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強陣容。有了最佳方案，還要有最強陣容。比如足球比賽。排陣意圖和上場方針固然重要，調兵遣將不對，也得失敗。
最強陣容最好。實現集體欲望，要選用最強陣容，實現個人欲望，就要有最好安排。把自己的最好精力用在最需要的地位。人生在世，吃、喝、穿、住、用，是一樣少不得的。但參加社會工作和勞動創造也不可能缺少，那麼最好的精力應該放在哪兒呢？要是全在吃上，這人準沒出息，就是全在談戀愛上，也沒出息。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調度得當，那麼久可能多做成一、兩件好事情。
最快調整。出現失誤，則要最快調整。說是最快，也是最難。因為一種失誤的出現，往往不是表現在一件事情上。比如這幾年中國人的一切向錢看的毛病，你要糾正它，就非常困難。不要說一個民族的欲望，就是一對夫妻，因為一件事情吵架拌嘴，其實沒啥關係，吵完了，相對一笑，沒事，一時笑不出來，就不笑，等到明天能笑出來的時候，再笑也行。但那要有個限度，就是雙方在情感上沒有產生疏遠和反叛情緒。有醫生說，病可治，老不可治，用在這個地方當做比喻也很貼切。夫妻之間，矛盾易解，而感情消失則難解。他們盡管不吵架，但慢慢地沒有感情了，誰看誰都不順眼，到了這個時候，就近乎“老，不可治”了。
但也因此更需要最快調整。比如“十年動亂”，如果鬧到3念頭上，就調整過來，雖然也有損失，畢竟損失小些。仿佛惡戰期間，下死命令與敵人拚殺，固然需要相當大的決心，而下死命令撤出戰鬥也許需要的決心還要打。能臨危不亂，就下令撤兵的指揮員，才可以稱為真正的勇士。
最善學習。最善學習，向誰學習？向別人學習，向先進學習，向友人學習，向自己的錯誤學習，甚至向敵人學習。而且不是一般地學，一般地學沒什麼意思。要真真切切學到別人的長處和本領。仿佛一位棋手，隻靠打棋譜，就笨了，隻靠自己動腦筋，又呆了。非參加實戰不可。參加實戰，就有了向別人學習的機會。據中國棋聖聶衛平說，他小時候下棋就下不過弟弟。但他不怕輸，輸了還下，再輸再下，屢輸屢下，並不氣餒。這大概就是他能夠成為中國當代大棋聖的重要原因。中國舊時講求學心誠，有“程門立雪”一句話。當然不一定非得這樣做，才能表示你的誠心。何況現代青年生得嬌嫩，在大學校園站得久了，也怕曬黑了麵孔，但你要有學習的毅力和決心，那人那裏既有新的科學成果，就非把塔學到手不可。上景陽岡先想武鬆下景陽岡再想老虎，可也。
（6）不知足者長樂。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知足者長樂。為什麼說不知足者長樂？其欲嘩眾取寵乎？其欲招攬生意乎？其欲強詞奪理乎？都不是的。
知足者長樂，有些道理。特別是在農業自然經濟條件下，你不知足又能怎麼樣呢？知足者長樂的思想與儒家中庸觀念有點關聯。一方麵它反映了達觀的人生態度；一方麵也反映了不求進取的自滿自足精神。達觀的人生態度沒有什麼不好。說得俗點，就是要看開些。官場中是非多，能看開些是聖人。看不開，為著些微小利，丟了小命，也不值得。但知足者長樂，如果說它還有些生產力的話，那麼，也非講究對象不可，放在個人生活方麵，還可以。放在事業方麵卻期期不可。
事業上，永無知足。比方你做一個小生意，生意很好，收入很多。三年五載，腰纏萬貫。你知足不知足？要說不知足，未免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不想想祖宗墳地上能有多少風水？但完全知足，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未免短見。現在中國人，有幾十萬元存款，已經是了不得了，比之一般產業工人，一般靠農業生產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農民，比之一般的知識分子，簡直就是一個大亨。然而，世界在變化，20年前，家裏有3000元存款的，已經是大富翁，而在20年後，就算有3萬元存款，也許隻能算一個下中農了。古人雲“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為別人都在發展，你高枕無憂，憂患馬上來和你攀親戚。待你美夢醒來，悔之晚矣。
事業上的知足者，常與他們的誌向有限有關。目標定得不高，想定高點也沒那覺悟。所以，小有所成就有些搖搖晃晃，不會走路。一個個體戶，賺幾文錢，就覺得天也低了，山也矮了，土地也太黃，海水也太藍，總而言之，看哪兒哪兒別扭。買一根冰棍，丟一張大團結，怎麼樣？本老板有派沒派？“派”倒是有些，不過透著庸俗。之所以庸俗，實在是因為沒有多好的理想。倘若都這模樣，哈默先生早該生兩支翅膀出來了。要講有派，中國哪一位個體戶比得過哈默先生？若非我孤陋寡聞，中國比得過哈默先生的個體戶恐怕連一個都沒有呐！人的欲望有高有低，有大有小，人的誌向目標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大誌向大欲望的人，賺幾個小錢，算得了什麼？不是我們這些窮知識分子，破知識分子誇口。就是100個萬元戶，我還不放在眼裏呢！我們的追求比這個要偉大些。我在某個地方，曾經說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值多少錢？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值多少錢？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值多少錢？不要說這樣影響人類進步的巨著，就是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莊子的《逍遙遊》又值多少錢？值多少錢？沒數。一個偉大的發明，是不能用金錢來平等交換的。所謂稿費雲雲，不過是一種表示罷了。何況說，曹雪芹先生寫《紅樓夢》，連稿費兩個字都不曉得哩！他不曉得，也不希求。要是為了賺錢，他有更好的辦法。然而不惜“蓬牖茅椽，繩床瓦灶”，借酒而飲，賃房而居，自有一段心事在心頭。曹雪芹的胸襟，雖比不過馬克思的胸襟，然而在他所處的時代，已經很了不起。你給曹雪芹800萬錢，讓他不寫紅樓夢，您想一想，能行嗎？
人需要又大誌向，又需要有科學誌向。而科學誌向本質上是屬於人民又是屬於人類的。所以，你個人有多大成績，本不值得驕傲的。與其洋洋自得，不如重新做起。我們要求一個體育冠軍，既已拿到冠軍，冠軍便已成為往事，往事如煙如雲，轉瞬已成曆史。莫說一個體育項目的冠軍，列寧親自領導首創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沒有驕傲，不但沒有驕傲，而且更加勤奮和謙虛，這才是成熟的革命家和社會活動家。實在說，當時的情形，也不容他驕傲，就算容得，那也不是列寧的風格，因為他心目中想的有比這個偉大的創造還要更偉大千百倍的人類曆史工程。毛澤東領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他頭腦首先想到的事情，是提醒青年一代，要認清社會主義的性質，確立共產主義的理想。在開國大典前夕，做了很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報告，這個報告一開頭，就講共產主義，就講未來社會，講國家會消亡，政黨會消亡。社會主義國家還未正式建立，他老人就談論起消亡來了。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在他心目中，社會主義製度隻是一個曆史階段，而共產主義才是最高理想。
以此觀之，不知足者，方能長樂也。
不知足，才考慮進取。要進取，就要有足夠的勇氣，又要有科學精神，還要看準時機。這三點，做到哪一條都不容易。個體戶的艱辛，大約局外人，不太曉得，人們往往看到了他們腰包很鼓，看到了他們之中的不少人文化素質很低，看到了他們不交稅、逃稅漏稅，還賄賂稅務幹部，卻沒有看到他們為著生存和發展，而出過很多汗，著過很多急，有時真如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亂轉。他們發急，能急得掉肉；他們發愁，能愁得發昏；他們發狠，有時就自己猛打自己；他們發怨，禁不住要怨天怨地。但他們在這種種急恨哀愁之中，還有繼續生活勇氣。有勇氣就能繼續努力，加上不斷吸收經驗教訓，終於走出困惑，走向順利。
有勇氣，已經不易，有科學精神，還要不易。有人看到別人養雞發了財，自己馬上投資養雞，結果，得了雞瘟，成為災難。有人看見別人種果樹發了財，自己也種果樹，結果，不會剪枝，也不懂得科學管理。結果，成了賠本生意。真仿佛薑太公初入世上，雖然一把大胡子在胸前擺來擺去，生活經驗卻少而又少。種田不成，賣麵又不成，連自己最擅長的算命也弄出事來。薑太公成了倒黴蛋，別人還愣說是時運不濟。現代生意人成了賠錢大戶，一大原因則是因為不懂科學。實在說，中國的生產力還很落後，同樣管理水平也很落後，在目前這個水平下，能有點科學精神也就可以抵擋一陣子了。實在還有很多同行連這點精神還沒有呐。但在不遠的將來，不僅要有科學精神，還非成為科學意義上的行家裏手才行。
還要能看準時機。能看準時機，是一種非凡的科學本領。能看準時機，又抓住時機的，一個英明決策，抵得上精兵百萬。1947年，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與延安。毛澤東和中央機關，主動撤出延安，但決心不離開陝西，其時，延安隻有2萬軍隊，而進攻延安的胡宗南有20多萬大軍。大軍壓境，氣勢洶洶，以多打少，有出入無人之境之勢。中央機關一邊與敵人重兵周旋，一邊還要指揮全國的戰事，任務之艱難繁重，可想而知。有一段時間，簡直被追得睡不上覺、吃不好飯。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想出了派劉、鄧在外線作戰的戰略決策。於是電令劉鄧，大軍勇渡黃河，直插大別山。又令陳粟、陳謝三軍配合，把主戰場漸次轉入我們的外線，敵人的內線。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決斷。倘若沒有這樣的決斷，就是再給延安增兵30萬，也不見得能有1948年那麼漂亮的文章可做。
有其帥，又有其將。山東的大將粟裕，剛剛指揮完萊蕪戰役，就想到了要繼遼沈戰役之威，組織一場淮海大戰，於是電告中央，請求考慮。要知道，山東大勝剛剛結束，殺死張靈甫，消滅74師，可以說是自解放戰爭開始以來，山東戰場創造的一個新的奇跡。然而，主帥並不滿足，也不自得。而是靠山得山，馬上看到了下一招棋。於是建議中央，準備一場更其偉大的帶有決定性意義的大戰役。毛澤東采納了這個建議，劉鄧、陳粟潭直接指揮了這個戰役，數百萬人民支持了這個戰役，二野、三野的將士們浴血奮戰，打贏了這個戰役。於是，解放戰爭從此獲得了解放戰爭的決勝權。同樣，粟裕這個建議，抓住了時機，而抓住一個時機，猶然抵得上雄兵百萬。
不滿足著，還要有現代化的時間觀念。時機易逝，沒有時間觀念不行；時間就是金錢，沒有時間觀念更不行。發射火箭，就是差一秒，也難免出大事故。當然，不是什麼事情都像發射火箭那樣要求高度精確，但沒有時間觀念不行。什麼事都不怕交學費，拖黃了也不怕，拖輸了也不怕，不但不怕，還振振有詞，這是一種庸人的作風，越是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還危害越大，這十多年間，吃這種作風的苦頭，實在吃得夠多的了。
講時間觀念，更要講效益。中國傳統時間觀念，以為隻要勤勤懇懇，就算沒浪費時間。上班最忌遲到早退，仿佛隻要不遲到不早退，就天下太平，一切皆好。不遲到不早退，當然是好事，而且年年月月，人人如此，而是了不起的好事，不遲到萬歲，不早退萬萬歲！但僅有這個形式不夠。比較起來，辛辛苦苦易，真正有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難。很多人穩坐機關辦公室，如坐在釣魚台，一杯茶、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他確實沒有遲到，也沒有早退，說不定他天天還要對老妻訴苦，說他這些日子無比忙碌，簡直弄得頭昏目眩要讓夫人給自己多來點照顧才好。實際上，他究竟忙些什麼呢？你問他自己，他都不知道。
時間觀念，妙在效益二字，能在同等時間，做出新的更多的創造，這才叫現代化的時空觀。比如一位老農，最講究的是起早貪晚，到了大忙季節，天不亮就下地，直到實在看不見“活”了才回來，您說這精神怎麼樣？這時間觀念又怎麼樣？舊時有良心的讀書人每言及此，都要大為感歎，“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我要說，僅有這個不夠，起早貪黑，精神可嘉，來點技術革新，才是根本出路。隻靠起早貪黑，別說實現農業現代化，就是達到國家農業綱要要求的目標都十分困難，或者說，這個目標，幹脆就實現不了。
不知足者，又要把創造性欲望放在一切欲望的核心地位，而把名利之類的個人欲望放在比較次要的地位。現在一些人，一想到職稱兩字，就有點心跳加快，眼也發直，臉也發白，呼吸也沉重，血壓也增高，實在說，這不能全賴他們，誰讓中國有“十年動亂”來著；誰讓中國的職稱評定說行就行，說停就停來著；誰讓中國知識分子和其他許多需要評職稱的人這麼缺少必要的物質條件來著；誰讓中國最喜歡吃大鍋飯，有時把大鍋飯也與職稱評定掛鉤來著？但我還是認為，創造性勞動第一，名譽性要求第二。有些人，書也教不好，文章也寫不好，一聽評職稱，馬上來勁兒。這樣的同誌，還以稍安勿躁為宜。一個人來個教授稱號當然是好事，但那要有本領才行。如果徒有虛名，把課講得支離破碎，學生聽得昏昏欲睡，還是不要這教授名譽的好。配當教授就當教授，你硬不給當，不妨一爭。沒這本領，就不當教授，縱然送上門來，一樣原物退回，不知道未來的中國人有沒有這份出息？
不知足者，要在拚命幹活，而不是拚命投機。今拚命幹活尤嫌不夠。那麼怎麼辦？拚命還不夠，非死了才行嗎？不是這意思。隻知拚命幹活，我看是舊的價值觀念。不但要努力完成創造性勞動，而且要完善自身人格，才是現代人的價值標準。這就是說，創造性勞動也要，獨創性風格更好。除此之外，還要追尋美好生活，享受情愛，陶冶情操鍛煉身體，學會休息，提高娛樂水平，搞好人際關係。有人問，你把精力如此分散，事業能不受影響。回答說：隻知拚命幹活，不想提高素質，充其量，追求的是短期效益。比如張思德，如果活到現在，他就必須學習現代軍人需要的軍事知識和科學知識；比如白求恩，他真活到現在，不用別人說，他就會向著醫學發展的高標準看齊，向著醫學研究的新高峰攀登。簡而言之，一句話，反正你一腳牛糞進不了共產主義，永遠一腳牛糞就永遠也到達不了共產主義。
不知足者，一要敢於冒險，而要不怕出錯。
敢於冒險不是故意冒險，甚至心理變態，以冒險為樂。現代社會，保險業最為發達，這說明風險依然不少，也說明人們需要為自己想點保險辦法。中國人自古有居安思危的傳統，“寧走十步遠，不涉一步險”，玄事不幹。所以有人就說中國傳統文化屬於老人文化。是否老人文化，與本題無關，不議。但中國人確有不願冒險的傳統，因此，隻要宣傳得當，經濟事業又發展較快，那麼保險事業還會有更大的市場。
要保險，不但需要投保，而且需要懂得法律，建立法製。沒有法製，就是有100萬個保險公司，也不保險。因此，努力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公民，應該把法製建設放在自己心目中一塊緊要位置上。不是頭等重要位置，也得是二等重要的位置，二等都不行，非頭等不可。但在事業上，不要怕風險，一點風險都不敢冒的，就算有出息，也沒大出息。比如打仗，世界上有不打敗仗的將軍嗎？沒有。華盛頓怎麼樣？拿破侖怎麼樣？庫圖佐夫怎麼樣？彭德懷和劉伯承怎麼樣？都打過敗仗。但這不影響他們的英雄主義精神和繼續奮鬥的勇氣。中國解放戰爭開始時，彭老總是解放軍總部的總參謀長，又是副總司令，地位極高，風險也少。但他不安於這個，主動請戰，要求指揮陝北的2萬人馬，完成保衛黨中央與胡宗南20萬軍隊作戰的任務。解放戰爭剛剛勝利一年，朝鮮戰事又起，彭總又主動要求赴朝鮮作戰，要用實際行動，向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挑戰。要是說，中國出兵朝鮮一點風險都沒有，那是扯談。有風險、不怕風險，以自己的行為取得勝利，戰勝風險，才是大豪傑，大英雄。很可歎，在風險麵前，人們常常犯“葉公好龍”的老毛病，從而使自己失去光澤，化為平庸。
人多有需要刺激的欲望要求，這要求人人皆然。但能把這要求引入事業方麵的挑戰和應戰上去，始有風格可言。
又要不怕出錯。錯誤人人皆有，雖聖人而不免。智者並非不犯錯誤，而是改正錯誤快些；強者並非不受錯誤困擾，而是錯誤打不倒他。錯誤總是痛苦，但戰勝了錯誤就成為喜悅。世界上最可怕的，還不是錯誤的痛苦，而是明明錯了，卻死不認錯，或者一直到死都沒有認識到錯。隻好帶著這錯誤見馬克思去了。這樣的遺憾，最易使戰士悲歌，英雄淚下，曹孟德既定四州，過袁本初墓，思想故人，放聲大哭，是否便有這樣的情緒在內，也未可知。
（7）“流水不腐”
人才流動，這幾年已經成為時髦話題，而且各方麵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人才交流中心一類的組織也算比較普遍了。如果我們做一個也許並不恰當的比喻，把各種職業和勞動崗位看成一個一個的格子，那麼，因為才能不同，欲望不同，性格不同，這個格子的實際空間和人們要求的空間常有矛盾。既有矛盾，就該允許流動，或向上，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流動一下，找到更適合發揮自己特長的位置。李穀一原本是湖南花鼓戲演員，後來成為歌唱家，這是一種流動，因為流動得好，心情也舒暢，貢獻也大。王馥荔原來是京劇演員，後來表演電影，收到了同樣效果。這不是說她京劇唱得不好，而是說她電影演得更好，既然演得更好，為什麼不去演電影呢？丘吉爾年青時代，誌在從軍，從軍不忘寫作，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從軍而不得誌，寫作又不滿足，從政這件事仿佛更適合他的脾胃，雖然曆盡坎坷，終於成為一名很出色的戰時首相。
人才流動，勢在必行。在中國古代就有這種現象，張良本是貴族子弟，懂什麼打仗，後來有了這需要，就成為“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的人物。張良的變化已經不小，比起樊噲來，猶顯得微不足道。樊噲本屠場之夫，後來成了將軍，鴻門救主，保護劉邦生還，建立特殊功勞。不過古時雖有“人才流動”，不得自覺就是了。絕大多數人，或者老死田壟，或者皓首窮徑。若講貴族，還是請晚清八旗子弟那樣的人多，若講屠夫還是範進先生老嶽丈那樣的人更有代表性。
現代人不同了，學習文化已經不是一種專利，例如我們中國，政府要求普及九年製初中義務教育。不僅不是“專利”，而且要求你非普及不可，否則就是沒盡到義務。學問多了，民族水準提高了，職業之間的差距縮小了，個人素質有了變化，於是，要求發揮所長，希望多做貢獻的欲望日益強烈，人才流動作為必要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工作方式應運而生。
事實上，這些年，學“文”的跑去學理，學“理”的又來學“文”；普通農民放棄種地成為推銷人員；推銷人員成為企業家；軍隊搞兩用人才；學者經商，商人入學都不再是個別現象，從總體上看，這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當然失誤也有，但比較起來，閉關自守，死不流動，或硬是不讓流動，損失更大。
講流動，又講優化組合。有人既反對流動，對優化組合也有不少看法。實際上，優化組合還不是經濟體製改革的全部內容，但作為一種改革方式，可以試驗。優化組合推動了人才流動。但有人擔心這是不是會動搖主人翁地位，我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企業也有我一份，別人憑什麼優化我？這樣想問題，就有限片麵了。應該說公有製比私有製的優越性多得多。但公有製的具體形式可以探討，既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可以也應該分開，那麼，不論哪一位公民，都可以成為企業的主人，但這不說明你進了一個企業就可以永遠不出來，或者不出來，死了還要這企業負責。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還存在；城鄉差別還存在；工人、農民的差別又存在。而且還有許多別的差別存在。比如企業技術與管理的高、精、尖的差別也存在。所以，不同的個體可能更適合不同的單位，你適合那個，就可以去尋找自己的同類，你不適合那個，或者你自己要求流動，或者別人把你給優化出來，也是順理成章，無可厚非。如果您想得通，反而會覺得這實在是一件好事情。何況說，優化組合還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大鍋飯問題，那優越性就變得更突出了。
中國很多人喜歡人才流動這個詞，這和人際關係有某種聯係，所謂人事問題在所多有。中國人的人事問題，確實複雜，因為而我們的傳統就複雜，後來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又增加這種複雜程度，加上十年動亂，更使本來已經十分複雜的問題變成二十分複雜了。
人際關係這件事，不重視不行，太重視也未必好。現代人對諸如公共關係、人際關係的儼然給予很大關注，因為人們確實需要它，如果弄成企業形象不佳，人家關係處處別扭，確實生活不好，工作也不愉快。但人際關係之所以變的如此複雜，和人們的複雜心理與複雜理解也有關係。一個人調入一個新單位，馬上有人問，他是通過誰來的？特別是他和頭頭有沒有關係？想當初我調入財貿學院，有人問我通過誰來的，我就說通過院長。和院長關係怎樣？我又說，很好。怎麼好法？回答說，他曾經主動去過我家兩三次。如此這般，我這裏認為一切正常，在許多同胞那裏就認為有了傳播與研究的價值。結果傳來傳去也成為麻煩。有人就因此認定，某某某是某某院長的人，也有人說我在吹牛，你算老幾？你有什麼本事？堂堂院長去你家請你？為什麼因為我通過院長調入就是院長的人呢？為什麼因為我沒什麼本領，院長就不能到我家去請我呢？中國有句古語，叫作禮賢下士。賢人自然不配，士人還可以算吧。我可以算一個“士”，人家登門下“士”，與我屁事相幹？這不過說明人家當領導的有風度有水平罷了。
中國的人際關係，弄到如此複雜，除去製度上，文化傳統上的原因之外，和人們這種心理有很大關係，這種帶有畸形色彩的心理不改變，所謂“窩裏鬥”現象，就很難真正得到消除或者平息。
人才流動，又不是說你可以隨便流動，更不是說可以在任何一個單位都不好好工作。如果那樣，就是流動到月亮上去，也和嫦娥女士弄不好關係！沒辦法，還得灰溜溜回地球上來。
人要流動，書要生根，而且大凡生命力很強的樹木，並不特別挑剔土壤的優劣。即使在很貧瘠的土地上，它們也能頑強地成長，甚至結出很多果實出來。
一個人，不論在哪裏工作，或者在哪裏工作過，都應該熱愛那裏的工作，而且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盡可能減少因自己失敗造成的遺憾。曹孟德說：“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改一改好不好， “寧可天下人事誤我，不使我誤天下事”自己既已努力，縱然被人家優化出來了，也就沒有什麼。臉不變色心不跳，因為心裏沒有愧嘛。
（8）“文質彬彬”。
欲望有大小，大小是比較來的，這裏講幾個比較。
欲望能級比較。依照本書的觀點。欲望是一個結構體，或者說，作為一個結構，這是由不同的欲望構成的。欲望與欲望比，有大小之分。一個欲望本身又有能級之分。比如現在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倒爺”吧。“倒爺”是一個貶義詞，雖不等於投機倒把，也差不多少。“倒爺”的目的在賺錢，有的希望賺1000元，1000元足矣，別無所求，有的希望賺10000元，萬元足矣，亦別無所求，有的希望賺100000元。這個就有點氣魄了。可惜，賺的方法不對，倒的越大，還越危險。還是正經經商為業，不做倒爺的好。
一個作家，能使文稿變成鉛字就滿足，這是一個欲望能級。要成名作家，有時一個能級。寫小說就要趕上魯迅，超越巴金，也是一個能級。作為一名軍人，指揮一個班，指揮得好，也不易。指揮一個團，更不易。一生誌願就在團長營長之間，欲望不大，又是一個能級。當兵就想當元帥，像拿破侖那樣，還是一個能級。劉邦可將兵十萬，再多就慌手慌腳，雖有欲望，沒這本事。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既有無窮的胃口又有無窮的指揮本領，然而，劉邦還是一個亭長的時候想到了當皇帝，韓信卻當上了齊王，卻不想當皇帝。看來兩個人的政治欲望，又有大小之別。孫權居江東，雖亦北伐，沒有多大誌向，為著奪回荊州，確實賣了些氣力。但欲望不高，誌向不大，也是事實，至少和曹操、劉備比起來，差了一截。諸葛亮的政治才能、軍事才能有些局限，既受客觀條件限製，也有主觀原因。但他以區區小國，六出祁山，而能取攻勢，使吳、蜀相安無事，魏國被迫取守勢，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
很顯然，欲望的能級是隨著主體的發展而發展的。真的有為者，一心要活到老學到老的，就是到了垂暮之年，猶然有自己的追求。而且一些很著名的政治人物，正是在進入晚年階段才做出一番特別動人的事跡的。
同時，欲望的大小，又與每個人的能力相關。二者相合，則效應必好，如果不合，就會產生動機與效果脫節現象。拿破侖過阿爾卑斯山，說我比這山還高，就成為一句名言。倘或一個乞丐，同過此山，也發此話，馬上會成為一句笑談。因為二者的情況不同。大欲望、小欲望，還是打一點的好。既然已經發作，為什麼不向好的看齊？但大欲望，要有大本領，大本領要靠大努力，特別是較高的人文素質。治標莫如治本，還是應該在提高本身素質上多多努力。
利己欲望和利人欲望。利己欲望與利人欲望也可以比較。一般地說，利己欲望最同利人欲望相比也是小的。利人欲望再小，同利己欲望相比也更為重要。
這幾年，利己主義抬頭，利人思想有些受冷遇。其實，無論哪個國家，有道德的人總是那些幫助他人的人，而不是一味自私的人。西方崇尚個人主義，是強調個人的社會價值，卻不是強調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利己主義，在什麼地方都不討好。極端利己便會傷人，這裏沒有中間道路可走。一共10元錢，10個人分，你非要5元，別人怎麼辦？就是再去開拓新領域，現實分配中葉不能實行這種“霸權主義”。一些利己主義者，專好為自己尋找大名詞，好名詞。比如戀愛不嚴肅，明明是他自己不負責任，卻說這是性解放，大凡100個這樣的人中，總有99個，隻允許自己解放，不準許對方解放。骨子裏他們把自己看成了封建時代大皇帝，他可以有數百個妃，而這些妃子卻隻能忠於他自己。這樣的人在利益麵前，隻要伸手，未曾縮手，而且自己的手伸得再長，也不覺得長，別人就算隻希望得到自己應得的1/10，他也大不滿意。他們若是豪豬，則別人個個該是兔子，而且最好是沒毛的兔子，任他們擠來擠去，別人隻能流淚流血。照魯迅先生的意見，豪豬最好隻與豪豬相處，因為它有刺，對方也有刺，刺來刺去，就找到了彼此相安的距離。但我想，與其你刺我，我刺你，不如和睦相處，相互間來點競賽，幫助和鼓勵更好。
個人欲望之中也有利己和利他兩種成分。有時候，就會發生矛盾，比如一個人看見別人遇到危險，而且是生命危險，那麼，救是不救？救別人則可能犧牲自己。有人說，那要看什麼樣的人。去救什麼樣的人。例如一個博士生去救一個白癡兒童，不值。一個白癡兒童失足落水，淹死算了，用不著因為救一個殘疾人而犧牲一個智慧者的生命。想當初一位大學生救起一位普通工人，就有過這樣的議論和分析。
這是錯誤的。
人的生命價值，不但表現在他的社會貢獻上，而且表現在他的人生價值上。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不僅僅是因為他聰明，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為自己的民族和人類做出了不凡的貢獻。或許可以這麼說，隻有為他人或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才可能成為偉人。你不能說，本人正想著得諾貝爾文學獎呢，而且發表小說50篇，現在為著一個要淹死的人，奮不顧身就往水裏蹦，那不行。倘或本人死了，中國少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那麼怎麼辦？怎麼辦？為著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就不要那獎了。這才是諾貝爾精神。這麼說，好像寫相聲包袱了。其實不是，就算是寫相聲包袱，也因為現實生活確實有這種現象存在。
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而且憑你多麼偉大的人物，這生命屬於你也隻有一次，但為著他人，而獻出這生命的時候，這生命就有了超出自己存在的不凡價值。如果我們自己不能這樣想，也不能這樣做，那也隻能說明自己沒出息。
個人欲望與集體欲望。從個人欲望角度而言，不但有利己與利人之分，還有個人欲望與集體欲望之別。同樣，為著集體的欲望再小的欲望也是大欲望，而僅僅為著個人的欲望，再大的欲望也是小欲望。這不是說，個人價值就可以不被承認，不受保護。不是這樣的。實在說，一個國家如果連一個公民生存權利都不能保護，你讓它保護這民族，也難。而是說，個人價值隻有建立在與集體價值相和諧的時候，它才更有意義。
自然這說法是有特定含義和特定環境的。比如對一個工作集體的價值判定就是如此。而對於一個文學家、一個理論家、或者一個科學家而言，他能夠創造出新的勞動成果，就算實現了自己的價值。但即使那樣，也要看這成果對於人類和社會進步、科學進步究竟有怎樣的曆史意義。
從來一個民族都比任何一個皇帝更重要，即使處在這個民族甘心臣服於皇帝腳下的時代，也是如此。
講到這兒，自然就想到了民族與人類的進步事業。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和集體利益，而人類的前途更高於一切個人的集體的整個民族的前途。對於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來說，實現現代化，乃是事關民族與國家興亡盛衰的頭等大事。為著實現這頭等大事，就應該作出頭等努力。
有人說，自己的事都管不了，管什麼國家？本人水平甚低，沒那奢望。這如果不是一時的牢騷就是惡劣的平庸。要知道，任何民族的興衰，都需要這個民族的自強不息。而這個民族的自強不息，又需要多少個人甘心犧牲自己，爭作這民族的脊梁。張誌新烈士，倘若隻為一己之私，也就不會被割斷喉嚨，又給槍殺了，黃繼光烈士，倘為自己的一己之私，也就不會把自己的一腔熱血灑在異國的土地上。周恩來總理如果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也就不會費盡心血，與各種惡勢力與錯誤主張周旋，因為那實在是一種比犧牲生命更艱難的事。
一己之私，能值幾何？“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不過二百年三千裏而已。二百年，曆史長河中的一瞬罷了，三千裏，茫茫宇宙間的一發罷了。縱然生而又滅，滅而又生，還能怎的？
中國文學史上若沒有《紅樓夢》，定然是極大的遺憾；
中國軍事史上若沒有《孫子兵法》，也是極大的遺憾；
中國科技史上若沒有“四大發明”，又是極大的遺憾；
中國政治史上若沒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是極大的遺憾；
遺憾固然遺憾，就算他們一個也未曾存在過，人類依然是偉大的人類。
為著偉大的人類事業和它的未來理想，我們可以貢獻自己的生命，並且在這貢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並且，為著完成人類的偉大事業，我們應該向彭德懷司令員學習。他因為沒有指揮好西府戰役，曾經罵娘，不是罵別人的娘，而是罵自己的娘。他罵道：
“彭德懷，彭德懷，你個狗娘養的，你把馬列主義學到哪裏取了，嗯？！”
不知道為什麼，在我讀過的數百本傳記當中，我最喜歡彭德懷的這種風格，真的，我從內心喜歡他。
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至十一月十四日寫於北京廣外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