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隻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的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製人思想和行為的一些毫無人性的法律也是多餘，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鼓吹這些思想時，恰好是張居正初當首輔準備進行改革之時。顯然，羅汝芳的思想不適合張居正的改革大業，自然觸怒了張居正，他被迫辭官歸裏。張居正雖然能讓羅汝芳閉嘴，卻不能讓王陽明心學左派消失。幾十年的時間裏，王陽明心學左派在王艮門徒和其傳人矢誌不移的努力下，於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洶湧的洪流，尤其是社會底層人士，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尊，挑戰權威，向往自由。由此引起了被稱為“陽明學洪流”“心學橫流”的現象。這種現象到了心學左派門徒何心隱和李贄時，更成驚濤駭浪，神鬼皆驚。
二、光輝的斷頭台——何心隱
何心隱本不叫何心隱，而叫梁汝元，江西吉安人。何心隱早慧，十幾歲就把儒釋道三家經典爛熟於胸。然而他不肯專注八股文，所以直到三十歲才中鄉試。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顏鈞見麵，二人促膝相談，何心隱扔掉朱熹理學，虔誠修行王陽明心學。此後的十二年裏，何心隱在家鄉踐履心學思想，成為名震一方的心學大師。他最有力地實踐心學的一件事就是在家鄉組織了集約合作化的共同體“聚合堂”。這是一個王陽明心學的理想世界，王陽明隻把它停留在《拔本塞源論》中，王艮、顏鈞都是如此，隻有何心隱把它落到了實處。
實際上，“聚合堂”是一個社會改造計劃。政治上，何心隱把分散從事經營生產的小農戶組合起來，由“聚合堂”出麵統一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交納賦稅錢糧，統一協調對付各級官員剝削農民的種種不法行為，統一保護農民的集體利益。經濟上，何心隱在“聚合堂”中設立征糧、催糧、管糧、分糧的管理幹部，實行精細分工、嚴密組織、公平分配的管理製度，這是一個驚雷，因為他把千百年來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第一次通過合作化的方式組織了起來，初步實現了農村的合作化生產經營模式。教育上，何心隱主張人人平等，無論你是窮人還是貴族，都有享受教育的權利，他創辦學院，集中所有的學生食宿在校，搞軍事化管理。課程的設置可謂五花八門，除了王陽明心學外，還有農業、經濟、原始物理、原始化學，甚至是烹飪。經過一係列的改造，何心隱把他的家鄉變成了一個“人人平等”的樂園。
依何心隱的見解，“聚合堂”不過是對農村改造、改革、改良的試驗室，可君主專製的明帝國政府注意到，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也能注意到，“聚合堂”正在搞自治。“自治”就是分裂，就是要獨立自主，就是要遊離到政府之外，不承認政府的存在，這是任何一個獨裁者都不允許的。
首先是地方官找麻煩，加重賦稅。何心隱不可能和官府明目張膽地對抗，雖然他有一張能把死人說活的嘴，也有心學的強大力量作為心理支撐，但在擁有權力的政府麵前，他隻能認栽。其次是地方鄉紳的反對，如果人人都平等，人人都能享受教育，那鄉紳在地方的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他們千方百計阻撓何心隱樂園的前進。最後的結果則是，在各方勢力的圍剿下，何心隱的財政發生困難，“聚合堂”在敲鑼打鼓中開張，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這一劇烈的打擊並未讓何心隱心灰意懶，相反，困難和逆境讓他快速地成長。他謹遵王陽明早期提倡的“知行合一”，把心學思想毫無保留地投入到現實中去。
42歲時，何心隱家鄉的地方官強征“皇木”稅，何心隱認為地方官是在濫收稅，於是寫信不陰不陽地臭罵了地方官一頓。地方官暴跳如雷，把何心隱捉到監獄，準備判他一個無期徒刑，幸好他一位同道認識當時在浙江大權在握的總督胡宗憲。在胡宗憲的幫助下，何心隱才重見青天。
在政府官員們的認識中，何心隱獨來獨往，我行我素，永不安分。政府說“是”，他絕對說“非”；政府說“非”，他肯定說“是”。他在家鄉受到嚴厲的監視，行動受阻，出獄兩年後，他北上到達北京。
在北京，他以心學家的身份受到了北京底層民眾的熱烈歡迎。有那麼一段時間，在心學信奉者禦史耿定向的幫助下，何心隱講學、著書、辯論，忙了個四腳朝天。就在這萬般忙碌中，有一天他見到了未來的首輔、手腕強硬的張居正。當時張居正正在國立大學（國子監）擔任二把手，沒有政治權力，卻有文化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