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媒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傳媒企業是市場的主體，製度是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對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價值的文獻。如對於外國媒介集團的研究，有胡正榮教授主編（2003）的《外國媒介集團研究》，對國外傳媒集團的政府規製、組織管理、成長方式等都進行了較係統的探討。王學成博士（2005）的《全球化時代的跨國傳媒集團》，該書認為跨國傳媒集團的形成從所有權類型的角度看，經曆了一個從商業化到私有化再到集中化的過程；從媒介形態的演變來看，經曆了一個從單一媒介到媒介融合，再到跨媒體集團的過程；從傳媒業的發展形式來看，它經過了從自由競爭到集中到壟斷競爭的過程，最終在政治經濟的力量支持下發展成為跨國傳媒集團。羅青（2005）的博士學位論文《歐盟電視節目市場研究——電視節目市場結構及競爭優化》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歐盟一直高舉鮮明的文化風向標，不僅保持歐洲各國文化傳統，而且創造出一種堪與美國文化強權相抗衡新的全球市場競爭力量，這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羅青總結出了歐盟產業發展中最具特色和價值的“歐盟模式”——兼具市場競爭性和文化多樣性的“雙軌產業路線”的具體特點和實施經驗，從而對建立中國特色的電視節目市場提供思考。
對於媒介製度的研究，值得推崇的是複旦大學新聞學院的“中外傳媒體製創新”課題，其中有5本文獻是由五位考察過美國、英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傳媒體製的專家著述而成。這些著作深入地探討了五國傳媒體製及其衍變，為中國傳媒體製的改革與創新提供參照與借鑒。李德剛（2007）的《曆史圖景中的結構轉型——德國廣播電視製度變遷》認為，德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權力所構成的特定曆史結構決定著德國廣播電視製度變遷的大致路徑，成為德國廣播電視製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和決定性因素。重建公法廣播電視與商業廣播電視之間的製度平衡將是未來德國廣播電視製度變遷的主要方向。李德剛由此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廣播電視製度經曆了一個由政治權力領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的過程。然而這一轉變是建立在政治領域權力與市場領域權力結盟的基礎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部分社會公共利益的犧牲為代價的，是一種不平衡的製度結構。因此，在新時期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下，重構中國廣播電視製度權力主體之間的平衡，將目前“一元體製、二元運作”的廣播電視製度轉型為“一元領導、雙重體製”的新製度範式或許會成為未來我國廣播電視製度變遷的一種路徑選擇。
從政府規製的視角，直接著眼於傳媒產業的發展也是近來研究的一個熱點。
劉潔博士（2006）的《主導·協作·博弈——當代媒介產業與政府關係》指出，政府行為對媒介產業化起主導作用，政府行為直接決定著媒介產業化發展的基本路徑。
與此同時，政府行為又成為媒介產業化改造的對象，在管製和管製改革間不斷調整，形成了媒介產業和政府行為的博弈關係；當代媒介產業與政府的關係具有主導、協作和博弈的特點。從傳媒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做大做強無疑是一個重要目標。謝春林博士認為，就電視產業而言，導致電視產業難以做強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規製存在種種問題。因此，中國電視規製必須改革。謝春林（2006）在《中國電視產業做強做大的路徑選擇——政府規製的視角》中指出：媒體理念發展和規製理念創新是中國電視規製改革的前提。“喉舌論”不發展，電視產業就不能做強做大。要以“軟實力論”來指導電視產業的規製改革。
傳媒產業化和市場化是不是意味著政府對於傳媒控製力的削弱呢？唐娟根據歐美國家的實踐指出，傳媒市場化並非意味著傳媒相對於政府的獨立性的加強。
相反，傳媒無論如何也走不出政府所設定的製度邊界。政府對傳媒的控製方式不僅取決於傳媒自身為維護其利益所做的努力，更取決於政府為維護其集團利益而幹涉傳媒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政府內部權力鬥爭的情況。趙月枝（1998）分析了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一係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共利益、傳播係統民主化的關係，她指出，歐美各國盡管強化了市場機製的作用，但在現行的法規中多多少少保留了傳統的公共利益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