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電影是一件需要集體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們隻有三個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個組織，能夠長期作為一個號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參加，盡量長久地做與電影有關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為一個在一起談論電影的組織也好。那天，賈樟柯、王宏偉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給我們的小組起一個響亮點的名字。因為我們想拍貼近現實、平民化的電影，王宏偉提出兩個創意，一個叫“大生產”、一個叫“東風”。我和老賈不同意，覺得太波普。最後，想出了“北京電影學院青年實驗電影小組”這個名字。有了名號，下來就是尋找拍電影的機會了。
直到現在電影學院都有一種讓我覺得很不舒服的氣氛，大家認為導演隻能是導演係的同學才能夠擔任的職務，其它係的同學隻能是他們的助手。這在一入學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也就是說導演係同學在入學時直至以後都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特別是在第五代的導演們獲得成功之後，電影學院導演係的教育被成功地證明以後，導演係就有了急切培養大師的渴望，不管對象是不是剛離開家的十七八歲的孩子）。後來有一個導演係同學聽說我們要拍片，對賈樟柯說：拍一個也好，拍過之後就會知道拍電影不是這麼容易。他不例外地依舊是居高臨下的口氣，賈樟柯可能有一點生氣，這也許是他成功以後在《南方周末》提出“業餘電影”概念的原因。據說導演係老師對這種觀點很不滿，但我們都很高興，知道他沒有變，還在為大多數人表示——有拍電影的權利。
小組起初隻有我們三個人，但對電影還是很狂熱，最多的時候大家能夠在一天中看七八部電影，然後就是對電影的好壞進行激烈的爭論。我記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經熄燈，賈樟柯突然衝進屋裏，告訴我他找到電影節奏的最好的解釋了，好像是引用讓·雷諾阿的話，大概意思是：“電影就像是在一條河流裏緩緩飄行的小船，在它順流而下時，偶爾會碰到一支垂下的樹枝，它會受到一下阻礙，接著繼續向下遊飄去，這就是電影的節奏。”王宏偉的興趣在製片上，當時有一本介紹法斯賓德的《愛比死亡更冷酷》製片情況的書，小王迷上了獨立製片。他把這個概念帶到了小組中來，以後我們一直跟別人講，我們要搞的是獨立製片。其實當時誰也對這個概念不太清楚，隻是覺得“獨立”兩個字能代表我們。對我來說這段時間非常難忘，三個人互相鼓勵，看了大量的書、大量的錄像帶，以後再也沒有這樣專注的學習了。【注：顧崢：《我們一起來拍部電影吧———回望青年實驗電影小組》，載林旭東、張亞璿、顧崢編：《賈樟柯電影〈小武〉》，中國盲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6-27頁。】
為了擴大青年電影實驗小組，賈樟柯他們還大張旗鼓地印了T恤衫。他們不等不靠，自己籌措資金，動手開始做片子。
《有一天，在北京》，雖然一部隻有十分鍾的紀錄片，卻是賈樟柯自己拍的第一個短片，是在天安門廣場拍的一個印象性作品。對此，賈樟柯介紹說：“《有一天，在北京》是我第一次當導演，也是我自己做攝影師拍的。這是個錄像作品，也是我第一次通過取景器（鏡頭）看這個世界，拍攝時那種興奮的感覺真的很難用言語表達。我們隻拍了一天半，但卻是我第一次通過取景器開始描述、觀看這個世界，我非常興奮。我覺得這個作品沒有什麼可以多談的，因為它很幼稚、很稚嫩，它是部很短的電影，也是個實踐之作。當你真正站在街上拍攝的時候，我開始問自己，你看到了什麼樣的人、怎麼樣去看這些人。這個短片是天安門廣場上一些遊客的記錄，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很自然地拍到了一些從農村、從外地來到這個城市的一些人。廣場上還有很多其他的人群，比如說有管理者、在北京這個城市裏休閑的人、放風箏的，或帶著孩子來度假的。但我還是很自然地拍攝一些外地來北京的人。我覺得從感情上來說，我和這些人有一種天然的融合吧。”【注：轉引自[美]白睿文：《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羅祖珍、劉俊希、趙曼如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72頁。】
賈樟柯的合作夥伴顧崢，則向我們介紹了《有一天，在北京》拍攝背景和具體運作過程：“1994年，……在一片電影商業化的呼喊聲中，我們卻要拍紀錄片了。老賈對紀錄片非常熱衷，我和王宏偉在心裏卻有些打鼓。一方麵第一次拍片有些緊張，另一方麵事到臨頭又有些懷疑事情的價值。錢是老賈從山東一個廣告公司找來的，他們來到北京出差，突然想拍一些北京街頭的廣告的資料，便來電影學院找人。這夥山東大漢在我們樓下找了半天也沒人搭理他們，被賈樟柯碰上了。老賈沒有像別人那樣見人就覺得是騙子，大家聊了半天，互通姓名，談好價格，對方便付了一千元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