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鵠心裏微微一震，趕忙把目光移開去，然後平靜地說：“其實，在固縣，我隻做了我應該做的事。那天我離開固縣的時候，看到那麼多人來送我，我感到自己做得並不夠；那幾年我隻顧著全心全力地抓生產、搞經濟，忽略了教育和文化建設。現在想起來成了我的一個缺憾。要不然，老百姓也不會把我同封建官吏等同起來看。其實，人生不需要什麼豪言壯語，隻需要做人的準則。這個準則指引你麵對複雜多變的世界，應該這樣做而決不能那樣做。這個準則有傳統習俗的影響，有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有善與惡的區別。”
李玉琴聽到這裏插嘴說：“中國曆史上不是有人提出性善論、性惡論和人性善惡論，您作為一個黨員，一個高官，傾向於哪一種呢？能給我講講您的真實看法嗎？”
張鵠說：“這三種說法我比較讚成性善論。人之初隻是一張白紙，當他來到這個世界後，首先接觸的是父母的教育，一種耳濡目染的世俗的影響。父母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在孩子的心地裏深深植根，開花結果，奠定他人生最基本的信念。關於這一點，中國曆史上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觀點，並諄諄告誡世人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他強調教育的重要，並且身體力行，正是基於他‘人之初，性本善’和做人要寬厚仁愛的認識。不過，”講到這裏，張鵠微微停頓一下，接著又說：“不過，從另一個方麵說，每個人都有欲望、都有自然人的各種需求。比如說‘食色’是人之大欲，向往舒適安逸的生活，也是人們的所求；還有更進一步的，諸如顯赫的地位，高高在上的權力等等，都對人構成了巨大的誘惑。在這些誘惑麵前，個人的教養、道德水準、社會責任感，以及做人的良心，都會毫無保留地表現為他的行動。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以上所述的各個方麵，都決定著一個人對這些誘惑的抵禦能力。而這些素質的形成，既依賴於現實環境，更決定於他所接受的教育質量。也就是說，表現為一個人分辨是非的能力和自控能力。”
李玉琴調侃地說：“教育對於人的作用和影響是無可厚非的。隻是，麵對中國的教育現狀，你作為一個封疆大吏，難道就沒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嗎？”
張鵠苦笑著說：“我不是分管教育的，我隻以我個人的名義談點兒看法。教育是一種社會責任，也是一種社會義務，比較曆史上各個時期和當今不同體製的國家，所不同的隻是這種教育責任由誰承擔而已。在發達國家的教育，特別是前期教育，都是由國家來承擔的。教育所表現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多的是文化倫理觀念和做為官方正統思想的傳播。而在我們國家，由於曆史上形成了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生產形態，因而，教育的責任便由家庭來承擔。孔子所說的‘養不教，父之過’，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現實。這樣的教育結果，完全取決於教育者的個人意念和對社會的認識水平、人生態度。千百年來，承擔主要教育責任的儒家所倡導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主張，是一種與統治者合作的態度；因而從國家安定的角度講，儒家思想並不培養叛逆，他以一種親和的態度，一種程式化了的等級製的禮儀形式被統治階級接受並大力提倡，這是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教育主流思想的一個根本原因。由於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五四’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觀念和主張，特別是民主思想和科學思想的輸入，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家的教育觀念，向專製製度和傳統教育提出了嚴正挑戰。這個時期興起的各種各樣的學校，取代了舊式的私塾製，把教育社會化。從而也使教育成為一種產業，進入社會生活，構成了中國現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可以說，中國建國後的教育體製，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擴大、完善和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