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沒有破綻。但當楊度拋出他的終極觀點時，人類震驚了：這不科學！
風起楊花愁殺人
楊皙子亮明真身：隻有實行帝製，才能確保憲政成功。
在他看來，各省都能暗中招兵買馬、走私軍火的國家是沒有憲政可言的。統治者“止亂”尚且乏力，哪還顧得上建設？
恢複帝製等於昭告天下鹿死誰手，獵鹿人們不要再想入非非爭總統了。
楊度認為，君主和憲法的關係應當是共生，前者維護後者，後者製約前者。
從而以開明專製治國，嚴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複興之路——比商鞅變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頭上的緊箍咒。
楊度的解釋很牽強，說如果從共和改為君憲，那麼帝位就是國民公投、憲法賦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須實行憲政，否則會被人民拋棄，釀成革命。
其實，不管楊度的雄辯如何氣勢縱橫，推導如何步步為營，舍棄一條，《君憲救國論》就隻能是空中樓閣。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換一種說法：人民答不答應。
替人做主的時代早已遠去，總想管別人的人隻能收獲越來越多的失望，因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過夏壽田交上去後，袁世凱親筆題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字，製成金匾賜給楊度，此外再無表示。
態度不是很明朗，楊度決定團隊作戰。
事實上幾個月前他就推薦老師王愷運出山，但很明顯，八十多歲的王同暌違了數十載的袁世凱氣場不合。
剛到北京，會晤段祺瑞。段對眼前這個長袍馬褂留辮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國了，還是胡人服裝？”王愷運當即回以：“西裝革履，也是胡人服裝。”
訪問老鄉熊希齡時，問：“國務院何在？”熊答以在集靈囿（中南海西北角）。王淡然一笑：“此中飛禽走獸必多。”熊知他說笑，沒接話。
王愷運不依不饒：“想必有熊。”熊希齡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國務總理了，繼任者為原山東撫台孫寶琦，現又改名國務卿，由前清相國徐世昌擔任。”
王愷運若有所悟道：“畢竟大官還是大官。”
見到袁世凱，王老頭對貼身女仆周媽道：“這是我侄兒（王跟袁保慶一年中舉，拜過同年），像不像總統？”周媽說：“頭很大，就是個子矮了點。”
吃席時，王愷運又對周媽道：“你要多吃點，這就是當年皇上的禦宴。”
袁世凱無語，結果發現還有更無語的。
一次，同王愷運到新華門前，老頭冷不丁來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這不是新莽（繁體的“華”跟莽接近，指王莽）門嗎？”
前清時王愷運就經常諷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凱也沒跟他計較。誰知隔天便得知老頭給國史館題了一副門聯，曰：“民尤是也，國尤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自封起民國總統來。
平生專攻帝王學的王愷運反對的其實不是帝製，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聖主條件的袁世凱。因此，在國史館裝神弄鬼一番後，老頭不辭而別。
湯山。
自從袁克定以養病為名遷居此地，帝製運動的大本營便轉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啟超接到一張署名袁克定的請帖，邀他參加春宴。
等趕赴湯山，發現隻有袁克定和楊度在場。閑談間，話題逐漸往政治上靠，兩人極言共和政體如何不好，試探梁啟超對複辟帝製的態度。
梁明確反對，並勸他們斷了這比《1984》還荒誕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選擇的梁啟超之所以大麵上不錯，蓋因在位時短，在野時長，用史學家張朋園的話說就是“每當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設性的言論；及自身當政，則往往置原則、理想於不顧”。
袁克定根本沒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敏感的梁啟超離開湯山，立刻舉家遷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這是代表著中堅力量的進步黨的黨魁，雖說國會沒了，但在地方極有勢力，比如說蔡鍔。
不過，袁克定對恢複帝製非常樂觀，因為手中還有王牌。
牌是顧維鈞送來的。兩年前，他向法製局推薦了自己的博導——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世界政治學權威古德諾。
民國草創，亟須憲法專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裏教了三十年書的古教授顯然把政治和政治學搞混了，拿著高額聘金，正兒八經地顧起問來。
在三權分立的框架下，法製局屬於“行政”係統，站在這一立場上看“立法”係統的國會，古德諾發現問題很嚴重。
國會中起草憲法的人黨派偏見太深，竟然要用憲法規定“內閣向眾議院”負責，還提出在國會休會期間保留一個國會委員會代行職權，對行政部門作常年不斷的監控。
從學理的角度出發，古德諾認為這種“國會獨裁”的製度很荒謬。並且，不諳內情的他對南方發動的“暴亂”（二次革命）也心生厭惡，畢竟人幼年時經曆過南北戰爭，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總統一邊。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頻仍，中間回了趟美國擔任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的古德諾，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來華時，就更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了。
彼時，“二十一條”剛剛簽訂，袁世凱給古顧問布置了一篇命題作文——比較世界各國政體之優劣，以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