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有多種層次，文明對話乃是最深層次的對話。
●文化是什麼?文化是民族的根，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與製約力量，是具體社會文明的係統觀照，是特定人類行為的曆史反映。
●中國是太古老了，古老到如千年古鬆，發一枝新芽，都要衝破千難萬險。中國文化是太博大了，博大到沒有孫悟空一樣的本領，絕對難以打開天門。所以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人的心態，與中國人的心態就大不一樣。日本人拚命想勝，唯恐不勝。因其拚命想勝，所以一定要尋釁打仗；因其唯恐不勝，所以要千方百計做好準備。中國人卻穩如泰山，甚至有些滿不在乎。穩如泰山，是因為妄自尊大，自己不知道自己麵臨的危險處境；滿不在乎，是因為看不到世界的變化，雖然已經吃了不少苦頭，還一味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結果甲午一戰，一敗塗地；嗣後再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在中國社會文化的曆史大演變中，有4次最為著名的體製演變。即始於商鞅奠基於秦始皇，文化定型於漢武帝的中央集權型的郡縣製；始於隋，興於唐，流變於明、清的科舉製；濫觴於明、清時代，首創於辛亥革命的共和製；以及始於改革開放，目前仍在探索與確立中的市場經濟體製。
●掌握了某種方法或規律，不等於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奧秘。曆史上一些狂妄之人，手上並非全是真理，他們的悲劇在於，明明手裏隻有3分真理，卻要管七八分甚至包攬天下一切事務，其結果，不免差之毫厘，謬之千裏。
●中國人信風水，信手相，信夢兆，信命運，信時令，雖然信得並不十分真誠，也不十分堅定，但往往一信成風，弄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現狀。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實證傳統有因果關係。
●中國人——尤其是有些權勢的中國人做事，往往心中無數。因為心中無數，決策者不免要靠拍腦袋行事。請問一個人能有幾個腦袋?你腦袋再聰明，也不是長在脖子上的“阿拉丁神燈”，要什麼，有什麼。想不出差錯，怎麼可能?
●中國的帝王就是天之驕子，即使他凶殘如狼，粗暴如虎，愚蠢如豬，狠毒如蛇，人們還是對他頂禮膜拜。他連“3+2=5”都不知道，人們照常喊他“萬歲”。而這樣的事，在現代民主國家聽來，不但近乎天方夜譚，而且差不多就等於黑色幽默了。
●德人有軍團精神，日本人有武士精神。日本企業想方設法給職工創造家庭氣氛，同時要求職工以廠為家。日本有名的“U”字形銷售法，很典型地體現了他們的這種文化傳統和智慧。而我們則是一個即講實際又講麵子的民族。中國的企業管理者，不但要擅長講“理”，尤其要擅長講“禮”。須知傷了中國人的“麵子”，中國人對付你的智慧也許是層出不窮的，而且往往麵帶柔蜜的微笑，讓你連北都找不著。
●美國人有“暴露癖”。美國的報紙，好消息不多，壞消息不少。因為他們深信“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日本人有“危機癖”，一年到頭總是危機。資源少，大叫危機；人口多，也叫危機；產品質量稍有下降，便成危機；孩子的體質不如從前，更是危機。
中國人有“麵子癖”，就愛聽好話，不愛聽批評。有時，一邊請人批評，一邊悄悄地準備好了棍子，你敢“胡言亂語”，我就大棒傷人。
●對於別人的批評，要點不在是誰批評的，而是批評得對不對。你不要說，這批評是斯大林講的，很好，馬上照辦；是吉田茂講的，不行。你日本人侵我中華，掠我國土，殺我國胞，淫我女子，你有什麼資格批評中國人，呸!凡批評先問哪個階級，李鼎鉻先生就沒資格發言。未開言先問什麼國籍，斯諾也不能專訪毛澤東了。
●公平競爭也是一種文化，是我們中國人還不習慣但必須習慣的新的文化。
我們要學會或說必須學會西方式的思維：朋友是一回事，利益是一回事。你親我、吻我、讚美我，我當然高興，但沒有利益，我不能與你合作。
●為著國家、民族、企業的利益，在與外國的交往中，一毫一厘都要死纏活打，不能放鬆。這不是中國人小氣，而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用歐洲人、美國人習慣的方式，和他們“玩上幾局”。
●[古希臘與春秋戰國文明以各自的方式，在曆史的大動蕩、大變化中保存著自己的性格，在曆史的大飛躍、大升騰中堅持著自己的傳統，在曆史的大繁榮、大進步中發揮著自己的影響，在曆史的大蕭條、大衰敗中，表現著自己的魅力。
無論古希臘還是春秋戰國文化，都可以稱為它們各自文化傳統和文化體係的邏輯起點。
●古希臘文明的三大主題：民主、科學與智慧。
春秋戰國時代的兩大使命是：變革與統一。
●古希臘城邦文化重在商業，雖不必有完備的重商理論，但發達的商業顯然是城邦文化得以生存的基礎條件。
城鄉文化則重在土地，以農業為生命之本。城市不必很大，商業不必很發達。農業好了，則國便可富，民便可強。春秋戰國時代，千軍萬馬皆為“土”，最終以血與火的方式達到了中國土地的大統一，中國政治的大統一。
●古希臘時代，有它自身的四大矛盾，因為這四大矛盾而輝煌，也因為這四大矛盾而失敗。
春秋戰國時代，隻有一個主題。因這一個主題而變革，又因這一個主題而發展。
●古希臘的改革重在雅典，它的意義在於，雅典改革實現了人類確立民主政體的第一次偉大嚐試。
中國先秦時代的改革無所不在。它的意義在於，為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式的封建世俗大帝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自是一位偉人，他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少有能與之匹者。他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法家正是戰國時代最有效、最實用、最能切中時弊的學說。
製定法律的人首先不能迷信，違法必為法所斃之，這才是令人心服口服的真的法治。
●雅典民主製的全盛時期，即伯裏克利時代。而伯裏克利正是在雅典民主製這個曆史大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傑出才華。他先後做首席將軍和十將軍委員會主席達30年之久，然而，他不是獨裁者。有民主製管著，想獨裁，也不行。
●代表古希臘政治理念的兩個人，即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代表春秋戰國政治理念的則是四派，即儒、墨、法、道。柏氏、亞氏固然是理論代表，卻與改革無涉。儒、墨、法、道雖然不重視理論體係的確立，卻與政治生活息息相關。而且看中國後來的文明史，他們幾乎都有成為政治“明星”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