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全大會前後為中心
劉大禹
（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
1932年初，國民黨政府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胡在野的政治局麵。此後，日本入侵不斷加深，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屢犯“政治病”，難以擔當大責。國民政府迫切需要形成一個負責的政治中樞，以維護政局穩定，應對危機。麵對困局，輿論界要求政府集權的呼聲不斷高漲。在維護中央政府穩定性的進程中，至1935年底國民黨五全大會，蔣介石以汪精衛遇刺為契機，利用軍事行為逐步建立的個人威信，通過政治妥協，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長，完成了權力的集中。
有關於五全大會的召開，近年來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研究者主要關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五全大會兩度延期的原因與召開的具體進程。第二，五全大會前後蔣介石與西南政局的關係。主要展示蔣介石麵對胡漢民為首的西南政權所作出的妥協，國民黨不斷“走向團結”，這為研究30年代國民政府的政治關係奠定了一定基礎。但關於五全大會的相關研究，仍然存在諸多空白：第一，在應對危局與集權的輿論呼聲中，從蔣、汪合作到五全大會蔣取代汪兼任行政院長，形成了蔣的個人集權，是必然還是偶然？第二，五全大會能否作為蔣介石個人集權政治形成的標誌？其特征與發展路徑如何？本文以《蔣介石日記》等相關材料為主，試圖解決上述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五全大會，包括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與五屆一中全會。不足之處，尚望方家指正。
一、五全大會的黨政人事調整
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為召開五全大會做準備。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馮玉祥入京，李宗仁亦有赴京出席之訊。如《國聞周報》的評論所言：“閻、馮本次出席，誠為國民黨十七年（即1928年）以後未有之盛況。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際，各方黨國要人，齊集首都，中樞政局，必有新開展也。”閻、馮入京體現了地方軍事實力派對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其他政治派別中，關鍵在於粵方陳濟棠與桂係李宗仁等對臣服中央政府能否具有明確表示。
1935年11月1日即開會當天，汪精衛遇刺受傷。汪遇刺情形：1935年11月1日九時一刻全會開幕，中委集階前攝影，汪立前左方，攝畢俱轉後階。此時一青年自旁擠過，距汪三尺許，連放三槍，汪立倒地。張繼立於汪前，聞槍聲轉汪後，將凶手抱住不放，凶手亂開槍，又放五下，張學良趕到，將凶殺打倒，交警察。此事加快了國民黨團結的步伐，為蔣的個人集權提供了機會。汪遇刺後，蔣迅速處理了兩個問題：一是及時向粵方通報信息，免生誤會，以博取粵方的理解與支持。2日，蔣介石電兩廣“中委”，電胡漢民、王寵惠兩委員，報告汪被刺經過。同日，戴季陶回京報告，兩廣“中委”必來京出席大會。蔣又接粵電，李宗仁、林雲陔等決乘飛機來京。3日，蔣“對汪先生左右說明此案，對內無可懷疑”。4日，粵委崔廣秀等來京，攜有關於外交之提案，嗣因汪遇刺事發生，決定不向六中全會提出。二是蔣欲調整對日外交政策，以適應輿論界與媒體的呼聲，全麵負責政治中樞，進而調整政府人事與製度，蔣在及後五全大會上發表了對日轉變外交立場的講話，即與此事的處理有著關聯。因蔣的妥善處置，四屆六中全會“盛況圓滿，當為本黨第一次表現之好現象”。
四屆六中全會上，馮、閻主動給予蔣較大的支持。11月10日，馮、閻聯名致電李宗仁、陳濟棠晉京。盡管李、陳最終未能前來，但11日下午粵桂代表鄒魯、林雲陔、黃旭初、陳濟棠的心腹林翼中等飛抵南京來參加五全大會時，蔣介石“此心不覺悲喜交集”。
五全大會於1935年11月12日開幕。各地中委、各省市及海外代表來京參加者共五百餘人。據《大公報》評論：“今日舉行之大會，出席代表之盛，實包羅過去各派。先今各省，閻百川之南下，足使國人對於華北現狀得到一種慰安。馮煥章之棄嫌入京，自貽實際政治軍事領袖一種恢宏大度之風範，而西南代表之多數賁臨，實開黨內團結之紀元。”此次大會粵桂及海外代表出席者六十餘人。
五全大會至23日閉幕。大會的日程安排，一般為上午召開全體會議，下午各專門委員會分組開會。五全大會有特述者為兩點：“第一，為蔣委員長關於外交之報告。第二，為接受憲法草案，而授權於新中央執委會修正宣布，至召集國民大會之期，亦由其決定。”五全大會明確了對日外交立場的調整，也明確了此後實施憲政，以規範政府行為的政治發展方向。
五全大會調整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新選出的正式中央執、監委及候補委員共260人，當選委員之多開國民黨曆屆大會之新記錄。
由上可知，第五屆中委人數比第四屆中委人數大為增加。通過考察第五屆中委當選人員，與“四大”相比，人事保持了相對穩定。以中央執行委員（以下簡稱“中執委”）為例：第四屆中執委72人中，第五屆繼續當選中執委的有47人，5人改選為候補中執委，2人改選為中監委，1人改選為候補中監委，2人由主席團擬定為中執委。這樣，第四屆中執委繼續當選中委者比例為79%。在第五屆中執委120人中，除原第四屆中執委47人，尚有第四屆候補中執委、中監委與候補中監委當選為第五屆中執委者21人，直接選舉的第五屆中執委中，由第四屆而來的占了總數的68%。在第五屆中執委中，除了新增選舉32人外，另有20人由主席團擬定，再由“五大”通過。以上數據意味著，五全大會除保持原中委繼續當選外，通過增加中委人數，以實現政治妥協。此亦為國民黨中委人數不斷擴張之根源。
在這些中執委與候補委員中，據其時日本學者石丸藤太統計，蔣介石在黨的中央擁有六十餘名委員，如果把支持蔣氏的元老派加算在內，共計有八十餘名。對於汪精衛派的二十餘名，孫科派的約十名，西南派的約四十名，其他約三十名，占有絕對優勢。中委的構成反映了各派政治勢力相互妥協而蔣占據優勢的結果，蔣對此結果亦具有一定滿意感。1935年11月30日，蔣介石記本月反省錄：“對內合作之政策，雖未至精誠團結，但形勢上已達到瓦全之目的。四年努力之結果，猶得至此成績，若再繼續穩進，即可專力對外，或有事半功倍之效乎。”
1935年12月2日至7日，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開會，重大決議案為次年5月5日宣布憲法草案及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五屆一中全會改革了國民黨中樞組織與人事，如中常會添設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之政治會議改為政治委員會，添設主席副主席。中常會及中政會開會時列席人員，均照組織大綱規定，此為中樞幹部采取集權精神之表現。12月6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案》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中推定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員19-25人組織之，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其責任，其組織條例另定之。政治委員會開會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均應出席。在人事安排上，胡為中常會主席，蔣副之，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副之。如此，當汪、胡未能親自掌理黨權時，蔣實際上擁有黨內的最後決定權。
五屆一中全會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成員的人選，蔣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長。五屆一中全會通過了《國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院長人選案》，決定以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為副院長，孫科為立法院院長、葉楚倫為副院長，居正為司法院院長、覃振為副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鈕永建為副院長，於右任為監察院院長、許崇智為副院長。在蔣掌理的行政院人事構成中，較此前的汪精衛內閣，除軍政、海軍、教育、衛生等部門維持不變外，其他重要行政部會長均有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