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恐怖下的生存策略——漫話阮籍的詩與酒
阮籍（210—263）是曆史上少有的奇人之一，在專門記載中古人物軼事的《世說新語》一書中，阮籍的故事占了最醒目的位置，而且多收錄在帶有負麵色彩的欄目像《簡傲》、《任誕》中。將這些佚事略一彙集，當時人眼中的阮籍形象就立體地呈現在我們麵前。
首先，阮籍是個嗜酒的人，酒在他的生活中占有異常重要的位置，仿佛他的全部生活都圍繞著飲酒而展開：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他好像沒有什麼生活目標，做什麼官、任什麼職都無所謂，隻有酒是他全部興趣所在。他內心有巨大的抑鬱，要靠酒來化解，這一點他的朋友們都看得很清楚。
其次，無論在什麼場合，阮籍都按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別人的感覺：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晉文公就是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馬昭，從曆史記載看，他似乎秉承了父親司馬懿謹慎而有涵養的品性。楊修如果為他做事，或許就不會被殺掉。也正因為如此，阮籍沒有成為第二個楊修。在一般朋友間，阮籍更是率心而行，不講常禮。有一次年輕後生王戎來訪，正好劉公榮在座，阮籍對王戎說：“正好有二鬥美酒，我同你喝，公榮就算了。”兩人交觴酬酢，公榮一杯也喝不到，但三人談笑自若，盡歡而散。有人問阮籍為什麼不讓公榮喝酒，阮籍答道：“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這就是他的待客之道，而周圍的人似乎也能理解和接受。他不給劉公榮喝酒，劉無所謂，照樣安坐談笑，歡洽無間。
再者，阮籍根本無視世俗的禮法，行為率意，有時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他在司馬昭座席間，不僅平時酣放自若，而且居母喪時也依然故我，照常吃酒肉。司隸何曾也在座，說：“明公正提倡孝道，阮籍居喪母，竟公然在您宴席上喝酒吃肉，應該將他流放海外，以正風教。”司馬昭說：“嗣宗毀頓如此，你不能分憂，還說什麼呢？況且，有病在身喝酒吃肉，不是喪禮允許的麼！”阮籍好像沒聽到，飲啖不停，神色自若。
居母喪不是因為健康原因（古喪禮允許健康狀況不好時食肉）而飲酒食肉，確是很過分的行為，雖然司馬昭曲為回護，但阮籍本人恐怕是完全沒有任何禮法意識的。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阮籍難道是全無心肝的人麼，喪母就毫不悲痛？還是看看這段記載吧：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鬥，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看來，阮籍有他自己表達情感的方式：接受朋友吊唁時不哭，直到母親下葬臨訣之際，所有的絕望和悲傷都在那一聲“窮矣”的慟號中傾瀉出來，以致吐血哀毀。這完全是一種欲壓抑、疏導而不能，最終不得不以更劇烈的形態爆發出來的悲傷，因此有著遠過於通常情感表達的強度和自我消耗的意味。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何以他自己如此放達，卻不許兒子從而仿效：“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複爾。’”這一意味深長的記載暗示了他內心深處對自己行為的否定。也就是說，他的行為是出於迫不得已的一種無奈選擇而非本性自然，就像精神苦悶者吸食毒品，雖然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卻決不願子女步其後塵。由此透視當時的士人心態，就不難把握魏晉之際的時代精神，理解其風流放達背後的悲患隱憂。
阮籍對待女性的態度也很驚世駭俗，禮教規定“叔嫂不通問”，但阮籍嫂子要還家時，阮籍去送別。有人以此相譏諷，阮籍說：“禮教豈是為我輩設的？”他鄰居有家酒店，老板娘頗有姿色，阮籍與朋友經常在那兒喝酒，醉了便睡在老板娘旁邊。店主開始頗疑心，伺察再三，發現阮籍從來沒有異常舉止。當時有一位名士裴楷之說：“阮籍是方外之人，不崇禮製；我輩是世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各得其所。這說明當時的社會還是相當寬容的，有一個承認和容忍名士們的放達行為的輿論空間。名士們既以方外之人自處，社會便不再以世俗禮法約束和要求他們，甚至還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達生”，即看透了人生的道理。名士王孝伯有句名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這是放達語，也是激憤語，更是絕望語，同時映照出他們表麵的沉醉放達與內心的清醒隱憂難以調和的精神世界的兩麵，讓我們體會到那放浪背後的深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