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
王建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民國初建後，遠處西北的新疆與中央關係逐漸疏遠。在盛世才統治時期，新疆與蘇聯的關係異常密切，而與中央政府則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其號令無法進入新疆。抗戰後期，新疆與蘇聯關係發生突然變化，盛世才的異動為國民政府提供了機會。國民政府因勢利導，積極應對，終使新疆回到中央的管治之下。
一、暫忍待變與扶盛方針的確定
在盛世才的統治下，新疆的主權岌岌可危。盛世才本人秘密成為聯共（布）黨員，甚至曾向蘇聯提出新疆加入蘇聯的主張。蘇聯領導人與盛世才直接書信往來，蘇聯官員訪問新疆直至雙方簽訂貿易協定等均不通知中國外交部。蘇聯實際控製著新疆的若幹重要企業，並在與新疆的貿易中占據壟斷地位。此外，蘇軍還在哈密駐紮了一個配備有坦克等重型武器的加強團——紅八團，扼守著中原西去迪化的通道。
對於新疆的這一局麵及兩者之間的特殊關係，蔣介石早有體會，但又覺無可奈何，隻得暫時忍耐。在蔣介石的眼中，新疆已與淪陷於日本的東北相提並論，“新疆已成為東北，當忍之”，“新疆之於我中華民族存亡，實無異於我東北四省，而其資源之豐富與國防之重要，則尤過之而無不及也。能不令人夢魂縈懷乎”？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與英美蘇成為共同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國。國民政府意識到對日作戰的大局已定，在考慮收複東北、台灣等被日本占領地區的同時，也開始考慮恢複對已在相當程度上失控的主要受盟國影響的邊疆地區的控製。戰爭爆發後不久，在考慮與英蘇等國訂立同盟條約時，蔣介石曾開出如下條件：“甲、對英要求其承認西藏、九龍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乙、對俄要求其外蒙、新疆為中國領土之一部……”蔣介石所設想的這一同盟條約最後雖未訂立，但它反映了蔣期望利用這次世界大戰解決新疆等問題的構想。這一點，蔣曾明確寫道“對新疆與西藏問題，應乘世界戰爭期間解決為便”。1942年1月底時，蔣在日記中寫道：“對新疆與西藏統一之方略已定”，同時表示實施方略尚需等待機會。3月，蔣介石密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以其特使的身份訪問迪化，與盛世才進行秘密會談。
盡管盛世才與蘇聯之間的關係看起來非常密切，但其實並非親密無間，雙方的矛盾實際上是被雙方的彼此需求掩蓋著。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在西線麵臨著生死存亡的作戰，一時無力東顧，這種矛盾便顯現出來。矛盾公開爆發的起點，是盛世才四弟盛世騏的被殺。盛世騏被殺有多種說法，有被蘇方設計謀殺說，有自殺說，也有為盛世才所殺說。盛世才以其弟遭人謀殺為借口，掀起逮捕浪潮。經過酷刑，捏造出了一個準備在4月12日發動暴動的陰謀組織，而這陰謀組織的主角便是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新疆督辦公署蘇聯軍事總顧問、八路軍駐新疆代表以及一批地方行政長。盛世騏案中，盛世才逮捕了300多名蘇聯人員和中國共產黨在新人員。
重慶方麵注意到了新疆突然發生的這一變化。5月17日，蔣介石與剛從新疆回來的新疆駐重慶辦事處主任張元夫討論新疆局勢。蔣看到了盛世才發動大逮捕的背後的動機，感到“盛對俄甚危懼”，決定利用這一機會把盛世才拉過來。蔣介石密切注意盛世才的動向，研究其心理，琢磨如何運用策略，其日記中常有“研究盛世才之心理與動向”、“盛思想與心理之轉變已可概見，當不難導入正軌”之語。
此時，盛世才也在努力向重慶靠攏，探聽中央對新疆的態度。5月，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驥以商討西北交通問題為名去重慶晉見蔣介石，並在中央訓練團受訓。經過權衡，蔣介石向盛世驥提出了中央將繼續承認盛世才在新疆地位的保證，給盛世才吃了定心丸。6月28日，盛世才密電蔣介石，以與蘇聯商談獨山子油礦合辦事宜為名，請蔣介石派經濟部長翁文灝等入新，並請朱紹良等隨行。
蔣介石決定派朱紹良、翁文灝等入疆。蔣並親筆起草致盛函，表示對盛絕對信任。該函稱：“凡公私諸語，請與逸民長官開誠詳談。當此國家存亡絕續之交，更為吾人安危成敗相共之時，吾弟之事業即為中之事業，故中必為吾弟負責，以解除一切之困難也。”此外，蔣囑朱紹良，“對盛一意信任之”。
7月3日，朱紹良等飛抵迪化。次日，與盛世才進行密談，盛世才在談話中表示了維護中國主權的立場，同時又有分寸地表示，仍應維持對蘇聯的關係。據翁文灝記載，盛表示：（1）與蘇應親善；（2）為顧國權，使新疆永久為中國領土；（3）盼能有機會親見委員長；（4）新疆人口四百萬，內漢人僅四十萬，應移民入新疆；（5）軍隊不到二萬八，現僅一萬數千人。當晚，翁便將這一情況密電於蔣。作為姿態，盛慷慨地下達命令，此後，朱、翁一行人致中央電報可一律密發，不必送其審閱。
蘇聯仍期望能夠恢複局麵，緩和盛世才的反蘇情緒，阻止其回歸國民政府。6月27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德卡諾佐夫(Dekanozov)親赴迪化。德卡諾佐夫帶去莫洛托夫給盛世才的回信。莫洛托夫在信中表示，願對盛世才在經濟上作若幹讓步，如合辦獨山子油礦等。同時，德卡諾佐夫在與盛世才的談話中也施加了一定的壓力，試圖阻止他走得不致太遠。德卡諾佐夫提醒盛世才記住過去蘇聯對新疆和他本人的援助，告誡他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名蘇共黨員，而且是一名重要黨員。所有中途改變信仰的人，都隻會碰到麻煩。蘇聯共產黨不會讓它的黨員隨意拋棄黨的指示，攻擊馬列主義而不受懲罰。
但盛世才不為所動，蘇聯政府終於意識到與盛世才的關係已無可挽回地完全破裂。7月3日，莫洛托夫再次致信盛世才，嚴厲批評了盛世才的舉動，指責盛世才這一舉動已使其成為帝國主義破壞中、蘇關係及新省現狀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該信還列舉了盛世才過去反對中央政府、企圖分裂新疆背叛國家的三件事實，表明蘇聯曆來反對分裂新疆及支持中國中央政府。一是在1934年時，盛世才建議蘇聯政府速於新疆境內實施共產主義，並聲稱推翻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央政府是救中國救新疆的唯一途徑。二是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盛世才力主宣布支持張學良。三是1941年1月，盛世才向蘇聯提議成立新疆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顯然，蘇聯的這封信不隻是寫給盛世才看的，而是準備在盛世才仍不改悔的情況下提交給蔣介石看的。確實，莫洛托夫的這封信不久便轉交給了蔣介石。
盛世才也估計到了蘇方可能會有這一挑撥離間斷其後路的舉動，為避免因此信陷入被動，盛世才趕在蘇方向重慶提交此信之前，於7月7日致書蔣介石，主動坦白了過去親蘇及加入蘇共的種種事實。盛世才稱他過去對馬克思主義夙具信仰，相信蘇聯是在努力援助落後國家與民族，但“現已徹底覺悟，蘇聯國家確實離開馬克思主義，走上帝國主義侵略道路”。盛世才表示自己“今後絕對不能再與此類假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合作，誓以至誠，擁護鈞座與國民黨之領導，效忠黨國”。盛世才還解釋說，過去實因形勢所迫而不得已，“新疆孤懸塞外，如向中央求援，不僅鞭長莫及，而且迫不及待，隻有向蘇聯求其友誼之援助”。
蔣介石大概是不會相信盛世才的這類辯解的。然而，盛世才與蘇交惡，他需要中央的支持，這便為恢複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控製提供了良機，蔣介石不會因盛世才所說是否屬實而錯過這一機會。7月9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M.A.Panniushkin)拜見蔣介石，轉交了前述莫洛托夫致盛世才信。潘友新批評盛世才種種舉措，聲稱“盛督辦過去對於貴國政府種種作為，與今日對蘇聯政府之態度，似皆有敵人為其背景，其左右更不無敵人所派之間諜”。蘇聯轉送信件之舉，希望離間盛世才與中央關係的意圖甚為明顯。蔣介石對此未作反應，隻是表示“俟餘詳閱此信後再行辦理”。同時，蔣介石借機強調，今後“貴國政府對於凡關新疆之事應與敝國中央政府交涉，不可與盛督辦徑行談判”，希望借機將新疆的對外交涉權收歸中央。
蔣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餘對此函決置之不理，暫觀其以後之變化何如。”蔣介石的幕僚、時任侍從室一處六組組長的唐縱也看出了蘇聯的離間意圖：“蘇聯覺事已不可挽回，故將過去勾結經過和盤托出，使委員長不相信盛世才，其用心良苦！”“而其最後之目的，在使破壞盛世才人格與信用。”
蔣在7月11日便確定了解決新疆問題的原則：甲、安定盛世才內向之心；乙、保障盛地位；丙、對俄好意之表示；丁、警告俄員勿在新倒盛；戊、對俄表示中央願與俄重訂新疆有關條約；已、準盛入國民黨；庚、派朱常駐新疆；辛、派我外交次長赴新與俄外次相見；壬、新疆劃入第八戰區範圍之明令時間。這九項原則概括起來分三大方麵：一是安撫盛世才，繼續保持其在新疆的地位；二是對蘇既示好又示警，防止蘇聯在新疆策劃動亂；三是加強中央對新疆的控製，把新疆納入中央的外交和軍事體製之中。
7月13日，蔣介石與朱紹良研究對新疆方針，在對盛對蘇方麵確定了兩點：“第一保全盛之地位；第二使俄不惱羞成怒，留有回旋餘地，切勿使之對盛絕望。”蔣介石擔心蘇聯會鼓動新疆各地暴動，乘機驅盛。蔣計劃采取三個步驟：甲、派兵入疆助盛平亂，鞏固省政；乙、劃新疆歸入第八戰區；丙、與俄交涉徹底解決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