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宣傳”和“對外傳播”是緊密聯係的兩個概念。宣傳一般被作為“一種帶有勸服目的的傳播活動”。在中文的含義中，宣傳是一個中性詞，但在西方國家，與宣傳對應的詞語“Propaganda”卻有強烈的貶義。所以，西方國家更習慣以（公開宣揚）、public relation（公共關係）、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communication（傳播）等詞來指稱我們中文意義上的“宣傳”。關於“對外宣傳”和“對外傳播”的關係，有的學者分析指出：在學術層麵上，“傳播”可以涵蓋“宣傳”，對傳播的研究有助於“宣傳”的研究，而對宣傳的研究則成為“傳播”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對外宣傳”可以看作是“對外傳播”的一種，是帶有勸服目的的對外傳播。對外宣傳帶有單向性、灌輸性特征，目的性很強，一般具有較強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特征，強調社會責任和國家使命。而對外傳播的含義更寬泛、更中立，彰顯專業主義理念和價值中立原則。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在對外宣傳的研究方麵起步較早，也有較好的發展。1927年，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術》，成為對外宣傳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書中，拉斯韋爾強調了宣傳者及受眾身份的重要性，認為有效的宣傳必須在各個層麵進行整合。此後，對於對外宣傳和對外傳播的研究在各個層麵都有了長足的發展。
1935年到1946年，拉斯韋爾與另外兩位學者合作，對這一時期的全世界範圍內關於宣傳和傳播研究的各類成果進行了整理，精選出7500多篇（部）作品，編輯了一份文獻目錄。從這份目錄中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宣傳和傳播研究的發展狀況。這些研究包括對一般傳播原理的研究，還有對納粹德國的宣傳、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宣傳、前蘇聯的宣傳研究等。
20世紀40年代，一批傳播學者的開創性研究為對外傳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包括：拉紮斯菲爾德（Paul F.Lazarsfeld）的“二級傳播論”，盧因（Kurt Lewin）的傳播“把關人”理論，霍夫蘭（Carl Hovland）的傳播勸服效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的對外傳播研究開始向係統化方向發展，與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相結合，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研究體係。
到90年代後，對外傳播已成為傳播學最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
我國的對外宣傳和對外傳播研究起步比較晚。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具有濃厚政治氣息，主要是針對外國反華勢力和思潮的政治宣傳，學術研究方麵沒有什麼發展。直到改革開放後，對於外宣的學術研究才開始有較大的起色。80年代末，我國對外宣傳的研究在之前政治研究的基礎上，開始和傳播學的研究結合起來，對我國的外宣工作進行了多視角的學術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開始構建大外宣格局，一些新聞傳播界的專家學者和對外宣傳從業人員結合我國的實際，對實施對外宣傳工作的方法、手段和基礎理論進行了探索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推動了我國對外宣傳事業的蓬勃發展。90年代以來，除大量翻譯引進國外對外宣傳（傳播）的著作外，還出現了這方麵的很多原創著作和論文集，如劉繼南等《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蔡幗芬《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劉洪潮《怎樣做對外宣傳報道》、王仲莘《對外宣傳初論》、黃澤椿《新時期對外宣傳論稿》、郭可《當代對外傳播》、沈蘇儒：《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張桂珍《中國對外傳播》，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本書在其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對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近幾年的文化外宣活動進行係統梳理，對當前的文化外宣狀況加以深入分析。在全球化發展的新時期，研究大傳播框架下的文化外宣的發展特點，並通過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角度，對我國的文化外宣進行全麵論述。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與主要內容
本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文化外宣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化外宣活動進行完整、係統的梳理，分析我國文化外宣的特點和發展背景。考察我國對外文化宣傳的曆史、現狀，並與其他國家文化外宣情況進行比較研究，以便進一步完善我國當前的文化外宣政策，並對我國文化外宣的發展提出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