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中，當玉墨決心為國獻身時，曾問約翰：“你真的會愛上我嗎？”這句台詞恰恰是現實中張藝謀的心理寫照，就像玉墨不確定約翰這個美國人是否認同自己的選擇一樣，張藝謀也不知道當自己以中國主流電影創作者的新形象出現在美國觀眾麵前時，能否得到他們的認可。具有指標意義的答案在2012年1月24日揭曉。這一天，美國電影與藝術科學學院公布了第84屆奧斯卡獎的提名名單，此前申報了包括最佳外語片在內的14個獎項的《金陵十三釵》最終無一中的。考慮到之前影片點映時遭遇的眾多惡評，這個結果並不出人意料，但問題的關鍵是這一結果將產生的效應，現在即使是最樂觀者也難以對它在北美市場的前景給予多少期待。
不要說這部影片對奧斯卡沒有覬覦之心。雖然張藝謀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低調，但越來越強勢的製片人張偉平在媒體麵前卻從未掩飾過對小金人的渴望。其實，即便他們不說，人們也能從影片的製作和營銷中感受到什麼叫霸氣外露。當然，僅僅是為了站在奧斯卡領獎台上的榮耀一刻，估計俠肝義膽如張偉平者也舍不得拿房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以一天兩百萬美元的價碼請來每天隻工作8個小時的克裏斯蒂安·貝爾。最大的榮譽背後往往是最大的利益，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哪個電影獎能像奧斯卡獎一樣在億萬觀眾心中享有最高質量認證的地位，而對於一部來自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來說，哪怕是投資了九千多萬美元，除了借助奧斯卡的光環，在遍地黃金卻又強手如林的北美市場還有更便宜更有效的推銷方法嗎？
雖然靠金錢可以配備起足夠強大的硬件資源，但影片“申奧”的核心競爭力仍然幾乎隻係於張藝謀一人。雖然大師在之前曾有過三次入圍最佳外語片的履曆，但彼時的經驗卻未必能完全用於此時，因為那時的張藝謀隻是個電影作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個非主流的電影作者，而這些年來他那件已有些陳舊的電影作者的貼身馬甲外卻套上了兩件光鮮漂亮的外衣：一件標著票房紀錄的創造者，一件標著國家形象的代言人。對於身處這個時代的電影人來說，恐怕沒有多少人能抵禦穿上這兩件華服的誘惑，難怪漸入老境的張藝謀得時刻小心翼翼，以免讓它們沾上不易洗去的汙點。從某種意義上講，《金陵十三釵》就是張藝謀珍惜華服的產物。為了能讓來自政治的、經濟的、藝術的各種元素彼此達到和諧共存，他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用政治經濟學的思維而不是電影藝術思維，用計算而不是激情來主導影片的敘事進程。他希望帶著各種不同需求的觀眾都能在影片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從影片在國內得到評價和市場反應來看，他的計算是成功的，唯獨失算的卻是誌在必得的大洋彼岸。
看看美國人的評論就會發現，在許多時候，恰恰是國人看得高興的地方人家卻不以為然，比如說你覺得你是在歌頌愛國主義，人家卻認為你是在宣揚國家至上；你感覺自己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人家卻覺得你是在妖魔化你的敵人。在這裏我並不想替美國人的立場背書，但我也不願意說美國人除了吹毛求疵外就完全不理解中國人的感情，否則我們又如何解釋表現抗日的台灣影片《賽德克·巴萊》殺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半決賽呢？東西方觀眾的價值觀和審美趣味存在差異本屬正常，即使是想得奧斯卡獎，張藝謀也沒有必要去一味地迎合美國人的口味，但問題是大師在影片敘事的幾個關鍵設計上還是試圖投西方觀眾所好，而且走的基本上還是傳統的獵奇式思路。比如，像在早期作品中那樣，張藝謀在敘事上又充分利用了性的暗示作用。在這裏，日本對中國的征服野心被暗喻為日本軍人企圖染指一群純潔的中國女學生，而無論是代表國家力量的李教官的英雄壯舉也好，還是代表民間力量的秦淮河女人的舍生取義也罷，所有的愛國主義行為都具象化為對幾個處女貞操的保護，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人似乎沒有從敘事的性暗示中得到快感，因為在他們看來，“隻有最愚鈍的製片人才會在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災難中注入性的成分”。同樣的，在處理約翰和幾個中國人的關係時，張藝謀也是遵循20世紀好萊塢亞洲題材影片的敘事老套。在這裏，身為白人的約翰不但天生具有慈悲心和正義感，而且像傳統冒險片裏的英雄一樣能靠一身本領解決關鍵難題（化妝和修卡車）。再看看裏麵的中國人，男性是他忠實的隨從（陳喬治），女性要麼對他產生父親般的依賴（孟書娟），要麼對他產生崇拜式的愛慕（玉墨）。而為了保證讓約翰能夠象征性地贏得玉墨的貞操，張藝謀一定要讓玉墨在精神上重回教會女學生時代後才允許她向約翰獻上身體，同時，約翰對玉墨的占有也完全排除了性欲的成分，它不但是由情而生，而且是在圓玉墨少女時代的一個夢想。最後，張藝謀表現出對基督教文化的高度尊崇。在影片裏，教堂不但是那群劫後餘生的中國人最溫暖最安全的避難所，而且隻有那些對基督教懷有虔誠之心的人（女學生，玉墨，陳喬治）才能在真正意義上達成各自所願，那些不信教的人（除玉墨外的其他妓女）則沒有這麼幸運。可惜對於這些精心設計的敘事，西方觀眾好像並不領情。《紐約時報》就評論說：“張藝謀要遠離大屠殺的龐大敘事，這使他把主要故事情節設定在一座虛構的歐式教堂內。結果則是一種人造的、布景式的氛圍。在街道的外景方麵則製造了戰爭煙霧，這些煙霧把人物和真正的南京城隔離了開來。”顯然，張藝謀錯估了西方觀眾對二戰大屠殺題材影片審美期待，不過商業利潤最大化的終極訴求恐怕也很難讓他從西方人拍攝的同類題材影片中汲取有益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