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說那些剛從國內到國外的公司，就是那些常年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其實他們也表現出“固執”的本性。
“911”事件是轟動全球的大事，是美國戰略的轉折，但是，對曼哈頓唐人街的華人來說，“911”對他們帶來的另一番影響。曼哈頓唐人街位於曼哈頓下城，這裏位置得天獨厚，距離華爾街、世貿中心步行也不過十餘分鍾，可以說就坐落在美國心髒的旁邊，但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的華人與美國主流社會幾乎毫不相幹，始終默默無聞地躲避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來到這裏旅遊的人的目的永遠是為了品嚐一下中國的菜肴、欣賞一下中國式的花鳥魚蟲，似乎這裏隻是曼哈頓的一個古怪的中國小花園，所謂的中國文化一切都停留在過去時，而能與世界文化同步的隻有各種山寨出來的名牌皮包、服裝等。在“911”之前，居住在唐人街的華人登記在冊有合法手續的約有3萬，非法居留者達10多萬，但是，他們中絕大多數都隻有高中文化，他們的生活方式仍停留在“男進餐館、女進衣館”的狀態，過去幾十年中，唐人街的華人兩大支柱就是餐館和車衣廠，“911”之後，唐人街因為緊鄰紐約警察局和市政府，因而交通封鎖長達一個多月。
很有諷刺意味的是，在“911”之後，美國政府為因種種封鎖和限製而遭受損失的商戶進行了救助，補償辦法是第一年為每個失業者發放2500-5000美元的救濟，第二年每人發放6000美元；對一些小經營者賠償半年的房租、半年生意損失和2%的營業額，而且還提供無息貸款或者低息貸款，陷入困境者還可以申請紅十字會等慈善團體的救濟。然而，華人中很多人在過去經商中一直采取現金交易，目的是避稅，而美國發放種種救濟都需要出示納稅證明，結果很多華人無法得到救助和貸款。“911”事件後，曼哈頓唐人街全部3800家大小商業店鋪、公司，竟然隻有237家得到了貸款；且貸款總額也隻有1400萬美元，而當時聯邦救助基金高達幾十億美元。所以，可以說，曼哈頓華人幾乎沒有得到多少救助和補償，這一切都源於華人的避稅行為。
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網站2011年5月29日以“在管控較嚴厲的社會中生活的人們更容易墨守成規”為題，報道了美國馬裏蘭大學米歇爾·蓋爾芬德和其領導的小組對33個國家6800人進行的調查。該調查主要目的了解社會管控的實際嚴厲程度如何影響民眾的心態，首先是調查各國社會規範的內容，也就是嚴厲程度，然後了解民眾的心態。結果發現，荷蘭、愛沙尼亞、瑞典、芬蘭等國家最為寬鬆，民眾創造熱情更高；印度、韓國等雖然經濟蓬勃發展，但社會規範很多，且較為嚴厲；而伊朗、沙特等伊斯蘭國家社會管控程度最高，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近似半戰爭、半無政府狀態，為混亂社會。印度、韓國是新興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有目共睹，但印度民間普遍存在種姓製度，韓國儒家文化根深蒂固，這兩種文化實際上都在扮演社會管控的角色，給人們的日常活動設置了種種限製。美國新墨西哥大學教授蘭迪·桑希爾認為，越是受到管控的國家，社會反而更不安全，人口高密度導致生存空間狹小、食品安全性低、環境汙染嚴重、貪汙腐敗盛行、自然災害頻繁、特殊疾病時常出現等，盡管社會總體顯得平穩，但實際上病態頻出。其中的原因就是社會管控針對的是底層社會，而對上層社會來說，他們享有種種特權，因此社會種種問題多為人為製造。桑希爾說，其實，像食品問題、自然災害等威脅實際上用開放、寬容的態度更好處理，因為開放、寬容的態度使新思維、新技術得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