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人的“固執”
“人天生是以自我為中心”，這句話絕不是簡單地指自私自利，而是客觀現實，饑餓、寒冷、情愛、欲望等這些都是隻有自己一個可以感知，別人的同情絕不能替代，因為別人吃飽了你是感覺不到的。
在浪跡天涯的海外華人中最能體現中國人這一現實主義原則，華人在海外時，無論在那一個國家，一般是不參與當地的政治的活動，他們往往非常看重這樣一個進取程序，即第一步是站穩腳跟，首先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後是第二步，盡力擴大自己的根基，或將生意做大，或在自己的領域內繼續向前發展；第三步才是在可能情況下進行支持或否定某一政治派別的活動。一般來說，由於中國人曆經數千年的封建壓力，早已養成了現實主義的生存原則——隻有先生存下來，才能談得到其他事情。對普通民眾而言，他們更讚同亨利·伯格森那句話，“哲學上的批駁往往是浪費時間。正確觀點會自動取代錯誤觀點，用不著我們費心批駁別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駁”。在中國人這裏，人性中的善與惡的手段運用是最為靈活的——在今天，中國民間社會中造假行為的泛濫實則就是其中表現之一，這時世界大公司會說“這不公平”，但目光短淺的中國人卻這樣想，這沒什麼不可以，不過是你用強權，我用詐取而已，彼此彼此，西方諸國誰的發家史中不包含各殖民地血汗呢！英國殖民者以鴉片來榨取中國人的白銀，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能還以顏色呢！富人訂立的規則當然有利於富人，窮人隻能違背這種規則的不公平來尋求曆史的公平。
實際上，在人類的曆史行為中，黑手段的運用本就是經常性的，隻不過中國人在運用這些手段時更符合時勢罷了，中國人把這認為是聰明所在。中國的這種普遍性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儒家思想世俗化一麵的體現，“劣根性”濃重，充滿虛偽。
“在中國，與文化統一性一樣重要的是，各個時期都存在驚人的政治上的統一。這一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釋為：是由於中國文明，這個唯一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是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蒼天獻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職責比起他的統治職責來，始終居於次要地位。因而，存在於歐亞其他文明中教士與俗人、教會與國家間巨大的分裂，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也沒有與印度史詩相當的東西，因為印度史詩包含玄學，其內容多與個人的靈魂得救有關。這種對現世的強烈偏好為政治組織和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堅固的、根本的基礎。而這一基礎由由於在這些世紀裏實行一種獨特的製度——在全國競爭性的考試的基礎上選任文官——而得到進一步加強。與這類似的情況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過了兩千年才出現”（[美]斯塔夫利阿諾斯，《全球通史》，第十章）。
盡管改個開放已經30年，但實際上我們的國人對世界很缺乏了解，即便是走出去的公司，也仍然按照中國人的方式在活動，“入鄉隨俗”這個有數千年的古訓這時候卻被中國人丟到腦後。2010年，中國在巴西投資170億美元建立企業，雇傭了很多巴西員工，這時中巴兩國的文化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中國企業在走向海外後，仍然沿用國內的做法，工人們幾乎沒有工會組織，即使有也是徒有虛名；中國的勞動保障法形同虛設，工人們根本沒有和資方討價還價的可能；中國對工人提供的福利少的可憐，除了法律硬性規定的養老、醫療等幾個保險外，其餘的想都別想。相反，巴西有完善的勞動保障法，比如在年度重大節日企業必須要發放相當於一個月的獎金，企業還需要發放可以采購食物或者用於交通的代金券；另外，巴西有強有力的工會組織，工人們根本不需要自己出麵，自然有工會為工人們討尋公平，也不可能出現拖欠薪金的情況。巴西《聖保羅報》曾對中資企業的巴西員工做過調查，發現竟然有42%的員工在一年之內就離開中企去了其它企業，因為巴西員工抱怨中方不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例如加班在中國企業中家常便飯，隻要付給加班費，很多工人樂於加班。但在巴西，巴西人認為上班時間是掙錢的，但下班時間應該享受生活，人不能一輩子總是為掙錢而拋棄其他。所以，每當中方管理人員要求巴西員工加班的時候，多半都會遭到拒絕。另外，巴西員工也抱怨說，在中資企業幾乎沒有晉升的空間，中方總是把晉升的機會留給中國自己的員工，或者從國內調來，所以，巴西員工寧願其其他外企，隻把中資企業作為一個臨時性的過渡工作。事實就是這樣，我們的企業多少年來一直高喊著要學習國外的先進管理理念、經驗和技術，結果一到實踐之時就把這些忘得一幹二淨，這實際上就是中國人說一套做一套的現實體現。中國人把晉升機會留個自己人，這看似很“抱團”，實際上這是一種狹隘的利己主義，而美國公司或者其他大跨國公司最注重的就是海納百川，真正地吸攬人才，為我所用，中國人的海納百川隻停留在口頭上，中國人更習慣於自己-自家人-同鄉-中國人，然後才是外國人，因為中國人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實際上這自古就證明是個錯誤，我們的思想意識還停留在200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