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憲救國論
在去帝製未遠的民初，任何關於國體問題的風吹草動都會對世道人心產生微妙的衝擊，畢竟新舊交替的時代，原本光怪陸離。
甘肅都督趙惟熙一直拒絕剪辮，還不準治下的民眾剪。見遺老們玩兒得很爽，他也發電請求恢複諡法。
其實，民間私諡一直就沒斷過。對死去的舊臣，小朝廷也經常用發表上諭賜諡來刷存在感，比如陸潤庠諡“文端”、梁鼎芬諡“文忠”，以至於人們在聊起曾國藩、左宗棠時，還是一口一個“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絲新氣象。
而地方官因為覺著民國的官當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裏也開始為封建殘餘招魂。桐城縣縣長用名片去見安徽都督倪嗣衝，結果被罵“目無長官”，轟了出去；瓊崖道尹呈請恢複清朝儀仗，如傳人令箭、八抬大轎什麼的，廣東巡按使當即批示準行。
不是所有人，都愛民族風。麵對聲浪四起的反對，袁世凱發表了禁止紊亂國體邪說的申令，並以“年老荒謬，精神錯亂”為名，將宋育仁“遞解回籍”。
清室大驚，瑾太妃（光緒妃）派人到政府解釋，袁世凱派阮忠樞代為接見。
來人交出勞乃宣的一封密折，內稱德國陸軍最強，建議溥儀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為皇後，如此則複辟有望。
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動地。
為免節外生枝，袁世凱沒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後辦法》，製定了更加嚴厲的約束條款。
然而，一切都逃不過楊度的眼睛。
他注意到兩個事實。
首先是阮忠樞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凱的關係毋庸贅言，前清時幾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機密。
可惜到了民國，公文程式為之一變，阮忠樞頓失所長，不知不覺便打了醬油。
不久，袁世凱給他布置了新任務——奔走於北京和徐州之間，安撫、籠絡張勳這個日漸坐大的老將。
阮忠樞不辭辛苦的身影給時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喚作“神行太保”。
而令楊度心中一動的是，當總統府秘書廳被改為內史廳時，出任內史監的竟然是阮忠樞。袁世凱需要他起草什麼，可堪玩味。
另一個事實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說袁世凱命人找來《德皇威廉本紀》和嚴複翻譯的《歐洲戰紀》細讀，還聘請蔭昌為家庭教師，吩咐子女不要再學英文，統統改學德文。
然而，嫌疑不能作為呈堂證供。根據袁記約法，不論“終身總統”還是“誌在傳子”，都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而稱帝，動機不足，風險卻很大。
楊度明白，輪到自己上場了。
洋洋灑灑的奇文《君憲救國論》出爐。
立意雖說反動，理論上的貢獻卻也不容抹殺。
文章一上來便正本清源道：
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們是為了富強才去立憲，不是為了立憲而立憲。
然後分析地緣政治：
俄、日二國，君主國也，強國也。我以一共和國處此兩大之間，左右皆敵，兵力又複如此，一遇外交談判，絕無絲毫後援，欲國不亡，不可得也。
楊度沒有否定共和製，而是認為“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
共和的基礎是法治，用楊度的話說就是“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但可惜，中國自古就沒這習慣。
宋教仁臨終前給袁世凱打的電報裏稱自己“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可見直到那會兒，“權利”還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個貶義詞。
在楊度看來，民國人大多不知共和為何物，既沒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權利意識，“以為此後無人能製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嚴掃地，社會呈現無政府主義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邏輯中，“總統人人做得”的所謂“民權觀念”深入人心，進而發展到“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最後給人留下的混亂觀感讓唐德剛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製”。
以廣東和湖南為例，兩省分別是孫文和黃興的故鄉，黨人眾多。二次革命後，國民黨四散而逃，粵督和湘督被換上龍濟光與湯薌銘。
兩人向以殘暴出名，黨人還不斷挑戰其底線。
一天，龍濟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黨人扔出的炸彈炸傷。刺客當場被捕，龍命人處以寸磔之刑。其時“淩遲”已廢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國輿論的聲討。麵對袁世凱質詢的電報，龍濟光矢口否認，搪塞道：“凶犯正法後，軍民人等痛恨此種暴行，剖心食之，實所難免。”
為鞏固都督之位，資曆較淺的湯薌銘嗜殺程度更在“龍王”之上。監獄人滿為患，瀏陽門外的刑場號啕之聲終日不絕。三年間，被湯屠戶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達兩萬人，其中大多是以黨人為名，剪除異己。
暴力搶來的權力，隻能靠暴力維係。當權者生活在“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的恐懼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還政於民的改革。
事實上這種各領風騷兩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麼長遠的打算，因為即使人存政舉，終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國式的共和誘發了朝野的短期行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無目的地混世，絕望地賭上性命拔劍而起。
一個皇帝倒下了，千萬個皇帝站起來，化身為大隊委、青年導師和居委會大媽，遍布於各行各業，時不時冒出來教育你該如何做人。
楊度堅信，隻有憲政才能保證政策的持續性，從而“人事有變，法製不變”，避免周期性的曆史雪崩。而大清之所以敗亡，正是由於不聽袁大總統“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勸告，搞假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