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儒學成了中國人思想的天花板
19世紀80年代，盡管經曆了鴉片戰爭，中國已經認識到不改革不行，但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仍是不準“以夷變華”，在修鐵路、辦電報、建新式學堂等方麵仍畏首畏尾。清朝統治者仍認為“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20世紀30年代仍然有“建設中國本位文化說”。
1919年7月，胡適在少年中國學會上的演講《少年中國之精神》，至今也將近百年，但隻要重讀一遍，你就會發現中國人的思維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少年中國之精神》，1919年7月，原載1919年《少年中國》第1期）。在這裏隻要摘引兩段即可：
少年中國的邏輯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一般中國人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正當的方法。因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幾種現象：（一）靈異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壇及各地的各種迷信；（二）謾罵無理的議論；（三）用詩雲子日作根據的議論；（四）把西洋古人當作無上真理的議論；還有一種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狀，我且稱他為“目的熱”，就是迷信一些空虛的大話，認為高尚的目的；全不問這種觀念的意義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說：“我主張統一和平”，大家齊聲喝彩，就請他做內閣總理；明天又有人說：“我主張和平統一”，大家又齊聲叫好，就舉他做大總統；此外還有什麼“愛國”哪，“護法”哪，“孔教”哪，“衛道”哪……許多空虛的名詞；意義不曾確定，也都有許多人隨聲附和，認為天經地義，這便是我所說的“目的熱”。以上所說各種現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們既然自認為“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該是科學的方法……
少年中國的人生觀現在中國有幾種人生觀都是“少年中國”的仇敵：第一種是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固然不消說了；第二種是退縮的人生觀，如靜坐會的人，如坐禪學佛的人，都隻是消極的縮頭主義。這些人沒有生活的膽子，不敢冒險，隻求平安，所以變成一班退縮懦夫；第三種是野心的投機主義，這種人雖不退縮，但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見，所以他們不惜利用他人，作他們自己的器具，不惜犧牲別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緊要關頭，不惜作偽，不惜作惡，不顧社會的公共幸福，以求達他們自己的目的。這三種人生觀都是我們該反對的。
胡適在《少年中國說》的最後引用了英國“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領袖之一的紐曼（Newman）的詩句：“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意思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如果胡適今天回來了，他會覺得今天的中國社會與1919年的時候有什麼不同嗎？至少我覺得在精神層次上沒什麼不同。這就是文化傳承的利害，中國人的劣根性已經根深蒂固。
中國的曆史已經證明，儒家思想支配下的政權可以達到奴化人民的效果，但卻無法讓官吏“修身”，中國社會有兩大難題是儒家思想無法解決的，一個就是貪汙，一個就是王朝更替。
中國的技術進步其實很緩慢，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進步是一種自然進步，是社會知識技術積累的到一定時候的自然獲得，而並不是一種主動獲得，即不是因為技術獎勵機製或者存在一個萌生大量科學技術的大環境而出現的主動研究，因為2000年來中國始終是在一個思想框架下運行，其他思想根本就沒有得到機會，因此也就不可能產生另外一個思想環境，儒家思想就像是一個天花板，擋住了任何想要上升的人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