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值得紀念的學者——全椒丘良任先生學述
一個人能不能稱為學者，不在於有多大的學問、寫過多少書、有多大的名氣。學者是秉賦特殊氣質的人，沉潛專注，孜孜不倦，以求知問學為人生目標，以讀書寫作為至上快樂。這樣的人，就是學者。我認識的學者很多，但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學者的並不多。在這不多的人中，丘良任先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
丘良任先生1912年出生於湖南寶慶（今邵陽），不久隨父返回祖籍——吳敬梓的故鄉安徽全椒。父親丘景章是全椒有名的才子，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由知縣升任寶慶知府，後創辦全椒中學，澤及鄉裏。良任先生在故鄉度過童年，後就讀於南京鍾英中學。那是一所很有曆史的名校，盧前、唐圭璋、馬宗霍等前輩學者曾在此執鞭，良任先生到晚年仍念念不忘諸位先生講課的風采。此後良任先生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文學院攻讀中國文學，受業於文學院院長胡適先生及其他一些著名學者，打下文學研究的基礎。大學畢業後，他先是在南京的中學執教，後多年從事新聞工作，在湖北、湖南的數家報紙任編輯、總編、社長之職。上世紀40年代末受聘於長沙克強學院（後並入湖南大學），任中文係副教授，從此再也沒有離開教育崗位。
新中國成立後，良任先生先後在長沙、淮南、北京、貴陽、淮北等地的中專和大學教授古典文學。他的教學注重直觀性，力求簡明易懂，為此他花費許多工夫自己繪製教學參考圖，搜集與古代作家、作品有關的圖畫，上課時掛在黑板上給學生看，口述手指，一目了然。在湖南任教期間，他帶著研讀杜詩的問題，結合作品進行實地考察，開始研究杜甫晚年流寓湖南並終老於斯的經曆。不幸的是，自50年代後期直到“文革”結束，良任先生遭到長達二十餘年的政治迫害，完全被剝奪了教學和科研的權利。這段殘酷的經曆，我從來沒聽老人提起過，隻是從他書房兼臥室牆壁掛的“補蹉跎書室”匾，推想這段生命的空白——不，不是空白，是苦難給他的沉重記憶和無盡的憾恨。
“文革”結束，高校終於恢複正常秩序，而任教於長沙水利師範學院的良任先生卻已到退休的年齡，隨子女定居北京。說來不無諷刺意味，直到京寓賦閑的此時，他才得遂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夙願，而他所有的成果也都是在他離開教研隊伍以後完成的。離開了學校，離開了湖南，得不到任何組織和單位的支持，缺乏基本的工作條件，研究成了日常最艱苦的工作，同時也成了晚年最大的快樂。誰能想象，一位年屆古稀的老人，常年拄杖步行或擠公共汽車去圖書館看書、抄書，以驚人的毅力，在各地的圖書館抄錄、複印了幾百萬字的資料。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工作人員沒有不熟悉這位老者的。每次搬家，他首先告訴我的是，新址正好有車直達中科院圖書館，或到首都圖書館很方便。他的日常起居仿佛就在圖書館裏。有一段時間，我在中科院圖書館看書，每次都碰到良任先生，休息時聊聊學問，談談家常。1998年，我集中看首都圖書館的書，還是常遇到老人，他感歎道：“現在科學院圖書館搬得太遠，不能去了。好在首都圖書館乘車幾站就到，還能來看看。也是看一天算一天，沒多少日子能跑了。”良任先生此時已八十六歲高齡。我相信世間老而好學的學者肯定很多，但像這樣二十年如一日，堅持去圖書館看書、抄資料的，能有幾人？所以我心裏一直將良任先生作為真正的學者來尊敬。
據我粗淺的了解，良任先生的學術涉及杜甫和吳敬梓研究、竹枝詞、曆代宮詞、詩詞理論、民俗學、清史、文學史。1978年，良任先生在長沙參加《辭源》的修訂工作，多方查閱文獻，考定杜甫卒於湖南平江，並殯於當地，子孫流寓，遂有平江一支杜裔，其53代孫杜勇民至今還保存著明清兩代編印的家譜。1979年，先生任教於淮北煤炭師院，將上述考證結果寫成《論杜甫之死及其後裔問題》一文，發表在《安徽大學學報》。翌年夏，因事赴京，途經濟南拜訪杜甫專家蕭滌非教授，詳談了自己對杜甫終焉之地的看法。蕭先生表示肯定，並發表《杜甫逝世地點問題》再作論證。蕭先生的論文影響較大，學界多采取他的結論，而不知此說實發自丘良任先生。1984年後，良任先生複歸長沙，沿洞庭湖、湘江杜甫行經之處進行實地考察，將杜甫晚年流寓湖南的詩作按月排列，編成《杜甫湖湘詩月譜》，將曆來與夔州詩相訛的作品作了辨正。這兩篇論文都收入了1998年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印行的《杜甫研究論稿》中，而他辛勤搜集有關圖片、資料、詩文編成的《杜甫湖湘經曆研究資料彙編》，卻未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