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少年英雄夏完淳
夏完淳（1631—1647年），乳名端哥，別名複，字存古，號小隱又號靈首，中國明朝末年詩人，祖籍浙江會稽，生於鬆江。夏完淳是夏允彝之子，師從陳子龍。夏完淳自幼聰明，有神童之譽，“五歲知五經，七歲能詩文”，14歲隨父抗清。父殉後，他和陳子龍繼續抗清，兵敗被俘不屈而死，年僅17歲。夏完淳以殉國前消遣洪承疇一事稱名於世。夏完淳寫有《獄中上母書》。
弘光政權解體後，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抗清力量繼續戰鬥。1645年6月，明朝官員黃道周、鄭子龍在福州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聿鍵即位，史稱隆武帝。而另有一部分官員張國維、張煌言則在紹興擁戴魯王朱以海監國。因此，在曆史上便同時出現了兩個南明政權。為了對付抗清力量，清朝廷就派在鬆山戰役中投降過來的洪成疇總督軍事，準備招撫江南。
這時，在鬆江（位於今天的上海市）有一批讀書人也在醞釀抗清複明，這批人以夏完淳的父親夏允彝和老師陳子龍為首。夏完淳從小就讀了很多書，他擅長詩文，在父親和老師的影響下，也參加到抗清的鬥爭中來了。當時他年僅15歲。
當然，光靠幾個書生想組織義軍是不行的。夏允彝有個叫吳誌葵學生，是吳淞總兵，在他手下有有些兵力，於是夏允彝就說服吳誌葵一起抗清，吳誌葵答應了，並派出一支人馬擔任先鋒隊攻打蘇州。剛開始仗打得還很順利，先鋒隊攻進了蘇州城，可惜吳誌葵臨時猶豫，沒能及時增援，導致進城的義軍被圍犧牲，他在城外的主力也被打敗。不久，清軍圍攻鬆江，夏允彝父子和陳子龍衝出了清兵包圍，隱蔽在鄉下。清兵四處搜索，還想誘惑夏允彝出來自首，但夏允彝不願落在清兵手裏，就投河自盡了。他留下了遺囑，要夏完淳繼承他的抗清遺誌。
父親的犧牲讓夏完淳悲痛萬分，也徹底激起了他對清朝的仇恨。於是，他和陳子龍秘密回到了鬆江，準備再次組織起義軍。他們打聽到太湖長白蕩有一支由吳易領導的抗清義軍，正在重整旗鼓。夏完淳變賣了全部家產，捐獻給了義軍，並在吳易手下當了參謀。他還寫了一道奏章，派人送給了紹興的魯王，請他堅持抗清。魯王聽說上書的是個少年，讚賞不已，就給夏完淳封了一個中書舍人的官銜。吳易的水軍在太湖邊出沒，清軍被打得暈頭轉向。但是後來由於被叛徒出賣，義軍失敗了，吳易也犧牲了。
一年後，陳子龍又暗中策動清朝的鬆江提督吳勝兆反清。不幸的是，這次兵變同樣遭到了失敗。吳勝兆被殺，陳子龍也被抓獲。他不想受辱，就在被押往南京的船上，他掙脫繩索，跳河自盡了。失去了老師的夏完淳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痛苦之極。然而不久後，他也因為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了。清軍派重兵把他押到了南京。夏完淳被關在監獄裏80天，給親友寫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詩篇和書信。他並不怕死亡，他隻是為自己沒有實現保衛民族、恢複中原的壯誌而悲傷。主持審訊夏完淳的正是招撫江南的洪承疇，他知道夏完淳是江南有名的神童，想用利誘來使其屈服。他問夏完淳：“聽說你給魯王寫過奏章，可有這事？”夏完淳昂首答道：“正是我的手筆。”洪承疇裝出一副溫和的樣子說：“我看你小小年紀，未必會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隻要你肯回歸大清，我封你官職。”
夏完淳假裝不知道上麵坐的是誰，厲聲說：“我聽說我朝有個叫洪亨九（洪承疇的字）的先生，乃豪傑人物，當年鬆山一戰時，他以身殉國。我十分欽佩他的忠烈。我雖然年輕，但殺身報國之事怎能落在他後麵呢？”這番話說的洪承疇哭笑不得，滿頭出汗。旁邊的士兵以為夏完淳真不認識洪承疇，就提醒他說：“你不要胡說，上麵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呸”了一聲說：“洪先生為國犧牲，天下人都知道。崇禎帝還曾親自設祭，滿朝官員都為他痛哭哀悼。你們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汙辱忠魂……”他指著洪承疇罵個沒完。
洪承疇氣得麵如土灰，不敢再審問下去。他狠狠地把驚堂木一拍，便喝令兵士將夏完淳拉出去。1647年9月，年僅17歲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屍體被朋友運回鬆江，葬在了父親的墓旁。直到現在，夏允彝、夏完淳英雄父子的合墓依然還留在鬆江城西。
在死亡的威脅下，夏完淳沒有妥協退讓，而是彰顯了自己的高風亮節。像夏完淳這樣矢誌不渝的愛國少年贏得了萬世流芳的美名。
第二節 陸費逵創辦中華書局
陸費逵（1886—1941年），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複姓陸費，名逵，字伯鴻，號少滄，幼名滄生，筆名有飛、冥飛、白等。原籍浙江桐鄉，生於陝西漢中。其母為李鴻章侄女，頗識詩書。1909年，陸費逵建議整理漢字，主張簡化漢字，提倡白話文。1941年7月9日，陸費逵病逝於香港。
陸費逵，我國近代著名教育家、企業家。陸費逵一生服務社會近 40年，其中在出版界任職38年。他憑著卓越的膽識、才幹和魄力創辦了中華書局，並經營中華書局 30年。他長期擔任上海書業同業公會主席。
從5歲時起，陸費逵就在家裏由母親教讀。9歲進入私塾就讀時，他已能執筆作文，為一般兒童所不及。13歲起，陸費逵潛心自學，正逢戊戌變法時期，他開始閱讀《時務報》、《清議報》，接受維新思想和革命思想。在他14歲時，他製定出了自學課程，每天都要讀古文看新書，並寫出讀書筆記。15歲至17歲時，他除了在家中自修，還常常到閱書報社讀書。之後陸費逵又進入南昌熊氏英文學校附設的日文專修科學習，由於成績優異，深得日文教師呂星如的器重。
1903年，陸費逵跟隨老師呂星如來到武昌，他決心幹出一番大事業。第二年，陸費逵在武昌與同學黃鎮盤等人集資1500元，創辦起昌明書店，他被推舉為經理兼編輯。從此，陸費逵開始走向新聞出版業。可惜的是，昌明書店開業時間不長，由於股東意見不一致，不久就各奔前程了。
陸費逵自辦起新學界書店，銷售《警世鍾》、《猛回頭》、《革命軍》等進步刊物。他還自己編著了一本《嶽武穆傳》，以此來抒發愛國思想，並積極參加當時的革命活動。1905年，陸費逵加入了革命組織日知會，並起草了日知會章程，擔任日知會評議員。後來他看到某些黨人之間互相出賣，感到非常失望。他感到一個人如果沒有學問和修養就不能成就事業，社會離開教育和風紀就不能夠有所發展，於是他更加努力自修，努力工作，並積極讚助革命。後來，陸費逵與張漢傑、馮特民共同接辦了漢口《楚報》，出任主筆，寫出不少抨擊時弊的評論。到年底，《楚報》被查封，張漢傑被捕，陸費逵遭通緝逃到上海，就任昌明書店上海支店經理兼編輯。
上海書業商會成立時，陸費逵作為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員。期間，他與丁福保共同編寫了《文明國文教科書》、《文明修身教科書》、《文明算術教科書》等，後因書局資金短缺，沒有出全。他還撰寫了提倡文字改革的文章，主張小學課本要多采用些注音字母，適量適時夾些漢字，而在漢字旁標注出字母便於記憶。到了中學後，要在小學沒有學到的生字旁標注出字母，以便學生朗讀學習。
1906年，陸費逵到文明書店任職員，期間常和代表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一起出席上海書業商會會議。由於他熟悉印刷、發行業務，而且能夠操筆編書，是個非常難得的人才，被高夢旦以重金邀請到商務印書館任職。他開始任編輯，後改任出版部部長，《教育雜誌》主任及講習部主任。陸費逵主編的《教育雜誌》對前清學製多有抨擊，他發表自己的觀點與見解，主張要順應時代潮流，大力改革學製。在主持師範講習社時，他共發行講義12種，他編著的講義有《最新商業修身講義》、《倫理學講義》及《學校管理講義》等。
辛亥革命前夕，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因內容較為陳舊而滯銷。商務印書館中一些有眼光的編輯建議預編一套適應形勢的教科書，以備革命成功後使用。但是由於商務領導怕擔風險，終未采納。但陸費逵深信革命定會成功，教科書一定要進行大改革。於是，他在暗地裏和同事沈知方、戴克敦、陳協恭等人聚在家裏，秘密編輯為革命勝利後準備的教科書。辛亥革命成功後，陸費逵、沈知方等脫離商務印書館，於1912年 1月 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之日宣布創立中華書局，新編教科書同時發行，由此可見陸費逵的膽識和魄力。
中華書局由陸費逵任總經理，沈知方任副總經理。陸費逵在起草的《中華書局宣言書》中闡明了其宗旨：“國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的以五色國旗為封麵的《中華小學教科書》、《中華中學教科書》，因其內容能夠適應當時實際需要而暢銷各地，使得商務印書館措手不及，一度陷於被動。數年間，中華書局因教科書行銷甚廣，營業旺盛。
到了1916年6月，中華書局的資本總額已增至160萬元，分局增至40餘處，遍布在福州、成都、昆明等地；印刷所擁有大小機器數百台，職工千餘人，成為當時國內僅次於商務印書館的第二家大書局。1917年6月，由於中華書局擴充太快，大量資金投入基本建設，一時周轉不開，陷入困境。這時很多方麵都有人熱情邀請陸費逵共事，均被陸費逵婉言謝絕。他抱定決心，一定要善始善終地把中華書局辦好。
從1919年到1921年，經過三年的整頓，中華書局業務又重新獲得發展，先後創辦了多家報紙，並出版了《新教育國語教科書》，編印了《新文化叢書》等。在此基礎上，1922年到1926年，陸費逵又進一步創辦了《心理》、《學衡》、《國語》、《少年中國》和《小朋友》、《小朋友畫報》等雜誌，刊印了《少年中國學會叢書》、《兒童文學叢書》。同時，中華書局還增設了十幾家分局，資本增至200萬元。
1927年，又增設了香港分局。在此之後，陸費逵大力擴展中華書局的事業，興辦了中華教育用具製造廠，生產教學儀器等設備，並推舉南京政府實業部長孔祥熙為董事長，借其勢力擴充印刷廠，大規模承印南京政府的有價證券和小額鈔票，獲利劇增。1934年，中華書局又在香港九龍新建一座設備非常先進的印刷廠，主要承印南京政府發行的鈔票和債券。1935年，中華書局又在上海澳門路建成新的印刷廠和編輯所，創辦保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專門生產橡皮船、防毒麵具和桅燈等國防用品。這一年，陸費逵繼孔樣熙之後，擔任了中華書局董事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陸費逵深深感到民族危機日益深重，針對某些人散布的和平幻想，他在 1933年1月《新中華》雜誌創刊號上發表《備戰》一文，呼籲“一致對外，長期抗戰”、“將整個的財力、人力，準備作戰”。接著，他又撰寫了一篇名為《東三省熱河早為我國領土考》的文章，痛斥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表現出他的愛國精神和民族責任感。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陸費逵為中華書局認購救國券5萬元，以支持抗戰。
陸費逵把一生精力都投入到出版事業和教育事業中。據不完全統計，中華書局在陸費逵主持的30年間，共出版各類圖書約6000種。其中，各種教科書400餘種，社會科學書籍近2000種，自然科學書籍600餘種，文學藝術書籍1000餘種，重要古籍600餘種，各種工具書30種，少年兒童讀物800餘種；此外，還編輯出版了近20種雜誌，在我國近代文化史和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華書局以出版發行教科書起家，後來一直把出版發行教科書作為自己主要的業務之一，對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普及科學文化知識，起到積極作用。這是和陸費逵一生熱愛教育事業分不開的。
陸費逵對待出版事業嚴肅認真，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內容健康，對讀者和社會有益，而且質量有保證，從不以粗製濫造來降低成本從中獲利。而且，中華書局還特別注意出版少年兒童讀物，其中以1922年創刊的《小朋友》內容最為豐富，最受歡迎，最有影響，曆時最久。中華書局的出版物中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書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它對於五四運動以前新文化與舊文化的鬥爭，五四運動以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事業，乃至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事業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1941年 7月，陸費逵突然病逝，終年 56歲。但他創辦的中華書局一直經營著。
陸費逵的一生是獻身中國出版事業的一生。他勵誌不息，辛勤工作，最後倒在工作崗位上。他的精神至今仍感動著後人。
第三節 穆藕初獻身民族工業
穆藕初（1876—1943年），中國企業家，上海浦東楊思鎮人，1889年因父親破產而失學，入上海棉花行當學徒。1900年穆藕初考入江海關，1905年參加抵製美貨運動並辭職，任上海龍門書院教習、江蘇鐵路公司警務長等職。1909年他赴美留學，1914年獲農學碩士學位回國。他在上海創辦德大紗廠、厚生紗廠；在河南鄭州創辦豫豐紗廠，1915年到1920年間陸續開工。他引進了科學的管理製度，並創辦棉種試驗場，發起成立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1923年6月13日，曹錕、高淩霨驅趕大總統黎元洪，6月23日，穆藕初以上海總商會的名義發表宣言，不承認曹錕和高淩霨代表國家。抗戰時期，穆藕初移居重慶，1943年9月19日在重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