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一完，當即冊封黎胖子為武義親王。
武義當然指武昌起義，發明這個稱號有兩大用意：
其一，暗示中華帝國和中華民國在血統上的繼承關係，黎元洪既是民國元勳，又是帝國親王，洪憲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國的問題；
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顧慮——你們過去參加革命是對的，今天讚成帝製也是對的。
命下之日，車隊浩浩蕩蕩，陸徵祥帶著一幫文官去東廠胡同的黎宅道賀。
黎元洪撂下一句“無功不受爵”後便一言不發，做起自己最擅長的事——裝木頭人。
次日，收發室的人誤收了袁世凱送來的王服，被黎元洪大罵一場，原件退回。親信饒漢祥勸他暫且低頭，也被趕出來，不再相見。
姿態既已做到，袁世凱不再理會裝聾作啞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誕膺天命，曆祚無疆”的皇帝玉璽，下詔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賜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和張謇“嵩山四友”封號，賜黎元洪、奕劻、載灃、那桐、錫良、周馥和世續“七舊侶”稱號。
袁世凱自況嵩山，取五嶽之尊、地處河南之意。詔令說得振振有詞（“自古創業之主，類皆眷懷故舊”），但很明顯是為了統戰需要，把已無職權但極具社會影響力的重要角色拉出來裝點門麵。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稱臣，議事平起平坐，每年還給兩萬元顧問費。但徐世昌並不領情，在日記中寫道：
人各有誌，誌在仙佛之人多，則國弱；誌在聖賢之人多，則國治；誌在帝王之人多，則國亂。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鬧翻的他什麼也沒撈著，每天在家閉門靜養，有客來訪就怒噴帝製，客人一走便大罵袁世凱。
一天，張佩蘅（袁世凱幹女）聽見老公又在罵，搶白道：“你今天的地位從哪來的，怎麼這麼沒良心？”
段祺瑞聞言，氣得跳了起來，當著仆人的麵給了她兩耳光。
如此重量級的人物，公開唱反調，袁克定深感留著隻會遺禍將來，必欲除之而後快。張佩蘅聽說後，立即去找幹媽於氏反映情況。
於氏吹完枕頭風，袁世凱叫來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雖然對帝製有意見，但隻是用嘴巴講講而已。我聽說你想對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們的至親，現在事還沒定，內部就鬥起來，將來還敢設想嗎？”
確實不敢。
因為西南出事了。
由梁啟超執筆、雲南督軍唐繼堯署名的最後通牒擺到了袁世凱的案頭，稱“天禍中國，元首謀逆”，要求袁賊無條件放棄帝製，誅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
兩天後，沒有收到答複的雲南宣布獨立，成立護國軍，誓師北伐。
對此，袁世凱早就有預感。
二次革命後，北洋勢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廣西、貴州、雲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凱的心病，動不動就發作，眠食俱廢。
終於，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雲南都督蔡鍔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調到北京，用高官厚祿供著，原職則分別代以唐繼堯和陳宧。
唐繼堯是蔡鍔的老部下。作此安排時還沒跟進步黨鬧翻（蔡是梁啟超的學生），不能撕破臉。
陳宧也是拖到帝製運動開始前，才以參謀部代理總長的身份出掌四川。
袁世凱晚年，北洋係以“文有楊士琦，武有陳宧”形容此二人的重要性，事實上陳宧的謀略絲毫不亞於其軍事才能。
天生一副苦寒相的他心機似海，以至於章太炎初見其人後悚然道：“一流人物，一流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
陳宧早年在武衛前軍當管帶，庚子國變中嶄露頭角，引起錫良的注意，隨其入川，主持編練新軍，累遷至鎮統。
辛亥後投靠袁世凱，獻計獻策，屢立奇功。比如，建議裁撤“南京留守府”，使黃興徹底下崗；設計將黎元洪“押解進京”，成為袁的政治俘虜。
以陳宧督川，並抽調馮玉祥部和另外兩個旅與之同行，除了說明其深受倚重，也跟他在蜀中有眾多袍澤舊屬密不可分。畢竟，一旦天下有變，西南的半壁江山要靠四川來支撐。
為了鞏固陳宧的忠心，臨行前，袁世凱贈金二百萬元，並讓袁克定跟他拜了兄弟，喚其“二哥”。
南下當天，百官送行，汽車排成了一字長蛇陣。沿途軍警林立，莊嚴肅穆，其陣仗除了孫文和黎元洪到北京時，未曾有過。
人群中，一個三十出頭的男子露出倏然而逝的冷笑。
他就是蔡鍔。
以一隅而為天下先
蔡鍔和陳宧是老相識了，兩人的朋友圈重合度很高。
在蔡鍔看來，陳宧跟湯薌銘一樣，都是沒有節操的政治賭徒，隨行就市，隻不過前者藏得更深，不易察覺罷了。
十三歲那年，蔡鍔考中秀才，後被推薦到湖南時務學堂，同總教習梁啟超結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
戊戌政變後，他想東渡日本，卻苦無經費，在袁世凱的資助下方才成行，考入陸軍士官學校。
學成歸國的他擔任廣西陸軍小學總辦，被李宗仁奉為天神下凡的偶像。
武昌事起，時任新軍協統的蔡鍔扛起義旗，趕走李經羲，被舉為雲南都督。
民國頭幾年，蔡鍔緊密追隨梁啟超的政治立場，認為袁世凱“閎才偉略，群望所歸”，極力支持他加強集權，抵禦外患。
二次革命前，黃興派密使約蔡鍔一同舉兵，蔡明確拒絕，還反勸對方珍惜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麵，不要用武力解決政治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