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國躍居全球最大廣告市場排行前五位，並可能在2010年以前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廣告市場。從1998年起，中國傳媒業利稅總額已超過煙草業，成為國家第四利稅產業；GDP比重從1990年的0.13％增加到2000年的0.8％。在廣東、上海和北京等經濟發達地區，傳媒集團的規模已達到幾十億元或幾百億元，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廣州日報集團憑借年收入13億元的雄厚實力年納稅在2億元以上，已經超越電力行業成為當地的第二稅收大戶。
第二階段（2003至今）：重新規製階段。200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21號文件提出了要全麵深化文化產業體製改革，之後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分別下發了《關於促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的意見》《新聞出版體製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等文件，昭示著我國媒介規製變遷步入了一個以資源重新整合與資本化為主的階段。2003年正式實施的《出版市場管理規定》首次允許民營企業擁有報刊總發行權，7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出台新規定，對報刊進行中央黨政部門和地方報刊進行治理，實行管辦分離、取消攤派、停辦市縣所辦的報紙等措施。國家在這一階段對傳媒產業進行產業化、集團化改革，資本化運作就是要以市場為導向，以資產為紐帶，明確產權關係，優化資源配置，重組管理體製，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在整體上以經濟性調控代替行政性壟斷，以應對入世後國外傳媒的滲透和挑戰。
產業規製在產業經濟發展和宏觀經濟改革開放的帶動下，不斷地創新和發展，我國政府逐漸從主導媒介的所有活動發展到放鬆對媒介經濟活動直接幹預，強化了對新聞宣傳等公益性事業的規製。
四、傳媒產業製度變遷的動力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製度變遷的內在邏輯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的變遷——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政治法律製度的改造——意識形態的重構。由此可見，共同作用於傳媒產業製度變遷的兩個變量：政治和市場。
隨著國家經濟與政治體製改革的推進，政府開始放鬆管製讓媒介逐步進入市場。其目的就是使傳媒要能運用自身能力在市場上創收，賺取生存與滾動發展所需的資金。政府放鬆傳媒的管製並不意味著不再需要傳媒的支持。政府仍然需要媒介能及時宣傳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實現傳媒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宣傳、引導、調解、溝通功能。在製度變遷中，政治因素與市場因素並不是都能達到相容。“政治與市場各有自己的獨特邏輯。質而言之，政治要求的是權威與控製，市場要求的是自由進行等價交換”，如果傳媒市場化與政治控製出現不協調的時候，政治就會不計成本地進行調整。這樣就形成了博弈雙方，其博弈策略就是管製和放鬆管製、進入或是退出市場。政治和市場博弈的痕跡表現在傳媒製度上就是從政治壟斷型向宣傳經營型、“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轉型並進一步向集團化、產業化方向發展。
傳播學者何舟以“拔河賽”的比喻來描述影響傳媒製度變遷的雙重動力。他把對政治和經濟兩種力量的分析置於“拔河”的情景中，競爭雙方都竭盡全力試圖將對方拉入自己的領域。按照這一解釋模式，傳媒製度變遷中政治和市場的博弈有五種形態：政治主導形態；政治主導但市場增勢形態；政治與市場均勢形態；市場主導但政治增勢形態；市場主導形態。以上五種形態既可以說是政治與市場這兩種力量互動的結果，又可以視為博弈的各種不同過程。傳媒製度的變遷整體上體現為從政治主導到市場因素不斷增強的趨勢。就動態上看，二者有時候作用的方向一致，如政治權力的退卻，不僅僅是市場力量長驅直入的結果，也常常是政府有意為之的主動選擇；有時候則呈現激烈對峙的狀態，雙方各不相讓；甚至也可能同時出現學者所說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現象。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傳媒產業製度變遷過程中，市場應該是製度變遷最根本的動力，市場的本質是追求利潤。在改革開放初期，傳媒要想在不增加國家負擔的情況下獲得生存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就隻能刊登廣告。廣告的突破最後促成了影響傳媒產業近三十年發展的製度框架：“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有了廣告作為收入來源，傳媒產業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在這個階段，國家頒布了《廣告管理暫行條例》，並出台了實施細則。由於放鬆了廣告的管製，廣告市場迅猛發展。為了從廣告中獲得更多利益，傳媒的內容生產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開始尋求滿足受眾的口味。媒介的數量也開始大量地擴充，因為原有的媒介難以滿足日益擴充的廣告量。還有媒介經營過程中，也出現了競爭的失序。傳媒產業從當初的放鬆規製又開始進入了重新規製。重新規製使得傳媒不能單純地靠量的擴張贏得利潤，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方式。高品質生產要素的投入、產業組織的調整為傳媒的市場開拓了新的天地。阻礙傳媒產業發展的製度安排又開始了重新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