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行政院的人事調整顯示出了三個特點：
第一，立足於轉變對日外交理念。張群認為，蔣作賓、何應欽、吳鼎昌、張嘉璈，加上蔣介石和他本人這六人，“都曾經留學日本，與日本有些因緣，明了日本的政情。蔣先生組織這樣一個政府，就是因為國際間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無法加以阻止和製裁，唯有利用我們各人的關係，設法延緩中日間的緊張情勢”。延緩日本入侵即可贏得抗日準備時間。
第二，采用專家政治的理念，延攬專門人才，加快國內經濟建設，提升政府的凝聚力。如蔣介石所言，“行政院各部人選皆以才德為主，尤以引進黨外人才之政策告成。雖內部多不為然，但竟能貫徹主張”。如吳鼎昌是受過培訓的經濟學家，人非常能幹，是南開經濟研究所董事會董事之一。張嘉璈也是該所的董事。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蔣廷黻、實業部次長周詒春都是學界名流，在社會上有很好的聲望。同時，知識分子從“在野派”的身份向“在朝派”轉變，並演化出一陣“學者從政”的浪潮。蔣介石也因此擴大了自己的智囊團和人才庫，擴大了自己統治的基礎，增強了在南京政府權力爭奪中的實力，同時化解了不斷利用新聞媒介對他指責攻擊的批判力量。
第三，保持政局的穩定，政局穩定是行政效率提高與應對危局的根本。行政院除了各部會長、秘書長、政務處長以及各部之秘書總務司長等少數僚屬略有調動外，所有事務官大抵繼續任事，不受影響。“此為政界稀有之現象，抑亦為時局安定化之一助。”《獨立評論》的一位作者也注意到了這種現象，“這次各部會的改組沒有裁人，除了自動辭職和幾個必須更動的人員外，沒有妄裁一人”。行政院各部會政務、常務次長人選共20人，其中連任14人，調任1人，新任5人。政務次長11人中連任者有10人。
蔣介石主導的黨政人事調整給外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論者認為，這次人事構成“殆盡於集體專政之理想”，新的國民政府，“比過去幾年強有力的多”。“此次中樞改組，政治重心確實移轉到行政院了。當局們都抱著埋頭苦幹的精神，腳踏實地的在工作，所以今歲今年，政府中很少人以文字開空頭支票，這是近年稀有的現象。”“此次改造，中國國家事實上完成了一個鞏固的核心，這是國難幾年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的結果。”
不過，蔣介石還需麵對最大在野派胡漢民的回歸問題。五全大會標榜蔣、汪、胡三大領袖團結合作，汪因傷未曾視事，全國各方視線又集中於中常會主席胡漢民之歸國。蔣亦望胡北上，重歸於好，派魏道明逕往新加坡歡迎，國民黨中央派居正、葉楚傖等15日由滬乘加拿大皇後號輪赴港迎胡。胡於1936年1月15日抵新加坡，停留一日。西南各界大舉迎胡，李宗仁亦赴港歡迎。京滬市黨部均籌備歡迎大會，並電港促胡入京。蔣認為，“胡如來京，則兩廣當不再用武力為主。一俟匪區肅清與粵漢通車，則統一成矣”。國民黨內外對胡回國的高度渲染，一方麵體現了胡漢民作為精神領袖的粵派實力頗壯的現實，另一方麵亦反映了精英們對國民黨內各首領合作以拯救國難的殷殷期待。然而，胡在各方高調的迎胡浪潮中滯留廣東，並於1936年5月突患腦溢血去世，國民黨三巨頭終究未能共聚一堂。此時，蔣介石雖非國民黨法理上的最高領袖（因汪是中政會主席，遇刺後因傷養病，其職暫且保留；胡去世後中常會主席暫缺），蔣以副主席身份實際掌理中常會與中政會，且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長，完成了黨、政、軍大權的集中，意味著蔣介石的個人集權政治已經形成。
二、蔣介石個人集權政治的特質
如前所述，國民黨召開五全大會前後的一係列會議，是在國難背景之下調整黨政製度與人事關係的重要會議。五全大會改選，擴大了國民黨中委的規模，盡可能容納各政治派別。作為國民黨“後進”的蔣介石，個人集權的完成並非依賴強勢的鬥爭方式，而是在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中，順應了集權的輿論支持，很大程度上采取政治妥協的方式實現的。如蔣所言，從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到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與一中全會，“此三個大會實為三個最大之難關，忍受又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於橫決而達成第一步本黨複合之目的，期待一致對外之功效。無論以後之成效如何，而黨國與個人之曆史，實劃一新時期”在五全大會上，有代表提議《請推舉蔣同誌為本黨領袖案》、《本黨應恢複總理製案》，都被蔣介石婉言拒絕。蔣在黨政軍具體的職位分配上，並未有一己占有之意，體現了政治妥協的意味。蔣通過妥協，最終完成了人事安排，“一中全會順利開成，黨政人事皆得照預定者通過……是乃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之效”。由此產生的問題是，蔣介石的個人集權政治的特質如何，其發展方向如何？欲解答此問題，如果對蔣與馮、閻、粵桂等地方勢力派的具體妥協不談，至少尚需分析兩個關鍵點：一是在集權政治的呼聲中，蔣主觀上是否有取代汪之意圖；二是蔣集黨政軍大權於個人的手段與方式如何。
汪、蔣合作初期，蔣即表示“汪先生之主張，即為餘之主張”，一直有遵汪為政府領袖之意。邵元衝回憶與蔣、汪會談時說：“惟介石力推精衛主持大計，眾亦多讚同。”1933年3月26日，蔣與汪談話，汪“以國防委會為慮，以責任內閣製為主，餘開誠相見，容納其意”。在3月29日的政治會議通過了汪精衛為國防委員會委員長，蔣感到“以其能負責，心甚安樂”。然而，蔣“無論如何精誠，終不能去其虛疑，是餘總有不能以誠感動之處也”。汪的態度一直不甚堅定，蔣常與其談話，“汪之心態不堅，中央不能團結，是餘之誠不孚乎”？盡管如此，蔣與汪“彼此慰勉”。
蔣盡力維護著汪，也注意到了汪任行政院院長時的“中央不固散漫”，希望能夠產生一個健全穩定的中央政府，如蔣所言，“中央政府即國家之代表，破壞中央，即破壞國家”。當汪遭受政治壓力時，蔣“對汪使之安心”。但汪常犯“政治病”，動輒辭職與“養病”，使蔣頗為犯難。在汪辭職風波中，1935年7月27日，蔣反省，“中央渙散，主持無人，而主幹皆少氣節，並無風格言念，前途憂惶之至”。麵對無人負責的中樞，蔣亦曾考慮過政治製度的調整，不斷反問：“聯邦？自治乎？地方分權乎？中央集權乎？內閣製？總統製？委員製？獨裁製？”蔣甚感汪的理想與行動“幼稚可歎”。但“汪堅辭”，蔣不得不尋找“善後辦法”。
麵對汪的辭職問題，蔣多次予以挽留。8月17日，蔣在反省錄中提到：“決計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不可驟變，故對內對外政策，惟留汪為唯一樞紐也。”8月19日，蔣再次提到“請汪複職，以全會為期限”。8月22日，蔣出席國民黨中央常會，挽留汪複職，後往訪。據《國聞周報》所撰文章推測，汪辭職可能要求蔣設法改革黨政機構以利大政進行有關，尤其是與中政會之組織有關。蔣在應對汪的辭職問題上，極為擔憂因之導致的中央政局不穩，如蔣1935年8月日記中反省所言：“中央風潮之內訌與汪之辭職，幾乎根本動搖。”
蔣在各種場合體現了對汪的一定尊重，但亦反感汪之心誌不堅，曾考慮過“汪為監察或考試院長”。事實而論，有汪為其支撐，蔣便可集中精力考慮“剿共”與“國防”。針對汪的遇刺，蔣並未因此幸災樂禍，反而異常悲痛與緊張，“精神之受打擊，其痛苦較甚於槍彈之入肺腑數倍。如此之彈，如穿入我心身，則我心安樂，必比甚何事為快也”。
蔣希望汪能與其繼續攜手合作。五全大會之前，汪雖在病中，蔣並未撇開汪而獨行其是，多次往訪汪。開會中，蔣兩次訪問國民黨內各元老與汪。不過，汪在五屆一中全會召開之前，以受傷養病為名，不辭而赴上海，蔣感其“怯疑可歎”。蔣對此前辭去主席團人員的孫科，親自去勸說，亦“反被其誣辱”，“此中痛苦，非言可喻”。蔣為平定黨內糾紛，作出讓步，決定“推胡為常委會主席，汪為政會主席，而餘自兼任副主席，以為本黨複合之張本”，“非以此不能救國，更不能安內”。12月2日下午，蔣研究行政院改組時，希望“仍由汪連任”。注意：“行政院仍另推人，餘暫以從中主持為妥。”1935年12月2日下午，“公研究行政院改組，仍由汪連任，而庸之調監察院。但恐幣製破壞，故未決定”。此後蔣亦考慮過辭去行政院院長的問題。擔任行政院院長一職，並非蔣自始至終的需要，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可以得知，1936年2月16日，考慮到“行政院院長辭否與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