝著鏡頭掉下來的畫麵富有衝擊力，象征了文明遭到野蠻的踐踏。不過這個橋段似乎來自於1987年出品的國產片《屠城血證》，隻不過彼處象征中國古老文明的線裝書在此處變成了讓西方觀眾更有感覺的外文書。能否讓西方觀眾對日本侵略者產生痛恨是本片敘事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隻有這樣，約翰的拯救行動才能引起他們的共鳴。為此，影片除了把女學生定位為基督徒以期博得西方觀眾的同情外，還把日軍表現為“野蠻的異教徒”，這在他們對女學生的欺淩和對教堂的破壞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而作為目擊者，日軍的暴行喚醒了約翰心中的慈悲天使，讓他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這種手法讓人覺得是受了《辛德勒的名單》的影響。在那部影片中，本來一心隻想著發戰爭財的辛德勒正是因為目睹了德軍迫害猶太人的暴行，才轉而成為猶太人的保護者。但從實際反應來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觀眾對約翰這時候突然挺身而出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質疑。究其原因，可能是在斯皮爾伯格的那部影片中，辛德勒的起點不像約翰那麼低，他出身於中產階級，看上去受過良好教育，這讓他發生轉變具有基礎；而創作者對約翰的貪財好色寫得太過分了，加上他的職業和言談舉止很容易讓人聯想此人是個粗鄙無知的底層人士，這樣的人瞬間就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確實值得懷疑（作為體現過猶不及的另一個敗筆是約翰一旦扮成神父後又顯得過於專業了，言談舉止儼然是個知識分子，這和他開始的形象判若兩人。創作者顯然沒有考慮到的一點是70多年前的美國並不是每個勞工階層的人都有那麼高的文化，另外恐怕也沒有多少知識分子願意或者敢於像約翰開始時那樣不顧體麵）。
此外，在目睹猶太人遭屠殺之前，辛德勒除了在經營工廠外，就是和德國上層周旋，我們有理由相信那是他第一次目睹屠殺慘劇，這給他帶來強烈的心理震撼，並最終促成了他的轉變。但在這裏，約翰從一開始就近距離地親眼見證了日軍屠城的暴行，但並沒有看出對他產生過什麼影響，何以穿上牧師袍後就變得不一樣了？當然，創作者不是沒想到這點，所以除了在前麵暗示約翰具有自省意識（比如他不敢麵對英格曼神父的遺像）外，還在後麵讓他道出自己有個死去的女兒，這樣就使他看到女學生被蹂躪時挺身而出有了個人化的動機。更為關鍵的是，他們把約翰此時的行為表現為人性本能的衝動，在下麵的敘事中，約翰的這種一時衝動將被創作者努力轉變為理性的選擇。約翰雖然想保護女學生，但獸性發作的日本兵卻把他打昏過去。關鍵的時候，還是藏身於外的李教官起了作用。由於他開槍射擊，日軍被吸引到了外麵去，於是，女學生，包括約翰在內，暫時得救了。這時，約翰來到因反抗日本兵摔死的女孩兒麵前，近景鏡頭中的他流下了眼淚，顯然，這對影片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約翰脫胎換骨了。
李教官血拚日軍的段落延續了開場戰爭戲浪漫傳奇的風格。但與後者不同的是，這場戲有個視點的明確發出者，那就是剛剛被李教官救下的孟書娟。這個女孩子的神奇之處在於才逃脫了日本兵的魔爪，並且剛目睹了同學被流彈打死，就敢從容不迫地搬個凳子站上窗前看打仗，這種有違常情的設計隻能讓這個人物的象征性更加明顯。的確，由於有了這個特殊視角的介入，張藝謀對這場戲進行浪漫化的渲染就有了合理的依據。於是，英雄主義的主題在這裏得到了盡情的發揮，隻不過這種發揮必須以醜化敵人為代價才能實現。從影院的反應來看，大多數中國觀眾在這時都會感動不已，但對美國影評人來說，這種對“誇張的英雄主義行為”的表現卻是“張藝謀對中國至上觀念的妥協”。在這裏，我想起2003年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法國影片《鋼琴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