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這個世界應該是‘仁’的世界，所以我的方法論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理學大師程頤臨死前，弟子們跪在床邊哀鳴：“我們一定把老師的學說用到正地方。”程頤突地回光返照，睜圓眼睛說：“你們居然說‘用’？！一說‘用’就是錯的。我的學說不是拿來用的，學我的學說就是目的。所以我的方法論就是‘學理學’。”
王陽明說：“這個世界應該是萬物一體的世界，所以我的方法論就是‘為善去惡’。”
實際上，方法論隻是一種理論，它隻是一種理想，譬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喜歡的就別強加給別人。但有些東西，你不喜歡不代表別人不喜歡，比如骨頭，你不喜歡，狗就喜歡。這其中有很多學問在，所以孔子又提出很多方法。和他一樣，王陽明也提出了很多方法。這些方法既是為善去惡的理論，也是我們學習心學的工具，既是知也是行，既是良知，也是致良知。
一、四事規：陽明心學的四誡
四事規原名為《教條示龍場諸生》，是王陽明初創心學後在貴州龍場為弟子們立下的訓誡，它包括四方麵：立誌、勤學、改過、責善。
立誌，就是意之所向，它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大主題，也是王陽明人生初始的主題。據說，王陽明12歲時在北京長安街漫步。一大仙模樣的人拽住他說：“我為你看相，不收錢。記住我下麵的話，你的胡子到領口時，進入聖境；胡子到胸口窩，結聖胎；胡子到小腹，聖果圓。”
這段話翻譯成現在的話是這樣的：你30歲時能在學問上登堂入室，四十歲時可建立完善的思想體係，50歲左右，就能將思想體係運用到實踐，由此人生圓滿。
王陽明自從聽了這段話後，就常常在課堂上走神，因為他在凝思。後來的某天，他一本正經地問老師：“何謂第一等事？”這話的意思其實是問，人生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麼？
他的老師吃了一驚，從未有學生問過他這樣的問題，他看了看王陽明，笑笑，又思考了一會兒，才做出他自認為最完美的回答：“當然是讀書做大官啊。”這在當時的確是標準答案，正如今天大多數中國人發家致富的“第一等事”一樣，明帝國的知識分子們當然是以讀朱熹理學通過八股考試進而做官為畢生理想。
王陽明顯然對這個答案不滿意，他看著老師說：“我認為不是這樣。”
老師不自然地“哦”了一聲：“怎麼？你還有不同的看法？”
王陽明誇張地點頭，說：“我以為第一等事應是讀書做聖賢。”
老師目瞪口呆，突然狂笑，然後對著王陽明搖頭：“孩子，你這第一等事可是太高了，哈哈。”
學做聖賢，這就是王陽明在12歲那年立下的誌向，從此，他的誌向從未改變過。創建心學後，他對立誌異常重視。《傳習錄》和《文錄》中談立誌的地方不勝枚舉。不過，正如你所知，陽明心學的立誌和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立誌有很大不同。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說：“誌向不能立定，天下便沒有可做得成功的事情。雖然各種工匠有技能才藝的人，沒有不以立誌為根本的。現在的讀書人，曠廢學業，墮落懶散，貪玩而荒費時日，因此百事無成，這都是由於誌向未能立定罷了。”
誌向未立定，就如同無舵的船，沒有銜環的馬，隨水漂流，任意奔逃，連鬼都不知道你最後能到哪裏！
談到這裏，我們可看出王陽明所謂的“立誌”就是立下誌願、樹定誌向。它可以是具體的，諸如我想當個科學家、我想當個土豪、我想當個政治家等。
但他話鋒一轉，馬上進入他對立誌的看法：
“所以立誌做聖人，就可以成為聖人了；立誌做賢人，就可成為賢人了。古人所說，‘假使做好事可是父母厭惡他，兄弟怨恨他，族人鄉親輕視厭惡他，如像這樣就不去做好事，是可以的；做好事就使父母疼愛他，兄弟喜歡他，族人鄉親尊敬信服他，何苦卻不做好事、不做君子呢？假使做壞事，可是父母疼愛他，兄弟喜歡他，族人鄉親尊敬信服他，如像這樣就做壞事，是可以的；做壞事就使父母憤怒他，兄弟怨恨也，族人鄉親輕視輕視厭惡他，何苦卻一定要做壞事、做小人呢？”
最後他巧妙地來了句經典的結語：各位同學想到這點，也可以知道為君子應立定誌向和什麼樣的誌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