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產業的收入過分依賴廣告和渠道會產生什麼後果呢？過分依賴廣告導致媒體縱容虛假廣告，還有節目和報道越來越低俗化。2006年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發布的《中國10城市消費者廣告接受度及其影響因素調查報告》結果顯示：不相信廣告內容的消費者群體比例（56.1％）比相信廣告內容的群體比例（38.9％）高出17.2％。如果將消費者對廣告“非常相信”賦值4分，“比較相信”為3分，“不太相信”為2分，“一點都不相信”為1分，則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消費者對廣告的信任度得分的平均值為2.3分，也就是介於“不太相信”和“比較相信”之間，偏向“不太相信”的水平。這很大程度上說明媒體中虛假廣告的程度比較嚴重，並不是個別現象。虛假廣告透支了消費者的信任。另外，媒體為吸引廣告商，必須又要收視率和發行量。這一操作方式造就了中國傳媒業的娛樂化浪潮，“從煽情新聞（3xing主義：腥——暴力節目，星——追逐娛樂明星，性——男女關係）到虛假新聞，從粗製濫造的警匪故事、古裝劇到全國上演的真人秀，從無厘頭的猜獎遊戲到教人打麻將、打撲克，為抬拉收視率，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不顧臉麵”。伴隨娛樂化的浪潮，節目越來越往低俗化方向發展。過分依賴廣告對於整個傳媒產業最大的風險就是，如果廣告下降，整個產業就陷入困境。而廣告的增長跟經濟的增長有一定的正相關關係。
過分依賴渠道導致渠道整合困難和盜版嚴重。中國有線電視的數字化必須要在充分整合的前提下才能有效益，否則就是一個個“數字孤島”。然而，有線電視網絡是地方廣電收入的重要來源，如果丟了這一塊，地方廣電的財源將受到極大的影響。地方廣電對有線電視網絡整合的抵製又導致了中國有線電視網絡數字化的推遲。另外，圖書、報刊的發行渠道越來越市場化，這個渠道必須要有好的內容，否則很難有收益。因為消費者購買的是內容而不是渠道。當內容生產提供的是沒有吸引力的內容時，渠道為了生存隻有盜版有吸引力的內容。以音像市場為例，正規音像出版社生產光盤每年不到兩億張，而市場銷售卻超過10億張，也就是說，音像製品至少80％以上是盜版。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的音像產業年消費量應該在400億元到500億元之間，但實際上每年正版銷售量隻有14億元左右。盜版的盛行反過來又影響了內容創新的積極性。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就深受其害。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受美國電影協會委托進行的研究估計，2005年，盜版導致電影製作方在中國損失27億美元，而中國電影業自身就承擔了一半以上的損失。
不合理的收入結構導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作為傳媒產業優勢的內容產業並沒有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導致了傳媒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
四、產權主體不明確
隨著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大眾傳媒也從原先單純的宣傳工具走向產業化，國家統計局把新聞、書報刊、廣播、電視、電影等都列為文化產業的核心層。
既然是產業，它的財產權利就應當有明確的歸屬，那麼，媒體的資產歸於誰呢？
按照國家法律規定，中國圖書出版、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的產權都由國家代表全體人民所有，但各媒體的實際創辦者、投資者卻是黨政部門、群眾團體、國有企業等，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府部門來監管這些媒體資產，也沒有對媒體資產的處置權。
同時，政府各部門、群眾團體、國有企業雖然以投資者主體的身份介入傳媒，也隻是在政治方向上加強領導和監督，對媒體資產並沒有合法的所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
2004年，中國出版集團轉製改革。國務院為此專門發了文件，授予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對所屬成員單位占用的經營性國有資產行使出資人權利，依法經營、管理和監督所屬成員單位的經營性國有資產，承擔保值增值責任。在國家有關文化資產管理新規定出台前，國務院作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的出資人，授權財政部依法對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經營性國有資產進行監管。新聞出版總署依法對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實行行業管理。2005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宣告實行轉企改製並建立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為中國第一家股份製的出版公司，它的投資方有6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大盛資產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資公司、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上海東方網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聯合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世紀出版集團占有70％的股份。那麼，世紀出版集團出資人是誰？當時沒有明提，隻是說，世紀出版集團受市委宣傳部“直接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