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更替
中華文明之旅封建王朝更替
秦
由戰國後期一個諸侯王國發展起來的統一大國，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統一王朝(前221～前207)。秦始皇繼曆代秦王蠶食諸侯之後，完成了統一六國的事業，實現了從分封製到郡縣製的轉變。他所建立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及所采取的旨在鞏固統一的某些措施，為後世帝王所取法。秦朝急政暴虐，導致速亡。末年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戰爭，在中國曆史上開創了武裝反對黑暗統治的傳統，影響至為深遠。由於過去的割據局麵所造成的社會影響，反秦過程中重新出現了分裂的傾向。在接踵而來的爭奪統治權的楚漢之戰(前207～前202)中，漢勝楚敗，使分裂形勢受到控製，統一國家得以恢複。
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前246～前210年在位)統一六國，結束了長期的諸侯割據局麵，建立了一個以鹹陽為首都的幅員遼闊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疆域，東至海，西至隴西，南至嶺南，北至河套、陰山、遼東。秦王政兼采傳說中三皇五帝的尊號，宣布自己為這個國家的第一個皇帝，即始皇帝，後世子孫代代相承，遞稱二世、三世皇帝。他認為帝王死後以其行為為諡的製度，是“子議父，臣議君”，有損於帝王的尊嚴，所以宣布取消。他規定皇帝自稱曰“朕”，並製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儀和文書製度。這些都是為了顯示皇帝的無上權威，表示秦的統治將萬世一係，長治久安。
周代以來封國建藩的製度，與專製皇權和統一國家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須加以改變。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綰請封諸皇子為燕、齊、楚王，得到群臣的讚同。廷尉李斯力排眾議，主張廢除分封諸侯的製度，全麵推行郡縣製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議，把全國分成三十六郡，以後又陸續增設至四十餘郡。這些郡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製，是中央政府轄下的地方行政單位。中央集權的製度從此確立。始皇二十八年的嶧山刻石辭說：“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乃今皇家，壹家天下，兵不複起”。這說明秦始皇認為廢分封行郡縣是消除各地兵爭所必須的。
秦始皇以戰國時期秦國官製為基礎，把官製加以調整和擴充，建成一套適應統一國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機構。在這個機構中，中央設丞相、大尉、禦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員，掌政事。太尉掌軍事，不常置。禦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貳，掌圖籍秘書，監察百官。丞相、太尉、禦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體政務的諸卿，其中有掌宮殿掖門戶的郎中令，掌宮門衛屯兵的衛尉，掌京畿警衛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穀貨的治粟內史，掌山海池澤之稅和官府手工業製造以供應皇室的少府，掌治宮室的將作少府，掌國內民族事務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廟禮儀的奉常，掌皇室屬籍的宗正，掌輿馬的大仆等。丞相、太尉、禦史大夫與諸卿議論政務，皇帝作裁決。
地方行政機構分郡、縣兩級。郡設守、尉、監(監禦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輔佐郡守，並典兵事。郡監司監察。縣，萬戶以上者設令，萬戶以下者設長。縣令、長領有丞、尉及其他屬員。郡、縣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縣以下有鄉，鄉設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訴訟和賦稅，遊徼掌治安。鄉下有裏，是最基層的行政單位。裏有裏典，後代稱裏正、裏魁，以“豪帥”即強有力者為之。此外還有司治安、禁盜賊的專門機構，叫做亭，亭有長。兩亭之間，相距大約十裏。
早在秦獻公十年(前375)，秦國就建立了以“告奸”為目的的“戶籍相伍”製度。後來商鞅規定，不論男女，出生後都要列名戶籍，死後除名還“令民為什伍”，有罪連坐。秦律載明遷徙者當謁吏轉移戶籍，叫做“更籍”。秦王政統治時期，戶籍製度趨於完備。秦王政十六年(前231)令男子申報年齡，叫做“書年”。據雲夢秦簡推定，秦製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載明戶籍，以給公家徭役，叫做“傅籍”。書年、傅籍，是國家征發力役的依據。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即令百姓自己申報土地。土地載於戶籍，使國家征發租稅有了主要依據。戶籍中有年紀、土地等項內容，戶籍製度也就遠遠超過“告奸”的需要，成為國家統治人民的一項根本製度。秦置二十級爵，以賞軍功。國家按人們的爵級賜給田宅，高爵者還可以得到食邑和其他特權(見爵製)。爵級載在戶籍，所以戶籍也是人們身份的憑證。
統治一個大國，需要全國一致而又比較完備的法律製度。出土的雲夢秦簡提供了自秦孝公至秦始皇時期陸續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內容，其中有刑律的律文和解釋，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律文，還有案例和關於治獄的法律文書。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以秦律為基礎，參照六國律，製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律經過漢朝的損益，成為唐以前曆代法律的藍本。
維持一個大國的統一，還需要強大的軍隊。秦軍以滅六國的餘威，駐守全國，南北邊塞，是屯兵的重點地區。秦製以銅虎符發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領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調動軍隊。這是保證兵權在皇帝手中的重要製度。秦軍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懾力量。近年發掘的秦始皇陵側的兵馬俑坑，估計其中兩坑有武士俑七千件，戰車百乘，戰騎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樣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實物而非明器。這種車、步、騎兵混合編組的大型軍陣，其規模之大，軍容之盛，是秦軍強大的表征。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套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和製度，而且還采用了戰國時期陰陽家的終始五德說，以辯護秦朝的法統。終始五德說認為，各個相襲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順序進行統治，周而複始。秦得水德，水德尚黑，所以秦的禮服旌旗等都用黑色與水德相應的數是六，所以符傳長度、法冠高度各為六寸，車軌寬六尺水德主刑殺，所以政治統治力求嚴酷，不講究“仁恩和義”與水德相應，曆法以亥月即十月為歲首，等等。秦始皇還確定了一套與皇帝地位相適應的複雜的祭典以及封禪大典，擇時進行活動。秦始皇在鹹陽附近仿照關東諸國宮殿式樣營建了許多宮殿，並於渭水之南修造富麗宏偉的阿房宮。鹹陽宮殿布局取法於天上的紫微宮，儼然是人間上帝的居處，天下一統的象征。秦始皇還在驪山預建陵寢，墓室中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他采取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號一樣，是要表示他在人間的權力與上帝在天上的權力相當，從而向臣民灌輸皇權神秘的觀念。皇權神秘觀念，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思想基礎。
皇權的加強和神化，郡縣製的全麵推行，體現專製皇權的官僚機構和各種製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備和統一，皇帝對軍隊控製的加強等等，這些就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主要內容。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在當時的條件下是維持封建統一所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這種政治製度對百姓的束縛極大而且它對經濟文化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可以轉變為阻滯作用，這在封建社會後期更為顯著。
防止封建割據的措施
長期分裂局麵造成的影響，使秦始皇非常關心六國舊地的動靜，擔心六國舊貴族圖謀複辟。為了防止割據的再現，秦始皇把六國富豪和強宗十二萬戶遷到鹹陽，另一部分遷到巴蜀、南陽、三川和趙地，使他們脫離鄉土，以便監視。他把繳獲的和沒收的武器加以銷毀，在鹹陽鑄成十二個各重千石的鍾罅銅人。又下令“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盡可能消滅封建貴族依以割據的手段。為了控製廣闊的國土，特別是六國舊境，秦始皇還修建由首都鹹陽通到全國各地的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他自己多次順著馳道巡遊郡縣，在很多地方刻石紀功，以示威強。為了加強北方的防務，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修築由鹹陽經過雲陽(今陝西淳化西北)，直達九原(今內蒙古包頭西)的直道，塹山堙穀千八百裏。在西南地區，還修築了今四川宜賓以南至雲南昭通的五尺道，於近旁設官進行統治。
秦始皇對分裂割據的思想和政治傾向，也進行了鬥爭。當時的一些儒生、遊士，希望複辟貴族割據局麵，他們“人則心非，出則巷議”，引證《詩》《書》、百家語，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求焚毀《詩》《書》，消滅私學。他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接受了這一建議，於是就發生了焚書事件。第二年，為秦始皇求仙藥的方士有誹謗之言，又相邀逃亡，秦始皇派禦史偵察鹹陽的儒生方士，把其中被認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坑死。在早期封建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在統一與分裂激烈鬥爭的年代，秦始皇用焚書坑儒手段來打擊貴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焚書坑儒摧殘文化，是極其野蠻殘暴的事，對於古文獻的保存和學術的傳授，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秦始皇的事業，是在殘酷地剝削壓迫人民的條件下，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完成的，這使秦的統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征。
在秦統一以後的十幾年中，秦始皇維持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進行了多次的大規模戰爭，完成了巨大的國防建設和土木建築。秦始皇大大增加了對人民的征斂。據估計，當時全國的人口約為一千多萬，而當兵服役的人超過二百萬，占壯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當兵服役的人脫離子農業生產，靠農民養活，這就出現了男子力耕，不足以供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以供衣服的嚴重局麵，大大動搖了秦的統治基礎。為了強化地主階級的統治，秦朝又推行嚴刑峻法以鎮壓人民，並且把數十萬人民變為封建國家的囚徒。
秦始皇使黔首自實田，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承認土地私有製。地主階級憑借這個命令，不僅得以合法占有土地，而且可以用各種手段兼並農民的土地。土地被兼並的農民，不得不以“見稅什五”的苛刻條件耕種豪民之田。農民生活悲慘，穿牛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舉行暴動。
這種種情況說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會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統一事業的同時，也造成了秦王朝傾覆的條件。所以西漢時的賈誼談到秦代“群盜滿山”的情況時說：秦始皇在世時，他的統治已經在崩潰，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即位。他進一步加重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以“稅民深者為明吏”，以“殺人眾者為忠臣”。他令農民增交菽粟芻槁，自備糧食，轉輸至鹹陽，供官吏、軍隊以至於狗馬禽獸的需要。他繼續修建阿房宮，繼續發民遠戍。徭役征發的對象進一步擴大，農民的困苦達於極點，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已經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在農民醞釀反秦的時候，潛伏著的六國舊貴族殘餘勢力也在俟機進行分裂活動。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東郡出現“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辭，就是這種分裂活動的征兆。
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戰爭
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隊開赴漁陽(今北京密雲)的閭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澤鄉(今安徽宿縣境)，不能如期趕到漁陽戍地。秦法“失期當斬”，戍卒們麵臨著死刑的威脅。於是，在陳勝、吳廣的領導下，在大澤鄉舉起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旗幟。
陳勝，即陳涉，陽城(今地有異說，在河南境內)人，雇農出身，吳廣，陽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農民。他們都是戍卒的屯長。為了發動起義，他們在帛上書寫“陳勝王”三字，置魚腹中，戍卒買魚得書，傳為怪異。吳廣又於夜晚在駐地旁叢祠中燃篝火，作狐鳴，發出“大楚興，陳勝王”的呼聲。接著，陳勝、吳廣率領戍卒，殺押送他們的秦尉，用已被賜死的秦公子扶蘇和已故楚將項燕的名義，號召農民反秦。附近農民斬木揭竿紛紛參加起義。起義軍分兵東進，主力則向西進攻，連下今豫東、皖北的侄、酆、苦、柘、譙(分別在今安徽宿縣，河南永城、鹿邑、柘城，安徽亳縣境)諸縣。當他們推進到陳(今河南淮陽)的時候，已是一支數萬人的聲勢浩大的隊伍了。
在起義軍的影響下，許多郡縣的農民殺掉守令，響應陳勝特別是在舊楚國境中，數千人為聚者到處可見。一些潛藏民間的六國舊貴族、遊士、儒生，也都乘機來歸，憑借舊日的地位，在農民軍中發揮影響。遊士張耳、陳餘甚至勸陳勝派人“立六國後”，被陳勝斷然拒絕。陳勝自立為“張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吳廣為“假王”西擊滎陽武臣北進趙地魏人周市攻魏地。吳廣軍在滎陽被阻，陳勝加派周文西擊秦。
周文軍很快發展到車千乘，卒數十萬人，進抵關中的戲(今陝西臨潼境)，逼近鹹陽。秦二世慌忙發修驪山陵墓的刑徒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應戰，打敗周文軍。
武臣占領了舊趙都城邯鄲後，在張耳、陳餘慫恿下自立為趙王，陳勝勉強予以承認。武臣抗命不救周文，卻派韓廣略取燕地。韓廣在燕地貴族的慫恿下，也自立為燕王。
周市進到舊魏南部和舊齊境內。舊齊貴族田儋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周市在魏地立舊魏貴族魏咎為魏王，自為魏丞相，並派人到陳勝那裏迎接魏咎。
舊貴族的勢力很活躍，渙散了農民起義隊伍。陳勝缺乏經驗，決心不夠，眼看著分裂局麵的形成。陳勝周圍也出現了不團結的現象。
秦將章邯軍連敗周文，周文自殺。章邯又東逼滎陽，吳廣部將田臧殺吳廣，迎擊章邯，一戰敗死。章邯進到陳，陳勝敗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渦陽東南)，被叛徒莊賈殺死，陳縣失守。陳勝部將呂臣率領一支“蒼頭軍”英勇接戰，收複陳縣，處決了莊賈。陳勝作為反秦的先驅者，領導起義隻有半年就失敗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卻被他激起，繼續不斷地衝擊秦的統治。
漢
漢(前202～220)是繼秦朝而出現的統一王朝，包括西漢和東漢(也稱前漢和後漢)，分別建都於長安和洛(雒)陽。在兩漢之際，還有王莽、劉玄兩個短暫的統治時期。它們的年代分別如下：
西漢：前202～公元8年，
王莽：公元8～23年在位，
劉玄：公元23～25年在位，
東漢：公元25～220年。
西漢王朝的建立與發展
漢高祖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各種製度基本上沿襲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麵則以秦朝速亡為鑒，力求在穩定中求發展。文景之治以後出現的漢武帝劉徹，以其雄才大略鞏固並發展了秦始皇創立的統一事業和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他統治的半個世紀，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武帝以後，西漢經濟繼續有所上升，但國力逐漸衰落，社會矛盾激化。王莽代漢未能緩和矛盾，終於爆發赤眉、綠林起義。
漢光武帝劉秀鑒於西漢以篡奪而亡，企圖進一步加強專製皇權，剝奪相權。但是世襲的皇位製度不能保證每代皇帝都有能力實現皇權。封建田莊經濟的發展，豪強地主勢力的擴張，滋長著分裂因素。外戚、宦官貪立並挾持幼帝，迭相執政，使皇權旁落，矛盾重重，統治日趨腐朽。遍及許多州郡的黃巾起義瓦解了東漢王朝。公元189年東漢政權被權臣逼迫，遷離洛陽，從此至公元220年，東漢正朔雖存，但曆史已進入三國時期。
階級矛盾的發展與王莽改製
漢武帝末年的農民暴動西漢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是愈來愈嚴重的土地兼並過程，也是農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過程。還在所謂文景之治的升平時期，就隱伏著深刻的階級矛盾。賈誼為此警告文帝說：“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賈誼筆下的“盜賊”，指的就是行將出現的農民暴動。
漢武帝統治時期，一方麵社會經濟發展到頗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則農民可以自給另一方麵，豪強之徒兼並土地，武斷鄉曲的現象，比以前更為嚴重。官僚地主無不追逐田宅、產業和牛羊、奴婢，交相壓榨農民。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在完成了輝煌事業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府庫的積蓄，加重了農民的困苦。貧困破產的農民，多淪為豪強地主的佃客、傭工，受地主的殘酷剝削。農民賣妻鬻子，屢見不鮮。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曾建議“限民名田”，“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和“薄賦斂，省徭役”。他認為，如果富者足以表現尊貴而不至於驕奢，貧者足以維持生活而不至於憂苦，那麼，財富不匱，上下相安，維持統治就容易了。顯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議，著眼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無法實行。從此以後，農民的困苦更是有加無減。
武帝前期，東郡(治今河南濮陽)一帶有農民暴動發生。以後流民愈來愈多。元封四年(前107)，關東流民達到二百萬口，無戶籍者四十萬口，天漢二年(前99)以後，南陽、楚、齊、燕、趙之間，農民起義不時發生，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在關中，也有所謂“暴徒”阻險。起義農民建立名號，攻打城邑，奪取武庫兵器，釋放死罪囚徒，誅殺郡守、都尉。至於數百為群的農民，在鄉裏搶奪地主的糧食財物，更是不可勝數。漢武帝派“直指繡衣使者”分區鎮壓，大肆屠殺，但是農民軍散而複聚，據險反抗，不屈不撓。漢武帝又作《沉命法》，並規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時發覺並鎮壓暴動，罪至於死。
在農民反抗鬥爭逐漸興起的時候，漢武帝劉徹認識到要穩定統治，光靠鎮壓是不行的，還要在施政上有所轉變，使農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於“仁恕溫謹”的“守文之主”衛太子(即以後所稱的戾太子)。他曾對衛太子之舅、大將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淩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但是此時漢武帝還沒有實現這一轉變的決心。在他遲疑不決的時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繡衣使者江充以窮治宮中巫蠱的名義逼迫衛太子，激起衛太子在長安的兵變。結果，江充被殺，衛太子也兵敗自縊而死。經過這一段曲折過程以後，武帝追悔往事，決心“與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斷然罷逐為他求仙藥而傷民糜費的方士，拒絕在輪台(今新疆輪台)屯田遠戍，停止向西修築亭障，並且下詔自責，申明此後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養馬者得免徭役)以補缺，隻求不乏武備而已。同時，他還命趙過推行代田法，改進農具，以示鼓勵農業生產。這樣，農民暴動暫時平息了。進作用。但是他們關於鹽鐵等方麵的具體要求，多未被西漢政府采納。始元六年七月，詔罷郡國榷酤和關內鐵官，其餘鹽鐵等政策，仍遵武帝之舊。
漢宣帝劉詢是戾太子之孫，起自民間。他即位後慎擇刺史守相，平理刑獄，並繼承昭帝遺法，把都城和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假給貧民耕種，減免田賦，降低鹽價。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階級矛盾繼續得到緩和，農業生產開始上升。由於連年豐稔，穀價下降到每石五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每石也不過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穀價記錄。過去，每年需要從關東漕運糧食六百萬斛，以供京師所需，宣武五鳳年間(前57～前54)大司農從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各郡糴粟運京，關東漕卒因此罷省半數以上。這是三輔、河東等地農業有了發展的具體說明。沿邊許多地方這時都設立了常平倉，穀賤則糴，穀貴則糶，以調濟邊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邊的西河郡(今內蒙古東勝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農都尉，都因長期的屯田積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農調撥的錢穀。
此時官府手工業繼續得到發展。齊三服官，蜀、廣漢以及其他各郡工官，東西織室，生產規模都很龐大。銅器及鐵器製造等手工業呈現繁榮景象。所以班固稱讚宣帝時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間很難趕上。
漢宣帝被封建時期的曆史家稱為“中興之主”，劉向讚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於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文帝)之時。但從另一方麵看來，當時西漢統治集團積弊已深，豪強的發展和農民的流亡，都已難於遏止，所以階級鬥爭的形勢外弛內張，實際上比文帝時要嚴重得多。膠東、渤海等地，農民進行暴動，早已發展到攻打官府、搶奪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承認當時民多貧困，“盜賊”不止。
西漢末年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元帝時，西漢社會險象叢生。農民由於受鄉部胥吏無端勒索，盡管由政府賜給土地，也不得不賤賣從商，實在窮困已極，就隻有起為“盜賊”。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製度也放棄了。儒生京房曾問元帝當今是不是治世，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極亂耳，尚何道!”
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成帝大興徭役，加重賦斂。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於記載。外戚王氏逐步控製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前後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於王氏門下。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紅陽侯王立在南郡占墾草田至幾百頃之多，連貧民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產千萬者不多他們後來家財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擬於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內暴斂的結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權勢，大占良田，丞相張禹買田至四百頃，都有涇渭渠道灌溉，地價極貴。土地以外，他們的其他財物也極多。哀帝寵臣董賢得賜田兩千餘頃，賢死後家財被斥賣，得錢竟達四十三萬萬之巨。
商人的勢力，這時又大為抬頭。長安、洛陽等地多有資財數千萬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羅裒壟斷巴蜀鹽井之利，還厚賂外戚王根、幸臣淳於長，依仗他們的勢力，在各郡國大放高利貸，沒有人敢於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相繼爆發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建始四年(前29)，有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侯毋辟領導的暴動。陽朔三年(前22)，有潁川(今河南禹縣)鐵官徒申屠聖等的暴動。鴻嘉三年(前18)，有自稱“山君”的廣漢(今四川金堂)鄭躬所領導的暴動。永始三年(前14)，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並等和山陽(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蘇令暴動經曆十九郡國，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為浩大。
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嚴重。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擬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頃為限占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吏。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們的反對，被擱置起來了。
農民處境如當時的鮑宣所說，“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哀帝采納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脫西漢統治的危機。他自己改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將”。這充分暴露了西漢統治者空虛絕望的心情。
王莽代漢和改製
在農民戰爭迫在眉睫，西漢王朝搖搖欲墜，“再受命”說風靡一時的時候，王莽繼諸叔之後出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後，王莽失勢。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後王氏(即原來的元帝王皇後)表示，願意把王氏家族除塚塋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給貧民。平帝時，王莽複任大司馬，屢次損錢獻地，收攬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麵排除異己，窮治與平帝外家衛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不附王氏的郡國豪傑，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麵，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繼續輔政，稱攝皇帝。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關中二十三縣民十餘萬群起響應，一度震動長安，但都被壓平了。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曰新。為了解決西漢遺留的社會矛盾，王莽陸續頒布法令，附會《周禮》，托古改製。
始建國元年(公元9)，王莽下詔，曆數西漢社會兼並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和奴婢問題。詔令說到權勢之家占田無數，而貧弱之人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又置奴婢市場，把奴婢同牛馬關在一起，專斷奴婢性命。針對這種情況，調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稱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九百畝)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給九族、鄰裏、鄉黨。無田者按一夫百畝的製度受田。有敢表示違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頒布這個詔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權和奴婢的社會地位，而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以圖緩和土地兼並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在此以後，地主官僚繼續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詔令。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改變這個詔令，宣布王田皆得買賣犯買賣奴婢罪者也不處治。這樣，王莽解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嚐試，很快就失敗了。不過王莽所定王田、私屬之製和山澤六筅之禁，名義上還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權徹底崩潰前夕，才正式宣告廢止。
始建國二年，王莽下詔實行五均六筅，企圖以此節製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製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並且使封建國家獲得經濟利益。五均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設立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每季的中月，司市師評定本地物價，叫做市平。物價高過市平，司市師照市平出售低於市平，則聽民買賣五穀布帛絲棉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師按本價收買。民因祭祀或喪葬需錢，可向錢府借貸，不取利息欲經營生計而缺乏本錢的，也可低利借貸。
六筦是由國家掌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項事業，不許私人經營同時控製名山大澤，向在名山大澤中采取眾物的人課稅。六筦中除五均賒貸一項是平準法的新發展以外，其餘五項都在漢武帝時實行過。王莽用來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賈，這也同武帝以賈人為鹽鐵官一樣。但是武帝憑借強大的國家力量，能夠基本上控製為國家服務的商人而王莽則沒有這樣的力量可以憑借，所以對這些人也無能為力。這些人乘傳巡行，與郡縣通同作弊，盤剝人民，損公肥私。所以王莽實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實行同類措施相比，其結果也就各異了。
居攝二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幣，規定錯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錢一值五十，與原有的五銖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五十者並行，並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始建國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對王莽錢幣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銖錢，王莽又加嚴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於民憤，暫廢龜、貝等物，隻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人為奴婢。地皇元午，王莽又盡廢舊幣，改行貨布、貨泉二品。
貨幣不合理的變革，引起了經濟混亂，加速了王莽財政的崩潰和人民的破產。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複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鐵索係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達鍾官以後，還要易其夫婦，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最大。
在政治製度方麵，王莽也大事更張。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縣名和行政區劃，都大大加以改變。他還恢複五等爵，濫加封賞。官吏俸祿無著，就想方設法擾民。
王莽像王莽改製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他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麵繼續玩弄符命的把戲，一麵發動對匈奴和對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爭。沉重的賦役征發，戰爭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據官吏報告，人民苦於法禁煩苛，手足無措盡力耕耘，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受鄰伍鑄錢挾銅的株連。奸吏煩擾人民，人民無路可走，不得不起為“盜賊”。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五千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隻能易豆五升。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雲湧。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鬥爭也不斷發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鬥爭發生聯係。在西漢統治的窮途末路中登上曆史舞台的王莽，不能解脫社會危機。更始元年(23)，王莽政權終於在起義農民的打擊下徹底崩潰。
綠林、赤眉大起義
綠林軍反對王莽政權的農民起義，首先發生在北方邊郡地區。王莽為了出擊匈奴而進行的征發，在邊郡比在內地更為嚴重。邊境數十萬駐軍，不但仰給邊民供應，而且還大肆騷擾，邊民不堪其苦，鋌而走險，聚眾反抗。始建國三年(11)，邊民棄城郭流亡，隨處暴動，並州、平州一帶更為猛烈。天鳳二年(15)，五原、代郡民舉行暴動，數千人為群，轉入旁郡。
接著，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也相繼出現了農民暴動。天鳳四年，臨淮人瓜田儀在會稽長洲(今江蘇蘇州西南)起義，出沒於湖海之間。同年呂母在海曲(今山東日照)起義，殺縣令，入海堅持戰鬥。此起彼伏的暴動，預示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即將來臨。
天鳳年間，荊州一帶遇到連年的大饑荒，農民相率到野澤中掘荸薺為食。他們人數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裝力量，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鳳為首領，不時攻擊附近的鄉聚。他們隱蔽在綠林山中(今湖北京山北)，因而被稱作綠林軍。幾月後，綠林軍發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時他們還沒有攻城略地的打算，隻盼望年成好轉，能夠返回田間。
地皇二年(21)，王莽的荊州牧發兵進攻綠林軍，綠林軍出山迎擊獲勝，部眾增至數萬人。地皇三年，綠林山中疾疫流行，綠林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領，西人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稱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鳳、馬武等率領，北上南陽，稱新市兵。新市兵攻隨縣時，平林人陳牧、廖湛率眾響應，於是綠林軍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漢宗室劉玄這時也投身於平林兵中。
南陽大地主劉縯、劉秀兄弟也是漢宗室，他們以“複高祖之業”相號召，聯絡附近各縣地主豪強，並且把宗族、賓客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軍隊，稱為舂陵軍，參加反對王莽的行列。舂陵軍與王莽軍接戰不利，乃與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約定“合縱”。這時綠林軍連敗莽軍，發展到十多萬人。綠林軍領袖為了擴大影響，於宛城南麵的清水上擁立劉玄作皇帝，恢複漢的國號，年號更始(23年)。劉玄在宗室中是沒落的一員，參加起義雖早，卻無兵權。綠林軍領袖擁劉玄為帝，這是他們受到劉漢正統思想影響的表現但是立劉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劉縯，又是綠林軍領袖疏遠劉縯、劉秀的結果。
綠林建號以後，王莽發州郡兵四十二萬，由王邑、王尋率領，阻擊綠林軍。六月，王莽軍前鋒十多萬人，圍綠林軍於昆陽(今河南葉縣)。綠林軍八九千人，由王鳳、王常率領，堅守昆陽，劉秀則突圍征集援兵。那時昆陽城外圍兵數十重，列營百數，圍兵挖掘地道，又用撞車攻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劉秀等十三騎突出圍城，發郾、定陵營兵數千人援昆陽，王邑、王尋一戰失敗，王尋被殺。城中守軍乘勢出擊，裏外合勢，莽兵大潰，士卒相踐踏，奔走百餘裏。綠林軍在這一戰役中奪獲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數。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昆陽之戰。昆陽戰後，海內聞風響應，起兵誅殺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更始詔命。顯然，這次戰役對於綠林軍入關和王莽覆滅，起了決定作用。
劉秀在昆陽之戰中立了功績，劉縯又奪得宛城，勢力逐漸淩駕農民軍，因此新市、平林諸將勸更始帝把劉縯殺了。接著，綠林軍分兵兩路進擊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領，攻克洛陽。更始帝在洛陽派遣劉秀到黃河以北去發展勢力，劉秀北上後，逐步脫離了農民軍的控製。另一路由申屠建、李鬆率領，西入武關。析縣人鄧嘩起兵攻下武關，迎入綠林軍，合兵直取長安，關中震動。這時長安發生暴動，王莽被殺，長安被綠林軍迅速攻克。更始二年初，更始帝遷都長安。
進入長安的綠林軍紀律嚴明，府庫宮室一無所動，長安市裏不改於舊。綠林軍瓦解了一批關中的豪強武裝，迅速平定三輔。但是不久以後，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宮廷生活中，地主儒生大肆活動，起義軍內部離心離德的現象便逐漸出現了。
赤眉軍比綠林軍發動起義稍後，琅邪人樊崇等在莒縣起義。樊崇作戰勇敢，青、徐各地起義領袖逄安、徐宣、謝祿、楊音等都率部歸附他。他們在泰山、北海一帶進行鬥爭，擊敗田況所部莽軍。參加這支起義軍的都是為饑餓所迫的農民，他們同綠林軍一樣，起初並無攻城徇地的意圖。他們因襲漢朝鄉官、小吏稱號，把各級首領分別稱為三老、從事、卒吏，彼此之間以巨人相呼。他們沒有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口頭相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為了作戰時與敵人相區別，他們把眉毛塗紅，因而獲得赤眉軍的稱號。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率軍十多萬，進攻這一支起義軍。王匡、廉丹的軍隊殘害百姓，十分橫暴，百姓作歌道：“寧逢赤眉，不逢太師(王匡)，太師尚可，更始(廉丹)殺我。”赤眉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擊敗莽軍，殺廉丹，勢力大為擴展。當劉玄進入洛陽時，赤眉軍也在中原活動，樊崇等二十多人還接受了劉玄的列侯封號。劉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乃脫離劉玄，轉戰於今河南一帶。
赤眉軍雖然連戰獲勝，但是部眾思歸。赤眉領袖認為部眾回鄉必散，於是率領他們西攻長安。公元25年，赤眉軍進至華陰，有眾三十萬。赤眉領袖在巫師慫恿下，在軍中找到一個沒落的西漢宗室、十五歲的牛吏劉盆子作皇帝。接著，赤眉軍進攻長安，推翻了劉玄的統治。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
銅奔馬赤眉入關時，劉秀也派兵向關中進發。在此之前，當劉秀於更始元年(23)冬渡河北上時，黃河以北有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部農民軍。他們各領部曲，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據說有數百萬人。除了農民軍以外，各地豪強地主武裝和王莽的殘餘勢力也還不少。豪強地主在邯鄲立詐稱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為帝，聲勢最大。劉秀依靠信都(治今河北冀縣)太守任光、昌成(今河北冀縣西北)人劉植、宋子(今河北趙縣東北)人耿純等地主武裝的支持，又得到上穀(治今河北懷來東南)太守耿況、漁陽(治今北京密雲西南)太守彭寵的援助，擊敗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劉秀為蕭王，並令他罷兵去長安。劉秀羽翼已成，拒不受命，留在河北坐觀關中的變化。他逐個吞滅了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軍，關中一帶把他稱作“銅馬帝”。
公元25年，當赤眉軍迫近長安時，劉秀在鄙縣(今河北高邑東南)之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漢的國號，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不久，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同年九月，赤眉軍入長安。長安附近的豪強地主隱匿糧食，武裝抵製赤眉。赤眉軍糧盡不支，西走隴阪，尋找出路。赤眉在那裏受到割據勢力隗囂的阻擋和風雪的襲擊，折返長安，引眾東歸。這時，劉秀的軍隊已經扼守觳函地區，截斷了赤眉東歸道路。赤眉軍奮勇力戰，但終因糧盡力絀，於建武三年(27)春失敗。
漢光武帝劉秀繼續鎮壓河北農民軍餘部，並削平各地的割據勢力，於建武五年統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區。建武九年他平定了割據天水的隗囂，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據蜀地的公孫述，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東漢後期的階級鬥爭和黃巾大起義
東漢後期的階級鬥爭和帝、安帝以後，東漢統治集團腐朽，豪強勢力擴張，輪流當政的宦官外戚競相壓榨農民，農民境況日益惡劣。長期戰爭加重了農民的苦難。水旱蟲蝗風雹和牛疫連年不斷，地震有時成為一種嚴重災害。沉重的賦役和癘疫、饑饉嚴重地破壞了農村經濟，迫使農民到處流亡。東漢王朝屢頒詔令，用賜爵的辦法鼓勵流民向郡縣著籍，但這不過是畫餅充饑，對流民毫無作用。流民數量越來越多，桓帝永興元年(153)竟達數十萬戶。地方官吏為了考績的需要，常常隱瞞災情，虛報戶口和墾田數字，這又大大增加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促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異鄉。
靈帝時，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敗達於極點。光和元年(178)，靈帝開西邸公開賣官，二千石官兩千萬，四百石官四百萬，縣令長按縣土豐瘠各有定價，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後加倍繳納。靈帝又私賣公卿等官，公千萬，卿五百萬。州郡地方也多是豺狼當道。
農民暴動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就有張伯路領導流民幾千人，活動於沿海九郡。順帝陽嘉元年(132)，章河領導流民在揚州六郡暴動，縱橫四十九縣。漢安元年(142)，廣陵人張嬰領導流民，在徐、揚一帶舉行暴動，時起時伏，前後達十餘年之久。桓帝、靈帝時，從幽燕到嶺南，從涼州到東海，到處都有流民暴動發生，關東和濱海地區最為突出。流民暴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從幾百人、幾千人擴展到幾萬人、十幾萬人。一些流民隊伍，還與羌人、蠻人反對東漢王朝的鬥爭相呼應。從安帝到靈帝的八十餘年中，見於記載的農民暴動，大小合計將近百次，至於散在各處的所謂“春饑草竊之寇”、“窮厄寒凍之寇”，活動於大田莊的周圍，更是不可勝數。那時，農民中流傳著一首豪邁的歌謠：“小民發如韭，翦複生頭如雞，割複鳴。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這首歌謠，生動地表現了農民前赴後繼地進行鬥爭的英雄氣概。
東漢時期，起義農民首領或稱將軍、皇帝，或稱“黃帝”“黑帝”“真人”。前者表示他們無須假托當權集團人物來發號施令後者表示他們懂得利用宗教組織農民。桓、靈之間流傳的“漢行氣盡，黃家當興”的讖語，是起義農民政治要求的一種表達形式。
分散的農民暴動，雖然在東漢軍隊和豪強武裝的鎮壓下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但是繼起的暴動規模越來越大，終於形成了全國性的黃巾起義。
黃巾大起義順帝以後，以至於桓、靈時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廣泛地傳布開來。巨鹿人張角是太平道的首領。張角稱大賢良師，為徒眾畫符治病，並派遣弟子分赴四方傳道，得到農民的信任，歸附的人絡繹於途。張角還和洛陽的一部分宦官聯係，利用他們作為內應。據說張角自己還曾潛伏京師，觀察朝政。
張角的活動，引起了東漢統治集團的注目。東漢王朝企圖以赦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張角影響下，仍然日益壯大。東漢王朝又準備用州郡武力大肆“捕討”。司徒楊賜深恐單純的鎮壓會加速農民起義的發動，因此主張責令郡國守相甄別流民，送歸本郡，以削弱流民群的力量，然後誅殺流民領袖。稍後，侍禦史劉陶等人建言，要求漢朝下詔重募張角等人，賞以國土。東漢統治者所有這些策劃，都沒有達到破壞農民起義的目的。
張角的道徒，迅速發展到幾十萬，遍布在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張角部署道徒為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首領，由他統一指揮並傳播“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讖語，向人民宣告東漢崩潰在即，新的朝代將要代起。太平道徒廣為散布“黃天泰平”的口號，並在各處府署門上用白土塗寫“甲子”字樣。經過這些醞釀和部署以後，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形勢，在城鄉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大方馬元義調發荊、揚等地徒眾數萬人向鄴城集中，又與洛陽的道徒相約，在三月初五日同時發動起義。但是，起義計劃由於叛徒告密而完全泄露，東漢王朝逮捕馬元義，誅殺洛陽信道的宮廷禁衛和百姓千餘人，並令冀州逐捕張角。張角得知計劃泄露，立即通知三十六方提前起義。中平元年二月，以黃巾為標誌的農民起義軍，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起，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組織、準備比較嚴密的農民戰爭，就這樣爆發了。
勢力強大的黃巾軍，有如下幾個部分：波才領導的潁川黃巾張曼成、趙弘、韓忠、孫夏等人相繼領導的南陽黃巾彭脫等人領導的汝南、陳國黃巾卜已領導的東郡黃巾張角、張寶、張梁兄弟領導的巨鹿黃巾戴風等人領導的揚州黃巾今北京地區的廣陽黃巾，等等。黃巾人眾極多，聲勢浩大，東漢統治者誣稱為“蟻賊”。南陽黃巾殺太守褚貢，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和太守劉衛。巨鹿附近的農民也俘虜安平王劉續和甘陵王劉忠，響應黃巾。黃巾軍攻占城邑，焚燒官府，趕走官吏，震動京師。同年七月，漢中爆發了五鬥米道首領巴郡人張修領導的起義，被統治者誣稱為“米賊”。此外，湟中義從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隴西、金城諸郡起兵，反對東漢統治。
東漢外戚何進受命為大將軍，將兵屯駐洛陽都亭，部署守備。洛陽附近增設了八關都尉。為了統一力量，東漢王朝宣布赦免黨人，解除禁錮。東漢還詔敕州郡修理守備，簡練器械，並調集大軍，包括羌胡兵在內，對各部黃巾陸續發動進攻。
皇甫嵩、朱俊率軍四萬，進攻潁川波才的黃巾。波才打敗朱俊軍，並在長社(今河南長葛境)把皇甫嵩軍圍住。波才缺乏戰鬥經驗，依草結營，在漢軍火攻下受挫，又被皇甫嵩、朱俊軍與曹操的援軍追山，陷於失敗。漢軍接著向東進攻。擊敗了汝南、陳網黃巾，皇甫嵩又北上東郡，東郡黃巾領袖卜已不幸被俘。
南陽黃巾領袖張曼成戰死後，趙弘率十餘萬眾繼起，據守宛城、朱俊軍轉擊南陽，圍宛城三月，戰鬥非常激烈，趙弘戰死。十一月宛城陷落，這支義軍也失敗了。
巨鹿黃巾領袖張角稱天公將軍，弟張寶、張梁分別稱地公將軍、人公將軍，號召力很大，是黃巾的主力。東漢先後以涿郡大姓盧植和率領羌胡軍隊的董卓進擊張角。張角堅守廣宗(今河北威縣)。八月，東漢以皇甫嵩代董卓進攻巨鹿黃巾。那時張角病死，義軍由張梁統率應戰。十月，漢軍偷襲張梁軍營，張梁陣亡又攻張寶於下曲陽(今河北晉縣)，張寶敗死。東漢統治者對農民進行血腥的報複，對張角剖棺戮屍，又大量屠殺農民，在下曲陽積屍封土，築為京觀。
黃巾起義爆發以後，黃河以北的農民紛紛保據山穀，自立名號，反對東漢統治。他們是博陵張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飛燕(張燕)以及黃龍、左校、郭大賢、於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白雀、楊鳳、於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張燕聯絡太行山東西各郡農民軍，眾至百萬，號黑山軍，勢力最為強大。中平五年，各地農民又相繼以黃巾為號，起兵於西河、汝南、青州、徐州、益州和江南等地區。
黃巾起義發動的廣泛，計劃的周密，階級對立的鮮明，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黃巾起義發生在封建割據傾向迅速發展，豪強地主擁有強大武裝的年代，這種地主武裝同官軍聯合，處處阻截和鎮壓農民軍，迫使農民軍不能集中力量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起義高潮過去以後，黃巾餘部和黑山軍各部人數雖然很多，但是缺乏攻擊力量，在四麵八方的敵人夾攻中相繼失敗。
黃巾起義取得了瓦解東漢王朝的偉大成果。極端黑暗的宦官、外戚集團失去了東漢王朝的憑借，經過短暫反複以後也就從曆史上消失了。
晉
3世紀60年代至5世紀20年代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王朝。魏鹹熙二年(265)十二月，晉王司馬炎(即晉武帝司馬炎)奪取政權，建立晉朝，先都洛陽，後遷長安，曆四帝。建興四年(316)為匈奴劉氏所滅史稱西晉。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馬睿(即晉元帝司馬睿)在江南即晉王位，都於建康，曆十一帝。元熙二年(420)，為劉裕所滅，史稱東晉。
西晉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吳，統一南北，全國計有司、冀、兗、豫、荊、徐、青、揚、幽、平、並、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十九個州，一百七十三個郡、國，二百四十餘萬戶。
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後采取寬和節儉的方針，繼續推行廢止典農官的政策，把曹魏以來的屯田民編人郡縣為自耕小農，從而增加了納稅人口。全國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歸於一律，有利於政令的統一和中央集權的統治。對於吳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區別對待的措施，加以安撫。同時也注意防範，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駐守，把吳人向北遷徙。吳蜀人士在朝廷的仕進，無形中受到一些限製。出身於東吳高門的顧榮和陸機、陸雲兄弟，雖有“三俊”之稱，平吳後到洛陽，隻被任命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濤、羊祜為首的和賈充、荀勗為首的兩派政治勢力。但晉武帝“寬而能斷”，在重大問題上擇善而從，平吳以統一全國的決策，就是力排賈充等反對意見，堅決采納羊祜、張華等人的主張而製定的。
晉武帝立白癡的惠帝為太子，又為他娶了凶狠狡詐的賈南風(賈充之女)為妃。平吳以後，武帝不再兢兢業業，卻奢侈放縱起來。他死後，元康元年(291)，賈後聯合楚王瑋先後殺死輔政的楊駿(惠帝繼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著又消滅楚王瑋。賈後專擅朝政，任用裴頠、張華，維持了短暫平穩的政局。但延綿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也從此開始。趙王倫殺賈後，廢惠帝自立。齊王炯、成都王穎、河間王篆聯合起兵，殺趙王倫。諸王為爭奪中央權力，內訌不已。以後加入混戰的，還有長沙王乂、東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東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劉曜攻陷洛陽，懷帝被俘至平陽(今山西臨汾西)。五年後，即位於長安的湣帝投降於漢。
西晉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多沿襲曹魏舊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於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而東晉南朝門閥士族的興盛，人身依附關係的加強，方鎮勢力的強大，這些影響以至削弱中央集權統治的因素，這時也開始出現。
封建統治階級互相混戰造成的災難，迅速激化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帶有階級矛盾的因素，也加劇起來。統治階級無法緩和各種矛盾，導致了西晉王朝的滅亡。
惠帝時，人為禍患之外，加以疾疫饑饉等天災，百姓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各地方的統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們還鄉，甚至濫加殘害。如荊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於長江，各地流民不斷反抗，先後有太安二年(303)張昌於安陸(今湖北雲夢)、光熙元年(306)劉伯根、王彌於東萊(今山東掖縣)、永嘉四年(310)王如於宛(今河南南陽)、五年杜澦於長沙發動起義。鬥爭的時間雖不長，但都不同程度地打擊了司馬氏的統治。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境，一度多為張昌起義軍所占據。但顛覆西晉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鮮卑這“五胡”中的匈奴與羯，“五胡”或加巴責稱為“六夷”。
西晉時北方、東北和西北，尤其並州和關中一帶居住著很多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江統曾說“西北諸郡皆為戎居”，關中百餘萬口，“戎狄居半”。平吳以前，涼州鮮卑族人禿發樹機能起兵反晉，不少羌胡人民參加(270～279)。惠帝時，氐人齊萬年在關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郭欽、江統都主張“徙戎”，即把與漢族雜居內地的少數民族集體遷徙到邊遠之地。他們預見到被壓迫的廣大少數民族對晉王朝統治的威脅，但建議都未見實行。備受民族和階級雙重壓迫的各少數民族，相繼起而反抗。惠帝永興元年(304)，率領流民由西北進入益州的賚人李雄在成都稱成都王，匈奴五部與雜胡的首領左賢王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北)稱漢王，這是少數民族最初建立的兩個政權。湣帝降於漢，西晉亡，以後其他少數民族相繼崛起，漢族統治者張氏、李氏也先後在涼州據地自保，形成十六國局麵。
東晉
西晉覆亡後，各少數民族競相建立政權，戰爭不已。中原的漢族人士不願受胡族統治，紛紛南遷。西晉時，北方諸州人口約七百餘萬。而永嘉之亂後幾次大批南渡的達九十萬人，約占八分之一。東晉和南朝境內人民，大約土著占六分之五，北來僑人占六分之一。司馬睿與封國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鎮南方要地，以預謀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馬睿已出鎮建業(後改名建康，今江蘇南京)。長安陷後，建武元年(317)睿稱晉王，次年即帝位。
東晉疆域狹窄，貴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澤。世家大族大量庇蔭人口，未入私門的僑人流民，又不編戶貫，影響政府的財源與兵源。成帝鹹和時(326～334)已開始實行土斷，即把僑人從白籍移入黃籍，成為所居地方的正式編戶，納稅服役。在實行土斷的同時，必然也搜檢官僚貴族隱匿的戶口。桓溫、劉裕執政時期，兩次大規模實行土斷，收到“財阜國豐”和開拓兵源的效果。有利於鞏固偏安江南的政權。
東晉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北人士族與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層與下層，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各大族之間、中央與地方(揚州與荊州)等錯綜複雜的矛盾。當時流行的“王與馬，共天下”說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穩的司馬氏政權，也反映了東晉一代皇室與僑姓大族不斷的鬥爭。王導執政，以寬和著稱，其目的除結好南人，鞏固司馬氏地位外，也為維護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對王軟和簡文帝對桓溫，都曾有過“請避賢路”的表示，為封建社會中的君臣關係所罕見。“君弱臣強”的局麵，是司馬氏與以王氏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結果。
王敦擔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擁重兵鎮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元帝畏惡王敦，任用劉隗、刁協與之相抗。劉，刁維護皇室威權，“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調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滿。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問罪於劉隗、刁協為名，起兵攻下建康，殺死刁協等。又從武昌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自領揚州牧，內外大權集於一身。兩年後，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為元帥，率軍進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雖被譴責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卻未受任何影響。
晉元帝司馬睿像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執政。北宋的流民首領蘇峻、祖約都擁有重兵，分別駐在曆陽(今安徽和縣)和壽春。他們不滿於大族庾亮、卞壺等人的排擠，鹹和二年(327)，起兵進攻建康。江州刺史溫嶠乞援於荊州刺史陶侃，聯合擊敗蘇峻(見蘇峻、祖約之亂)。陶侃死後，庾亮代為江、荊、豫三州刺史，既擁強兵據上遊，又執朝廷大權。他代表皇室利益，與王導產生矛盾。但在衝突表麵化之前，王導、庾亮相繼去世。
桓溫繼庾氏之後據有荊楚，又領揚州牧，也集內外大權於一身，企圖奪取司馬氏政權。桓溫先廢司馬奕為海西公，立簡文帝，實則企望其讓位於己。穆帝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任用殷浩以抵製桓溫，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溫殺害，桓溫病中要求朝廷賜他“九錫”，以為禪讓的前奏。由於謝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溫不及待而死。謝安輔政，侄兒謝玄在肥水之戰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會稽王司馬道子排斥謝氏。東晉前期，政權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戰後，轉入孝武帝及司馬道子之手。戰後兩年，謝安被迫避往廣陵，不久死去。戰後四年，謝玄又從坐鎮的邊境要地彭城被調移內地任會稽內史。以後桓溫的幼子桓玄又以荊州為據點，攻入建康，殺司馬道子父子，總攬朝權。元興二年(403)，桓玄稱帝，國號為楚。劉裕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伐，桓玄退歸江陵，失敗被殺。
東晉政權所受外部威脅，主要來自黃河流域的胡族和長江上遊(益州)的政治勢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敵愾，要求驅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為代表。祖逖從淮水流域進抵黃河沿岸，聯係保據塢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謀劃恢複中原，經營達八年(313～321)之久。當時北方匈奴劉氏與胡羯石氏相爭，形勢有利於東晉。但元帝無意北伐，對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與王敦矛盾尖銳，祖逖備遭掣肘，壯誌未伸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脅江南，後趙建國，據有幽、冀、並諸州後，軍事優勢更為顯著。庾亮、庾翼雖先後擬議北伐，由於力量對比懸殊，都未實現。石虎死後，河北大亂，西晉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歸附東晉。褚裒北伐，先鋒達到彭城，戰敗退回。以後北方前燕與前秦東西並立，殷浩北伐也屢次失敗。
永和十年(354)桓溫伐前秦，深入敵境，但未乘勝奪取長安，隻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兩年以後，又伐前燕，奪取了洛陽，但不久複歸於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達距前燕首都鄴不遠的枋頭，未再前進，退敗於襄邑(今河南睢縣)。桓溫晚年借北伐以樹立威名，謀求禪讓，但未成功。前秦苻堅吞並前燕(370)後，屢次南向出兵，意圖統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堅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威脅江南，謝玄率北府兵以寡敵眾，肥水一戰秦軍大敗。乘前秦衰弱，後秦姚氏占有關中，後燕慕容氏立國河北，東晉雖暫時解除了大軍壓境的威脅，並未能在北伐事業上有所進展。
義熙六年(410)劉裕滅南燕，此後青、兗等州歸屬東晉、劉宋五十餘年。十三年，滅後秦。由於關中懸遠，東晉很難從江南遙控，劉裕又忙於南歸奪取政權，無意進一步恢複中原，一度收複的長安與洛陽，隨即為赫連夏與北魏所得，終東晉之世未能長期恢複西晉的兩京。
江南政權穩固與否，和長江上遊益州的歸屬很有關係。成漢李氏據蜀三十年，永和三年(347)桓溫西征滅之，有利於鞏固東晉政權。二十六年以後，益州又被前秦占領，肥水戰後才複歸東晉。到義熙元年，譙縱據益州，又從東晉分裂出去。劉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裏而敗還。及至九年，劉裕西征，滅譙氏，從此益州再歸東晉統治。東晉百年間，益州不受其統治的期間達五十年。隻是由於占有益州的勢力既未與北方密切聯合，不具備能順流東下、吞並江南的實力，東晉政權才得免除來自益州上遊的後顧之憂。
隆安三年(399)爆發了孫恩、盧循起義，鬥爭持續近十二年，司馬氏政權受到沉重打擊。孫恩死後，桓玄起兵稱帝。劉裕對內鎮壓孫恩、盧循起義，討平桓玄，對外北伐滅南燕，西征平譙縱，江南政權擺脫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脅，得到穩定。滅後秦之後，420年劉裕取代了東晉。
隋
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統一王朝，都長安(今陝西西安)，曆文帝楊堅、煬帝楊廣、恭帝楊侑，凡三帝，共三十八年。文帝年號二：開皇(581～600)、仁壽(601～604)煬帝年號一：大業(605～618)恭帝年號一：義寧(617～618)。大業五年(609)時的隋朝疆域，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以西京長安、東京洛陽為中心，下統郡(州)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隋朝的建立和強盛
隋朝的建立隋朝皇室據說出於漢代以後的士族高門弘農華陰楊氏，但早自北魏初期就世居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西)。楊堅父忠是西魏、北周的軍事貴族，西魏時為十二大將軍之一，賜姓普六茹氏，北周時官至柱國大將軍，封隋國公。楊堅襲爵，堅女為周宣帝皇後。
大成元年(579)二月，周宣帝宇文咥傳位於其子衍(後改名闡)，改元大象，是為周靜帝，宇文咥至自己以天元皇帝名義掌握政權。次年五月宇文嘎死，靜帝時方八歲，內史上大夫鄭譯、禦正下大夫劉防假傳遺詔，召楊堅入宮，以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名義掌握軍政大權。
楊堅並無煊赫大功，也沒有超越諸大臣的實權與重望，僅憑借軍事貴族的家世與後父的地位得掌大權。但由於周宣帝誅戮大臣，當時朝中已無有力的反對派楊堅掌握府兵集中的關中，軍事上對地方居於優勢。他在元老宿將李穆、韋孝寬的支持下，憑仗關中軍事力量，僅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迅速平定了反抗他的相州(今河南安陽南)總管尉遲迥、鄖州(今湖北安陸)總管司馬消難、益州(今四川成都)總管王謙。三方叛軍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北齊舊臣有關。特別是尉遲迥，所用多齊人，如親信謀士崔達輩就是第一流高門博陵崔氏。他起兵時，據說“趙魏之士，從者若流”，不久就至數十萬眾，尉遲迥起兵實際上代表了關東士族豪強的割據願望。司馬消難自己就是北齊舊臣，王謙所用之人也有北齊後主的寵臣高阿那肱。所以，楊堅平定三方是在北方統一的基礎上進一步削弱割據力量。
平定地方叛亂的同時，楊堅還屠戮了宇文氏諸王。在消滅內外政敵以後，他自左大丞相遷大丞相，並於周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稱帝，國號隋，改元開皇，是為隋文帝(見隋文帝楊堅)。
統一南北自從西晉末年以來，南北分裂將近三百年，曆史發展傾向是統一，隋朝完成了這個曆史任務。
隋朝初年，北方突厥的勢力強盛，與隋朝相對抗。開皇二年(582)，隋軍挫敗入掠河西以至弘化、上郡、延安(今陝西北部)的突厥軍。突厥汗國的內部矛盾隨之激化，三年，突厥分裂為東、西兩汗國。五年，東突厥沙缽略可汗歸附隋朝，經隋朝同意，率部內遷白道川(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北方獲得安定。隋朝的力量於是轉向江南。
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詔伐陳。十一月，合九十總管之兵五十一萬八千人，以晉王楊廣為統帥，沿長江中、下遊分兵八路，大舉南進。次年正月，隋大將賀若弼自廣陵渡江，韓擒虎自采石渡江，東西兩路直指建康。賀若弼激戰於鍾山，打敗了前來迎戰的陳軍韓擒虎因陳將領任忠投降，得以先入宮城，俘後主陳叔寶。長江中下遊的陳軍隨即或降或破嶺南方麵，在高涼(今廣東陽江西)太守馮寶妻冼夫人(少數族人)的協助下也迅即安定。這場統一戰爭從發兵到戰事結束，不過四個月。
隋朝平陳之後，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籍上戶數共五十萬，人口二百萬。以後，隋又遷陳朝皇室和百官家屬入關中。江南士族高門從此更加衰落。
陳亡之後，江南士族高門雖大都北遷，但梁陳時正在擴大勢力的地方豪強以及所謂“溪洞豪帥”卻仍然保有實力。隋朝派到江南的官吏都是北方人，不尊重地方豪強的特權。豪強們認為統一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開皇十年冬，遍及陳朝舊境的反隋暴動爆發。當時謠傳隋朝要把所有江南人全部遷入關中，豪強們因此得以糾集民眾，大股數萬人，小股數千人。隋朝派遣楊素為行軍總管，領兵鎮壓。統一是大勢所趨，分裂割據不可能真正獲得江南人民的支持豪強們各踞一方，力量也分散。隋軍將其各個擊破，大約次年即告平定。士族高門的北遷和這次鎮壓，沉重打擊了江南的割據勢力。
西晉末年以來，南北長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銳的民族矛盾。北朝後期，鮮卑貴族的門閥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促進了民族大融合漢族楊氏代周以後，象征民族矛盾的鮮卑政權亦告消亡，南北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當時，隋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都比陳強。於是，結束近三百年分裂狀態的曆史任務便由隋來完成了。
在文帝統治時期和煬帝統治的前期，隋朝先後進行了一係列有利於完成和鞏固統一、強化中央集權的改革。
隋代的這些改革適應了國家統一、民族融合、門閥製度衰落的曆史發展趨向，因而具有積極意義。實行這些改革，加強了封建國家機器，維護了以關隴軍事集團為核心的地主階級專政。
隋代許多改革是文帝和煬帝兩朝完成的。文帝有五個兒子。長子楊勇在文帝代周前夕，內領禁衛，外統故齊之地，後立為太子，參決軍政大事，曾經獲得文帝的寵任，但他奢侈好色，使得文帝和獨孤皇後逐漸失去對他的信任。次子楊廣同樣奢侈好色，但卻善於矯飾，貌為節儉孝順，博得父母寵愛。他與大臣楊素勾結，向文帝揭發楊勇的過失。文帝和楊勇間的感情日益惡化，文帝甚至懷疑楊勇有篡奪皇位的意圖。開皇二十年(600)十月，文帝廢楊勇，十一月，立楊廣為太子。仁壽四年(604)，楊廣即位，是為煬帝。傳說文帝是被楊廣暗害的。
煬帝即位時，文帝第五子漢王楊諒身居並州總管重任，統轄今山西、河北、山東境內五十二州，手握強兵。他早就覬覦皇位。七月，煬帝即位，八月，楊諒就以討楊素為名，起兵反叛。楊諒雖然擁有可觀的兵力，但改變不了關中的軍事優勢他用兵又舉棋不定，忽攻忽守，所以很快就被楊素領兵鎮壓了。
隋朝的覆亡
繁重的勞役征發導致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是漫無限止的勞役征發。煬帝營建東京、修長城、開運河，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卻濫用了民力至於純為個人享樂而征發的勞役，隻能給人民帶來災難。
從煬帝即位開始，幾乎每年都有重役。仁壽四年十一月，他發丁男數十萬，在今山西、河南境內夾黃河兩岸掘了兩道長塹。大業元年三月營建東京，月役丁二百萬(次年正月告成，曆時十個月)。同時煬帝征發河南、淮北丁男前後百餘萬開鑿通濟渠，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不到半年便完成了這兩項工程。這一年還在江南采伐木材，建築東京和其他各地宮殿為了巡遊江都而在江南造作龍舟和數以萬計的各色大小船隻。八月巡遊江都，征發挽船士數萬人。粗略估計，從仁壽四年十月到大業元年十月的一年間，被征發的丁男不少於四百萬。大業二年統計的戶數為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就是說，平均每兩戶征發一丁，而且征發地域集中在河南至淮南之間，這一地區被征發的丁男所占的比例當然更高。營建東京的二百萬丁，由於苦役，死亡率殆半，其他勞役的死亡率大概也差不多。可見這一年征發丁男的比例和死亡率都是高得驚人的。此外，該年被誅戮和流配的所謂楊諒“叛黨”還有幾十萬人。
隨後是大規模地修築長城，開鑿永濟渠。早在開皇六年和七年，文帝曾兩次修建長城，一次征發丁男十一萬(一作十五萬)，另一次征發十萬餘，都是按製度“二旬而罷”。大業三年煬帝到榆林，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雖仍按製度“二旬而罷”，但死者過半。次年正月，征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丁男不足，以婦人供役。七月，煬帝北巡五原(今內蒙古五原南)，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此外，大業三年，還征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開一條通往並州的馳道，雖沒有具體的征發數字，但征發範圍達十餘郡，人數當不會少。從大業三年五月到四年七月一年多的時間內，所發丁男以至婦女，大約在三百萬人次左右，征發地區包括今內蒙古、山西和河北，當時這些地區的戶數，大致為三百五十萬左右，可見征發比例也非常高。
煬帝在十四年統治期間，幾乎沒有一年不出去巡遊。他曾三巡江都，三到涿郡，兩至榆林，一遊河右，還有長安與洛陽間的頻繁往還。伴隨著巡遊，到處建築宮殿每次出巡，宮人、侍衛和各色隨從人員多達十萬人，沿路供需都由所經地方承辦。這筆費用最後都落在人民的頭上。
這些勞役征發超出了人民所能承擔的限度。大業六年就已有人民起義發生。次年，煬帝發動對高麗的戰爭，更大規模地征發兵役和勞役，終於點燃隋末農民起義的燎原大火。
煬帝三征高麗隋朝時，朝鮮半島上有高麗、百濟、新羅三國，其中，高麗最強。東晉時，高麗人據遼東，奚、契丹、珠羯等族受其控製。開皇十八年(598)，高麗王高元聯合靺鞨進攻遼西，被隋朝地方軍擊退。文帝發兵三十萬進擊，高元遣使謝罪，罷兵修好。
煬帝即位後，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決心大舉東征。大業四年(608)開永濟渠，就是要為東征作交通運輸準備。同時，煬帝命令山東(今河北、山東地區)廣置軍府，充實軍馬，整備武器。運輸之役更是繁重：七年二月，煬帝命令在東萊(今山東掖縣)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嚴急，死者達百分之三四十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輛，裝載衣甲帳幕，由兵士自己牽挽，送往高陽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和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到涿郡，船舶連接達千餘裏。運輸兵民交錯往還，晝夜不絕，死的就拋在路旁，臭穢滿路。又發民夫自辦車牛運糧械到瀘河(今遼寧錦州)、懷遠(今遼寧遼河西北)兩鎮，車牛都一去不返。又發鹿車(即獨輪車)夫六十餘萬，每兩人推米三石，路途遙遠，三石米還不夠路上吃的，車夫到鎮無米可交，隻好逃亡。
大業八年，隋軍雲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分左右各十二軍，運輸人員加倍。當年二月，煬帝和大軍渡過遼水，圍攻遼東城(今遼寧遼陽)。這次聲勢浩大的東征本來不得人心，高麗又頑強抵抗，隋軍遭到失敗，士兵役丁死亡大半，物資裝備幾乎全部丟失。宇文述進攻平壤(今朝鮮平壤)的九軍共三十萬五千人，隻兩千七百人生還遼東。七月，煬帝被迫退兵。
失敗並沒有使煬帝接受教訓，他在退兵時就下令繼續搬運黎陽、洛口、太原諸倉穀物北上。九年正月再次在全國征發兵士集中涿郡。四月，煬帝再渡遼水，和上次一樣攻圍遼東城，一個多月仍沒有攻下。六月，在黎陽督運兵糧的楊玄感起兵攻東都(東京改稱)。消息傳到前線，煬帝有後顧之憂，隻好退兵。
同年八月，楊玄感敗亡。但農民起義軍卻風起雲湧，隋王朝處於崩潰前夕。煬帝妄想以對外的勝利來扭轉危亡的命運，於大業十年二月發動了第三次東征。三月煬帝又到涿郡，七月到達懷遠鎮。高麗雖兩敗隋軍，卻因連年戰爭，所受損失也非常嚴重，所以立即遣使請和，並囚送隋的叛將斛斯政。這次戰爭是在義軍遍地的形勢下發動的，征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達，有的根本沒有來，來的又因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員不足，實是湊合成軍。煬帝也感到無法把戰爭進行下去，隻好因高麗請和，乘勢收兵。
隋末農民大起義煬帝三次東征，給人民造成一場非常嚴重的災禍。大業八年雲集涿郡的兵士和民夫大致為三百五十萬人，如果再加上造船之類的就地征役、或逃或死的兵民，數字就更大了。以後連年東征，都是在全國征發，人數也不會少。除了勞役以外，軍需的征發也非常嚴重，常規租調已預支數年。這樣擾動全國，弄得盛強的隋王朝“黃河之北則千裏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楊玄感的檄文)，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的破壞，人民受到無邊的苦難。
河北、山東是籌備東征的基地，兵役、力役最為嚴重。大業七年，這一地區遭到特大水災，次年又發生旱災，人民走投無路，起義的戰鼓首先就在這裏敲響。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大業七年鄒平縣民王薄於長白山(在今山東鄒平南)起義，自稱“知世郎”，作《毋向遼東浪死歌》號召反抗。這一年還有劉霸道起義於平原東豆子航(今山東商河、惠民間)，孫安祖、竇建德起義於高雞泊(今河北故城西)，鄃縣(今山東夏津)人張金稱、蓓縣(今河北景縣)人高士達各在境內起義。後來發展壯大的翟讓領導的瓦崗(在今河南滑縣南)軍和以後南渡長江由杜伏威、輔公祏領導的起義軍，也都在這一二年間組織起來。從此直到隋亡，見於史籍的武裝反隋力量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南達嶺南，東至山東、江浙、福建沿海，西達河西走廊，大大小小數以百計，其中在今河北、山東、河南的約占半數，起義時間也較早。這些起義隊伍經過激烈的搏鬥，分並離合，最後大致形成三大起義力量：一是威震全國、據有河南的李密領導的瓦崗軍二是雄踞河北的竇建德領導的夏軍三是自淮南轉移到江南由杜伏威領導的吳軍。
關隴貴族統治集團的分裂農民起義軍的發展，促使統治階級內部分化。有的反隋武裝力量，本來就是乘亂起兵的地方豪強，如據有朔方的本郡豪族梁師都，據有江南吳興等郡的江東豪族沈法興，據有江陵的蕭梁後裔蕭銑等也有擁有兵力的軍府將領，如據有隴右的金城府校尉薛舉、馬邑(今山西朔縣)的鷹揚府校尉劉武周、涿郡的虎賁郎將羅藝等。他們大都誌在乘亂割據。更有不少地主豪強參加了起義軍，比如瓦崗軍中的徐世勳、王伯當等。此時，關隴軍事貴族集團也發生了分化。尤其是大業九年楊玄感的起兵，對隋朝的崩潰有很大影響。
楊玄感是大貴族、權臣楊素的兒子。第二次東征時，他以禮部尚書在黎陽督運糧食，六月，聚眾起兵，攻圍東都。煬帝派來救援東都的遼東還軍將到，玄感撤圍西入關中，八月為追兵所及，敗死。楊玄感聲稱“為天下(百姓)解倒懸之急”，具有很大的號召力，一呼而集就有十萬人。他的好友和參謀李密，家世也是西魏以來的關隴世襲大貴族。和玄感通謀的斛斯政、投奔玄感的李子雄及隋宗室觀王楊雄的兒子恭道、大將韓擒虎的兒子世諤，也都是關隴世襲貴族。楊玄感雖然很快失敗，但卻促使了作為隋朝統治核心的關隴集團的迅速分裂，進一步孤立了隋煬帝。
大業十一年八月，煬帝第三次巡視北境。突厥始畢可汗(啟民子)眼見隋朝大勢已去，就發兵圍煬帝於雁門，也企圖乘機稱霸。煬帝下詔各地募兵救援，九月解圍，煬帝還東都。從此，突厥經常攻擾並州，威脅太原。
並州地區的起義力量在大業十一至十二年間日益壯大，汾水兩岸義旗競舉。在此背景下，隋太原留守李淵乘機而起。李淵(即唐高祖李淵)是西魏六柱國之一李虎之孫，既是關隴世襲貴族，又是煬帝的姨表兄，一向為煬帝所信任。大業十一年他以山西河東慰撫大使領兵解雁門之圍有功，被留在並州防禦突厥和鎮壓農民軍。大致在大業十二、十三年之間，煬帝命李淵為太原留守。當時，隋朝的危亡形勢已很明顯。李淵既害怕無功被罪，又懷有政治野心，加之次子李世民等的勸說，經過密謀部署，於大業十三年五月起事，七月進軍關中，十一月攻占長安。李淵立煬帝孫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尊煬帝為太上皇，自為大丞相，掌握大權。次年五月，李淵代隋稱帝，國號唐，改元武德。
大業十三年，瓦崗軍推李密為魏公，先後攻占洛口、回洛、黎陽諸倉，散糧聚眾數十萬，進逼東都。河北起義軍領袖竇建德也在這年稱長樂王於樂壽(今河北獻縣)。
隋煬帝的窮途末路自大業七年農民起義爆發時起，隋煬帝就力圖用嚴刑酷法鎮壓人民的反抗怒火。文帝時就經常超越法律、任意加刑，這時更甚。大業七年，煬帝命令竊盜以上，不分輕重，隨獲隨殺。九年又下詔凡為盜者抄沒全家。楊玄感被鎮壓後，朝廷追究黨羽脅從，死者達三萬多人，凡取過黎陽倉粟者，不管多少，一律處死。秉承煬帝意旨，統兵鎮壓起義軍的將領任意屠殺人民。如樊子蓋鎮壓汾、晉間起義軍時，大肆燒殺王世充鎮壓劉元進領導的起義軍時，一次坑殺三萬人。但是屠殺隻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憤怒，起義隊伍愈加壯大。大業九年以後，隋軍隻能據守一些城鎮，已不能控製廣大農村。煬帝命令百姓盡數遷入城堡內，就近給田，就反映了這一事實。大業十二年煬帝第三次到江都。麵對著土崩瓦解的形勢，他已經感到處境的危險。但為了逃避現實，他整天飲酒作樂，不準人說“盜賊”眾多，如有人這樣報告，輕則免官，重則處死。那時煬帝所能控製的地域已非常狹小，糧倉被占，租調不入，江都糧食供應越發感到困難。一些江南出身的官僚建議煬帝南渡。煬帝便在十三年下令修築丹陽宮，準備渡江。
大業九年第二次征遼時，煬帝為了擴充軍隊，除征發府兵外，又曾募人從軍，稱為驍果。這次到江都，天下大亂，府兵上番宿衛製度難以維持，隻能以驍果代替。驍果中多數是關中人，一向不願久留南方，往往逃亡。為了安定驍果，煬帝竟然搜括江都寡婦和未嫁女子強配給他們。此舉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當驍果們知道煬帝方謀南渡，就決定劫掠馬匹財物，集體西返。十四年三月，在煬帝寵臣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的鼓動下，驍果發動兵變，殺死煬帝，立煬帝侄孫秦王浩為帝，推宇文智及兄化及為大丞相掌握大權，率眾自運河西返，他們來到徐州時，路已不通，就又掠奪百姓的車牛，改從陸道進向東都。
煬帝死訊到達東都，群臣立煬帝的又一個孫兒越王侗為帝，改元皇泰，史稱皇泰主。這年六月宇文化及兵到黎陽，黎陽早由瓦崗軍占領。那時，李密已接受東都官爵，便與化及在黎陽的倉城相拒。化及糧盡北走魏縣(今河北大名西)，九月殺秦王浩，稱帝，國號許。唐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於聊城為竇建德所擒殺。李密擊走宇文化及後，想應命到東都占“輔政”。當時，東都發生內訌，反對召李密的王世充專政，發兵攻李密。武德元年九月，李密於偃師戰敗，降唐。王世充擊敗李密後，聲勢很大，遂於次年四月，廢皇泰主，稱帝，國號鄭，改元開明。到此，三個象征性的隋政權殘餘全部滅亡。
唐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在經濟、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麵，中國在唐代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李唐王朝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間在中宗、睿宗之際曾出現過短暫的武周政權。據開元二十八年(740)戶部統計，全國共有三百二十八個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個縣。唐朝的疆域東至安東，西迄安西，北起單於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長安(今陝西西安)，以洛陽(今河南洛陽東)為東都，通稱“二京”。
唐朝的建立
李淵是唐朝的開國皇帝。隋朝末年，農民起義遍及全國各地，隋煬帝楊廣於大業十一年(615)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慰撫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備突厥，並鎮壓今山西省境內的農民起義。當時，隋政權已呈土崩瓦解之勢，統治階級一再發生大分裂，地主武裝和義軍星羅棋布於各地。李淵素有大誌，移官太原後，看到隋朝即將敗亡，萌動了取而代之的念頭。他左右的裴寂、劉文靜及次子李世民亦紛紛建議起兵以舉大事。到大業十二年，農民起義在全國已居優勢，隋朝再也無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擊各個武裝集團，李淵覺得時機成熟，遂於次年五月在太原殺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淵與長子建成、次子世民揮師南下，先後破霍邑(今山西霍縣)，渡黃河，向西南挺進。當時，隋煬帝遠在江都(今江蘇揚州)，關內隋軍力量薄弱中原瓦崗軍與王世充激戰方酣，均無暇西顧。因此李氏父子進軍神速，十一月間攻入長安。李淵進入長安不久，就宣布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擁立煬帝孫代王楊侑為帝，改元義寧，是為隋恭帝。李淵任大丞相，進封唐王。大業十四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殺，五月，李淵逼恭帝禪讓，自己稱帝，國號唐，是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長安。
唐朝建立後，唐高祖麵臨的首要任務是以關中為根據地統一全國。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據有金城(今甘肅蘭州)等地的薛舉。經過反複較量，唐軍於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俘殺薛舉子薛仁杲，平定了西北廣大地區。同年冬，幽州羅藝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涼州(今甘肅武威)胡商安興貴、安修仁兄弟計擒李軌，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劉武周、宋金剛勾結突厥大舉南攻，占領了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區。唐高祖派李世民率軍征討，於武德三年收複並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劉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殺。這時，黃河流域形成竇建德的夏政權、王世充的鄭政權與唐政權鼎足而立的形勢。李淵派李世民東征王世充，鄭、夏結成聯盟抗唐。次年，竇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竇氏餘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劉黑闥的領導下兩次起事，並聯合突厥兵南攻。李淵先後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軍東討。建成於武德六年俘斬劉黑闥，平定了河北地區。在江淮方麵，李世民東征時，占有丹陽的杜伏威受唐朝冊封為吳王，不久，又親赴長安朝見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餘部在輔公祏策動下再度起事反唐，據丹陽，稱宋帝。七年公祏被執殺，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將李靖圍江陵，南朝梁代後裔蕭銑降，其於隋末所建的蕭政權被消滅。五年，嶺南(今廣東、廣西一帶)馮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據有虔州(今江西贛州)的林士弘死，其地為唐所有。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門發動宮廷政變，殺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齊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次年改元貞觀。
唐太宗即位不久，於貞觀二年(628)發大軍征討據有夏州(今陝西白城子)的梁師都，師都為其下所殺，夏州歸唐所有，至此全國統一。
武周代唐
貞觀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為高宗。唐高宗李治統治時期，皇後武則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並且成為中國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彠之女，十四歲入宮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後，她入感業寺為尼。唐高宗即位後，召她入宮，封為昭儀。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勳、許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廢黜王皇後，改立她為皇後。以後她排除異己，對反對立她為後的顧命大臣加以打擊，如先後流放褚遂良，逼長孫無忌自殺。從顯慶(656～661)開始，唐高宗因體弱多病，政柄漸操武後之手，天下稱皇帝和武後為“二聖”。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後，武則天立太子李顯為帝，是為中宗。不久，又廢中宗，改立另一個兒子李旦為帝，是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則天終於廢睿宗稱帝，改國號周。在稱帝前後，她大力打擊皇親國戚，誅殺海內名士。武周政權持續了15年之久(690～705)。
神龍元年(705)，宰相張柬之、崔玄瑋及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人策動左右羽林軍李諶、李多祚等人發動政變，殺死武則天的親信張昌宗、張易之兄弟，擁立中宗李顯複位，重建了李氏王朝。中宗複位以後仍然是一個傀儡皇帝，大權旁落在皇後韋氏、女兒安樂公主及武後餘黨武三思等人手中。這些新貴濁亂朝政，濫增官員，廣占田園，財貨山積，肆意侵剝勞動人民。在一片混亂聲中，中宗於景龍四年(710)去世，韋後立溫王李重茂為帝，是為少帝，並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發動政變，誅殺韋後、安樂公主及武氏殘餘勢力，擁立李旦即位，是為睿宗。此後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擁立之功而大權在握，與李隆基發生了權力之爭。睿宗於延和元年(712)讓位於太子隆基，是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賜死，黨羽或殺或逐，混亂政局至此結束。同年唐玄宗改元開元。
唐初，各種服色役的人已有納錢代役的情況，稱作納課或納資。但此項特殊的錢幣收入在國家財政總歲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現役為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勞動人民人身地位的變化，納錢代役的情況逐漸發展和普遍。由於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課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錢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較富裕的農民也掛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偽濫”的情況。到開元初年，終於正式出現了納錢代役的課稅，稱作“資課”，並且成為一項與正稅並列的稅收。天寶時期，農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現役亦不複存在，幾乎全部為“輸庸代役”所取代。自開元以後，詔令中經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說明征調番戶、雜戶的情況日見減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漸增加。大致統治者就是以資課酬雇值的。番役製度的改變和國家稅收中錢幣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貨幣關係有了顯著的發展，國家對勞動者的人身控製進一步趨向緩和了。
關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區，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軍隊，而這一帶土地兼並又特別嚴重，唐王朝在這裏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調的破壞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尤其是糧食供應緊張更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為了緩和這種狀況，唐朝在開元年間先後改革漕運，實行“變造”“和糴”及“迥造納布”等一係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龍以後開始興變造法，即取江南義倉米北運關中。開元四年(716)一度禁斷變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納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議，在運河沿線普遍設倉，分段節級轉運江淮的大量義倉、正倉米達於關中。改革漕運後三年中，共運變造米六七百萬斛，暫時緩和了關中的糧食緊張狀況。但大量漕運引起了江淮變造之勞，沿途亦增加了轉輸之弊，運費數倍於米價，而關中地主的私廩中卻大量積穀。為了克服舍近求遠的弊病，唐玄宗又於開元二十五年在長安附近大興和糴。從此，不但減少了南糧北調，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頻頻去東都就糧。由於均田製和租庸調製的破壞，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貢品也發生了困難，所以唐初已經存在的和市到開元年間進一步發展了，中央政府大規模和糴、和市，需要掌握足夠的支付手段。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諸州的租並“迥造納布”，即以絹代租北運長安。類似的辦法也實行於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運之處，稱作“折租造絹”。
隨著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階級日益富裕，貞觀、永徽時期統治集團的儉樸自持之風逐漸為聲色狗馬的奢靡風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勵精圖治，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到天寶年間，在一派歌舞升平聲中，逐步轉化成了一個貪圖逸樂的皇帝，揮霍浪費，用不知節。皇族、貴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濁亂。開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劍”的李林甫拜相後，居相位長達十九年之久，他善於諂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絕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為人陰險狠毒，排擯賢良，在他執政時期，以諂佞進身的人與日俱增。繼起的權臣楊國忠，是楊貴妃之堂兄，也是一個恣弄威權的奸佞，身兼四十餘使，玄宗對他盲目信任，莫見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於得勢的重要條件之一。從玄宗朝開始出現了宦官幹政的局麵，宦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長安一帶的甲第、名園、上田大量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寵，四方進奏的文表，往往須先呈給他，然後才得以進禦小事則由他自行斷決，權勢炙手可熱。總之，到唐玄宗統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麵的背後已經顯露出嚴重的危機。
後期的政治
安史之亂府兵製的崩潰意味著中央集權軍事紐帶的鬆弛。長征健兒的出現雖能加強邊防，但同時使節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穩固的統屬關係，容易形成割據勢力。節度使不僅兼任采訪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職，他們終於成為既掌握軍事權又掌握行政權和財政權的自雄於一方的力量。當時全國共有軍隊五十七萬餘，而鎮兵竟達四十九萬，中央與軍鎮的力量對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麵。中央上層統治集團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製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現了不平衡的局勢，這就很容易使擁兵自重的將帥萌動問鼎犯上的野心，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和史思明就是兩個這樣的人物。
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東北一帶的雜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為相，外出為將。李林甫為杜絕“出將入相”的情況，以鞏固自己獨專朝柄的地位，建議玄宗任命寒人蕃將鎮守邊境，安祿山遂得一身兼任平盧(今遼寧朝陽)、範陽(今北京)、河東(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鎮節度使，還兼任河北道采訪處置使，專事對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平盧兵馬使。安祿山經過累年的策劃和準備，終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在範陽發動叛亂。
唐朝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安祿山很快就攻下洛陽，自行稱帝，國號燕，並分兵西攻關中。唐玄宗於潼關失守後倉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肅宗。他一麵以朔方軍將領郭子儀和李光弼分任朔方節度使和河東節度使，統兵進討一麵命敦煌王李承束借回紇兵，以增強軍事力量。在戰爭期間，安史集團內部一再發生內訌，先是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後來安慶緒又為史思明所殺，最後思明亦為其子朝義所殺。內部鬥爭大大削弱了安史軍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發動戰爭不得民心，到處遭到群眾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唐軍逐步轉敗為勝。寶應元年(762)肅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軍與回紇軍展開反攻，最後在次年正月戰敗叛軍，史朝義自縊。曆時七年多的安史之亂至此結束。
安史之亂是唐朝中央政權與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一場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這次事件對社會、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唐王朝由統一集權走向分裂割據的轉折點，是階級矛盾由緩和走向激化的轉折點，是唐王朝對周邊各族由主動進攻走向被動挨打的轉折點。以此為標誌，唐朝的曆史分為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
藩鎮割據和中央對藩鎮的戰爭安史之亂雖然平定，藩鎮割據的形勢卻從此形成。唐代宗在戰爭結束之初就繼續任命安史降將張忠誌為成德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安史之亂過程中及平定戰亂後，唐朝軍將亦幾乎都授以節度使之名，內地也先後建立軍區，藩鎮製度因此進一步推廣，遍於各地。在節度使中，雖然有服從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據性，其中最嚴重的是成德、盧龍、魏博三鎮，統稱“河朔三鎮”。淄青鎮與上述三鎮情況完全相同。這些節度使父死子繼，自署將吏，繕邑治兵，目無朝廷，他們“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並”，釀成了戰火連年、國無寧日的局麵。有的藩鎮幹脆不供王賦，有的則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賦稅亦很有限。
唐朝後期，中央同藩鎮間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戰爭。第一次，唐德宗力圖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亂第二次唐憲宗大舉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鎮，第三次，唐武宗平澤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子李惟嶽向朝廷請求襲其父位，魏博節度使田悅亦代為之請。唐德宗堅決拒絕這種無理要求，李、田遂連結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納亦請襲父位，德宗不允，李納遂反。戰事日益擴大，卷進來的藩鎮越來越多，其中有四人稱王，兩人稱帝，即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朱泚稱秦帝，李希烈稱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陝西乾縣)，後又奔梁州(今陝西漢中)。這次戰爭持續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雖先後敗死，唐朝卻與其餘藩鎮妥協，條件是藩帥取消王號，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德宗對藩鎮的態度由堅決討伐轉變為姑息妥協。從此，有些節度使父死子繼、兄終弟立成為慣例，割據局麵進一步深刻化了。
唐憲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對強藩巨鎮進行鬥爭，企圖恢複中央集權。從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後討平西川節度使劉辟、夏綏節度留後楊惠琳、鎮海節度使李錡迫使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歸命，在成德鎮自立的王承宗也輸貢賦、請官吏。憲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隨即發動叛亂。憲宗發宣武等十六道兵討伐，經過長期的戰爭，最後李恕於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吳元濟，平定了淮西。在這次勝利的影響下，很多藩鎮相繼歸命，後又平定了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憲宗雖然能夠平定部分藩鎮的叛亂，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產生割據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並不鞏固。元和十五年憲宗去世後，短短的兩年中，盧龍、成德、魏博、淄青、澤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鎮又紛紛發生變亂或不稟朝命。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與朝廷素相猜恨。會昌三年(843)從諫卒，侄劉稹請為留後，武宗采納宰相李德裕建議，發兵進討。戰事進行了一年多，劉稹為部將郭誼所殺，朝廷平定了澤潞。武宗以後，中央再也無力與藩鎮進行較量，藩鎮內部驕兵逐帥日見頻繁，抵消了不少力量，雙方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未再發生重大的戰爭。
唐朝後期，藩鎮戰爭連年不斷，朝廷每次鎮壓藩鎮的戰爭都意味著一批新的割據勢力又在醞釀之中，藩帥割據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得到本鎮驕兵的支持。這種兵士全家老小隨身，兵餉衣糧隻供本人消費，家屬妻子多賴賞賚為生。節度使對他們厚賞豐賜，他們就擁護愛戴，成為其進行割據叛亂的工具節度使對他們刻薄衣糧，驕兵就起而逐帥殺將，因而形成了“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現象。
連綿不斷的、此起彼伏的藩鎮戰爭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一次大的戰亂之後，黃河流域往往出現人煙斷絕、千裏蕭條的慘狀。唐代後期朝廷與藩鎮各自擴大自己的兵力。唐憲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製的地區平均以兩戶資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節度使在本鎮勾結豪強地主對人民進行橫暴的統治，戰爭和重斂使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宦官專權唐朝後期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宦官猖獗，專擅朝柄。從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開始，宦官逐漸參政。但宦官的進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權，還是安史之亂以後的事。代宗即位於非常時期。宦官李輔國有擁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禦前符印軍號都委交他處理。後來，輔國甚至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時程元振、魚朝恩先後專製禁軍，權勢很大。四王二帝之亂的過程中，德宗由長安外逃，禁軍都召集不起來，僅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及親王左右從駕逃難。因此，德宗還京師後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領。貞元十二年(796)，竇、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護軍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軍成為定製。當時的北衙六軍已經名存實亡，神策軍是中央惟一的一支有較強戰鬥力的軍隊，所以宦官掌握這支軍隊後實際上掌握了京師的全部軍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時，始用宦官於內廷知樞密，參與機要。憲宗時正式設樞密使，由宦官擔任，中書、門下的權力亦受侵奪。皇帝深感握重兵的軍將及藩帥難於控製，往往以宦官為監軍使，分赴各地進行監督。凡此種種，皆使宦官集團在全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幹預國家的軍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權在握，發展到最厲害的時候，立君、弑君、廢君如同兒戲。唐代自憲宗起，有八個皇帝是由宦官擁立的。憲宗與敬宗皆死於宦官之手。宦官進退朝臣、任命節帥就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宦官得勢不僅濁亂朝政，而且對社會生活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長安一帶的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階級矛盾。宦官專權是皇帝腐化的產物，但它又反轉來進一步加重這種腐化。唐文宗時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對其同夥說，天子如果“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事”，“吾屬”就不免恩薄權輕了。最好是以聲色狗馬蠱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這樣就可以“萬機在我”，穩享“恩澤權力”了。宮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專門為皇帝飼養雕、鶻、鷂、鷹、狗等，以供皇帝玩樂的。為捕獲這些珍禽異獸，“五坊小兒”四出騷擾百姓，甚至借機敲榨。宦官至長安兩市替宮中購買用物稱作“宮市”，實際是購買其名，豪奪其實，往往隻用值百錢的代價就強買人家值數千錢的東西，而且還要另索“腳價(錢)”。這些惡棍被稱作“白望”。這些情況雖僅見於順宗時的記載，但實際上普遍存在於唐代後期。
反宦官的鬥爭宦官集團的猖獗和專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滿。所以唐中葉以後，不僅宦官和朝臣間的南衙北司之爭經常發生，有的皇帝還和朝臣一起企圖翦除這一惡勢力，因而唐代後期爆發過幾次反宦官的大鬥爭。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團的革新。唐順宗李誦為太子時，早已有意改變宦官專擅的政局，並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詔王叔文、王任兩人。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順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任及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著手進行革新，鬥爭矛盾首先直指宦官集團。朝廷宣布罷官市和五坊小兒，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錢，尤其是任朝臣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企圖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權。此外，順宗和革新派還罷免貪官京兆尹李實，蠲免苛雜，停止財政上的“進奉”。這些改革都具有進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及與之相勾結的藩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和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人的強烈反對。最後，俱文珍發動政變。幽禁順宗，擁立太子李純，大肆打擊和貶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貶後賜死，王伍外貶後不久也病死，其餘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陳諫、韓曄、淩準、程異及韋執誼八人均被貶為外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改革曆時一百餘日，以失敗而結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鬥爭是甘露之變。唐文宗即位後，深以宦官專權為患感到謀殺憲宗、敬宗的宦官猶有在左右者，決心加以翦除。當時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專橫，招權納賄，皇帝對他無可奈何。文宗曾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不料事泄失敗。此後，宦官更加驕橫，文宗感到忍無可忍，於是提拔李訓、鄭注為翰林侍講學士，常與兩人密謀清除宦官勢力。大和九年(835)李訓以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企圖內外配合，發動事變。不久，李訓拜相。這年初冬，文宗誅殺王守澄，消滅了弑憲宗的最後一個逆黨。在李訓的策劃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會，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偽奏左金吾仗院內的石榴樹夜有甘露，百官稱賀，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魚誌弘(一作魚弘誌)等前往驗看。李訓預先已伏兵該處，謀乘機誅殺宦官，不料為仇、魚等發覺，宦官因強擁皇帝退往後宮，並與朝官展開搏鬥。大臣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等均全家被殺，其餘死者不可勝計。鬥爭結果，朝官慘敗，宦官全勝。這次事件在曆史上稱作“甘露之變”。
牛李黨爭唐朝後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牛李黨爭。牛黨的首領是牛僧孺和李宗閔，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牛李黨爭從憲宗朝開始，至宣宗朝結束，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
元和三年(808)製科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舉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閔等指陳時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楊於陵和員外郎韋貫之署為上第。宰相李吉甫厭惡牛僧孺等人，因此貶楊、韋兩人，牛僧孺等隻得長期充當藩鎮的幕僚，不能即時升遷。這次事件揭開了牛李兩個朋黨鬥爭的序幕。李黨的首領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員有李紳、鄭覃、陳夷行與李讓夷等人。牛黨除牛僧孺、李宗閔外，主要成員還有令狐綯、李玨和楊虞卿等人。
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勢力，恢複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牛黨利用科舉中投卷、關節之風、相互援引，竭力擁護進士科取士李黨對科舉製有所不滿，企圖改革選舉製度。李黨主張精簡國家機構，裁汰冗官，牛黨持相反態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廢佛之舉，宣宗即位後牛黨執政，恢複了會昌廢佛時被廢毀的寺院。
李德裕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吐善的維州(今四川理縣東北)副使悉怛謀曾於大和五年(831)率眾來降，德裕遂收複了該城。當時，牛僧孺居相位，因疾李黨之功，表示反對，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棄維州，悉怛謀等送還吐蕃後全部被殺。
牛李兩黨交替執政，執政時各自貶謫對方。會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為宣宗。李黨從此失勢，德裕被貶死於崖州(今廣東瓊山東南)。以後，朝廷上形成了牛黨當權的形勢，黨爭至此結束。
唐末農民起義和唐朝的滅亡
階級矛盾的激化唐朝後期正值土地製度發生劇變的階段，土地兼並空前嚴重，大土地所有製惡性發展，貧富不均成為階級矛盾趨向極度尖銳化的總根源。
強藩巨鎮遍布各地，藩鎮戰爭連年不絕，不但在戰火中生靈塗炭，廬舍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於大量養兵而增加了人民的負擔。節度使對本轄區的人民則施以“繁刑暴賦”，肆意壓榨。
土地和財富的集中使地主階級趨向奢靡腐化，從皇帝到各級官吏的荒淫縱侈更屬驚人。唐懿宗不但親迎佛骨，大造浮圖、寶帳和幡蓋，而且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鋪張。宰相路岩的親吏邊鹹，其家財據說可供全國兩年的軍費開支。
唐王朝為增加財政收入，壟斷食鹽貿易，嚴禁私人販運，違者治罪，對武裝反抗的私鹽販處以死刑。但由於鹽價過高，私運有利，實際上武裝販鹽的商人大有人在，他們具有同官軍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唐朝後期鹽價逐漸提高達幾十倍，廣大群眾困於高估，有的隻好“淡食”。
農民在土地兼並、賦稅繁重的情況下無以為生，紛紛背井離鄉，轉化成逃戶。統治者把逃戶的課役分攤給鄰伍負擔，這種辦法叫做“攤逃”。進行“攤逃”的結果大大加重了未逃戶的負擔，迫使他們也先後成為逃戶。這種情況雖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經存在，但到中葉以後日益嚴重。逃戶的增加為農民的武裝鬥爭準備了群眾基礎，所以，唐朝末年出現了“所在群盜，半是逃戶”的狀況。
唐文宗時應賢良方正科的劉篛，在對策中指出了“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的嚴重局麵。唐僖宗時翰林學士劉允章在《直諫書》中進一步羅列了農民的“八苦”，描繪了他們“凍無衣，饑無食”的悲慘遭遇，說明廣大勞動人民再也無法照舊生活下去了。
裘甫起義和龐勳起義東南一帶素來階級矛盾就比較尖銳，早在安史之亂行將結束之際，就爆發過浙東袁晁起義和宣歙方清、陳莊起義。唐朝後期，中央的財政主要依靠搜刮東南各道，當地農民遭受的苦難特別深重。於是，在唐宜宗大中十三年(859)終於爆發了裘甫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
裘甫發動起義後連續攻克象山、剡縣(今浙江嵊縣)等地，農民紛紛參加起義，義軍很快就擴充到三萬人。裘甫遂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建元“羅平”，鑄印曰“天平”。義軍向各地積極進軍，先後克唐興(今浙江天台)、焚上虞、入餘姚，然後東下慈溪，南克奉化，攻占寧海，並重新分兵圍攻象山。
唐朝的浙東觀察使鄭祗德連吃敗仗，朝廷知道他本性“懦怯”，乃改派王式前往鎮壓起義。消息傳來，義軍內部就如何應敵的問題發生了爭議，裘甫猶豫不決，未能製定任何作戰方略，因而錯過了時機。王式率唐軍趕到後，義軍立即陷於被動，連遭創敗。唐懿宗鹹通元年(860)夏，裘甫被圍困於剡縣城內，與唐軍展開了最後的決戰。義軍主動出擊，三日內凡八十三戰，婦女亦組成女軍登城參戰。裘甫知寡不敵眾，不宜久守孤城，遂乘夜出城突圍，不幸中伏犧牲，起義失敗。
唐朝與南詔雖有經濟、文化交流，但有時亦難免發生戰爭。為了加強南方邊備，統治者曾調徐州士卒三千人戍守嶺南，分其中八百人駐守桂州(今廣西桂林)。至鹹通九年，戍卒因不滿超期戍邊，遂擁立糧料判官龐勳為都將，擅自卷旗北歸。他們回到徐州城下，因懼怕自投羅網，欲脅迫朝廷任命龐勳為節度使。唐朝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於是先發製人，主動派兵出戰，正式開啟戰端。
龐勳避開敵人主力，南向攻克宿州不久又攻占彭城(徐州治所)，俘虜了崔彥曾。在作戰過程中，農民紛紛加入這支軍隊，使之很快就壯大到萬人以上，兵變於是發展成為起義。此後義軍攻泗州(今江蘇泗洪東南)、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克滁州、和州，向北攻沂州(今山東臨沂)、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海州鎮)，取得了一係列勝利。這時，龐勳“自謂無敵於天下”，滋長著驕傲情緒，而且始終念念不忘向朝廷邀求節鉞，對統治者存有幻想，往往坐失良機。這些因素使義軍逐漸由主動變為被動，連吃敗仗。在形勢日趨不利的時侯，又發生了宿州守將張玄稔叛變降敵的事件。不久，唐大將康承訓占領了徐州，並分兵西追龐勳。鹹通十年九月，龐勳在撤往蘄州途中被唐軍追上，戰犧牲，起義被撲滅。
黃巢、王仙芝領導的農民戰爭鹹通十四年(873)懿宗去世，太子李即位，是為僖宗，改名儇。僖宗終日獵遊嬉，朝政日非。黃河中遊天災嚴重廣大農民賣妻鬻子，無以為生。農民抗遍於各地，大起義爆發的條件終於成熟。
王仙芝和黃巢是唐末農民戰爭的動者和領導者。兩人原來都販私鹽，貫與官軍為敵，具有武裝鬥爭的經驗。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濮州(今山東鄄城北)人王仙芝與尚讓、尚君長等首先在長垣發動起義，發布檄文指責唐政權“吏貪遝，賦重，“賞罰不平”。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義軍先後攻克濮州、曹州。冤句(今山東曹縣西北)人黃巢亦於同年以數千人起義，響應王仙芝。兩支義軍會合在一起壯大了聲勢，困於重斂的農民爭先恐後歸附者凡數萬人。
三年，義軍攻克汝州(今河南臨汝)，俘刺史王鐐，東都大震。以後進軍鄭州，因感敵人軍力強大，乃改用避實就虛的戰略，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南方進軍，主要在長江中遊以北及淮河上遊以南戰鬥，攻克不少州縣。由於在圍攻蘄州的戰役中，王仙芝曾發生動搖，有降唐意，黃巢遂與他分兵作戰。大致此後仙芝仍轉戰於南方，黃巢則北上打回沂州等地。四年，王仙芝第二次發生動搖，雖降敵之舉未成功，但士氣大為削弱。五年，王仙芝在黃梅戰死，尚讓率餘眾北上與黃巢會合，眾推黃巢為“衝天大將軍”，建元“王霸”。從此，黃巢就成為起義軍的最高領導人。同年，義軍進攻受阻，遂再次揮軍南下，渡過長江後向東挺進，由浙趨閩，最後於乾符六年攻占了廣州。在嶺南經過兩個月的休整，黃巢於冬季開始率大軍北伐，目標是攻取兩京，推翻唐政權。黃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指斥唐廷“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並宣告“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所指皆當時極弊。義軍北伐後，在荊門(今屬湖北)為劉巨容所挫，乃轉而東進，在信州(今江西上饒)之役擊殺唐將領張磷，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不久，黃巢自采石(今安徽馬鞍山西南長江東岸)渡長江北上，接著，攻克了洛陽。義軍沿途不剽財貨，紀律嚴明，入洛陽城後“閭裏晏然”。不久，黃巢又乘勝西進，破潼關天險，攻占長安。唐僖宗狼狽逃往成都。黃巢入城的時候，尚讓對群眾宣布：“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
廣明元年十二月十三(881年1月16日)，黃巢在含元殿即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農民政權在長安正式建立後，立即鎮壓隱藏在城內的公卿、貴族和百官沒收富豪之家財產，號為“淘物”。唐官四品以下的酌情留用，三品以上者全部罷免。
當時，關中尚有殘留的數萬禁兵，觀翔節度使鄭畋把這些殘軍組織起來，並傳檄諸道，號召藩鎮出兵鎮壓起義。於是雙方在關中展開了反複的拉鋸戰，戰爭呈相持狀態。後來，發生了對大齊不利的幾件事：長安城中糧食嚴重不足；大齊的同州(今陝西大荔)守將朱溫叛變，投降了敵將王重榮；唐朝乞援於沙陀族李克用，李親率一萬七千人自雁門(今山西代縣)南下支援唐軍。隨著力量對比朝不利於大齊的方向發展，義軍在中和三年(883)春大敗於梁田陂(今陝西華縣西南)。黃巢知久留關中已不可能，遂於四月放棄長安東撤。
義軍撤出關中時猶有眾十五萬，途經蔡州(今河南汝南)時，迫使唐朝守將秦宗權戰敗投降。夏秋之交，黃巢圍攻陳州(今河南淮陽)。這次戰役持續達三百日之久，最後唐朝調朱溫、李克用增援，義軍連遭挫敗，黃巢終於在中和四年夏退軍北撤。圍陳之役耗盡了義軍的力量，黃巢犯了屯兵於堅城之下的錯誤。李克用與忠武軍監軍田從異在王滿渡(今河南中牟北)發動進攻，義軍損失萬餘人，尚讓降敵。黃巢渡汴河北去，最後與親故數十人退至狼虎穀(今山東萊蕪西南)，壯烈犧牲。曆時九年餘的農民戰爭至此結束。
唐末農民戰爭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犯了一係列錯誤，導致悲劇性的結局。但這次大起義有力地打擊了唐政權，並且首次提出了“平均”財富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地主經濟，在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唐朝的滅亡唐王朝在黃巢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分崩離析，名存實亡。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又新興起一批節度使，於是新舊割據勢力相互間展開了劇烈的兼並戰爭，其中黃河流域勢力最大的是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汴宋節度使朱全忠(朱溫降唐後被賜名全忠)和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三人。僖宗還京後，唐王朝能夠控製的不過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諸道數十州，其餘各地的藩帥皆自擅兵賦，相互兼並。
文德元年(888)唐僖宗去世，宦官楊複恭擁立李曄即位，是為昭宗。在他統治時期，藩鎮更加猖獗，無論是北司的宦官還是南衙的宰相，都必須依靠藩帥的支持才能維護自己的地位。朝官如崔昭緯、崔胤和柳璨等人，實際上都是節度使在中央政權的代表。其中尤其是崔胤，因交結朱全忠而擅權，氣淩人主。宦官如駱全、劉景宣、韓全誨、張彥弘等，均先後黨附於李茂貞。南衙、北司的鬥爭，崔胤與韓全誨的鬥爭，實質上是朱全忠與李茂貞的鬥爭在中央的反映。這種情況說明皇帝進一步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宦官和宰相盡管重藩帥而輕皇帝，但這兩個集團畢竟還是寄生在皇權上的政治勢力，皇權的淪落最終會動搖他們的生存基礎。李茂貞與朱全忠各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後來雙方發生戰爭，唐昭宗被宦官和李茂貞劫持至鳳翔。朱全忠在軍事上占優勢，遂兵圍鳳翔。李茂貞不能支，終於讓步講和。天複三年(903)朱全忠擁昭宗還京，利用自己的軍事實力，盡誅內侍省宦官數百人，出使在外的宦官亦下令就地誅殺，持續一百多年的宦官勢力至此被徹底翦除了。次年，朱全忠奉表逼唐昭宗遷都洛陽，強令朝廷百官隨駕東行，動身後派人盡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後來，朱全忠使人殺昭宗，另立李祝為太子。李梘不久即位，是為哀帝。天佑二年(905)朱全忠大肆貶逐朝官，接著又把崔樞等被貶的朝官三十餘人全部殺死於白馬驛，投屍於河，這次事件史稱“白馬驛之禍”。政治上的阻力已全部掃除，朱全忠遂於天佑四年逼唐哀帝禪位於己，改國號梁(史稱後梁)，是為梁太祖(不久，改名晃)，改元開平，都於開封。唐朝滅亡。
宋
10世紀60年代到13世紀70年代建立的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王朝。960年在開封建國，1127年政權南遷後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朝滅亡。習慣上稱1127年前的宋朝為北宋，1127年後的宋朝為南宋。
北宋建國和消滅諸割據勢力
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後周世宗柴榮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訓即位。次年正月，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率軍返回開封，奪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號為建隆，定都於開封。
宋朝建立時，北邊有勁敵遼朝和在遼朝控製下的北漢，南方有吳越、南唐、荊南、南漢、後蜀等割據政權。宋太祖趙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進叛亂後，依照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首先集中兵力進攻經濟富庶的南方諸國，準備在此後北向收複燕(今北京)雲(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荊南，占領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荊南主高繼衝投降，宋軍繼續向湖南進發，擊敗抵禦的守軍，擒湖南主周保權，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軍自劍門、夔峽兩路進攻後蜀，連敗後蜀軍的反抗，迫使後蜀主孟昶歸降。
開寶三年(970)至四年，宋發兵嶺南，負隅興王府(今廣東廣州)的南漢主劉張投降。
開寶七年至八年，宋發兵進攻南唐，戰艦沿江而下，殲滅南唐軍主力，包圍江寧府(今江蘇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趙炅即位後，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吳越錢仿和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相繼納土歸附，兩浙、福建亦納入宋的版圖。
宋太祖曾兩次發兵進攻北漢，未獲克捷。太平興國四年(979)初，宋太宗親率大軍北征，他采用了圍城打援的戰法，派潘美等率軍四麵合圍太原，並擊敗遼朝援兵，北漢主劉繼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亂以來的兩百多年的藩鎮割據局麵，基本結束。
北宋農民起義
川蜀農民起義宋初，川峽地區保留較為落後的生產關係。土地集中尤其嚴重，豪強地主役使著幾十、幾百乃至幾千家“旁戶”，世代相承，視同奴隸。旁戶除向豪戶納租外，還負擔官府的賦稅和夫役。宋朝消滅後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兩稅等“常賦”外，還在成都設置博買務，征調各州農民織作一些精美的絲織品，禁止商人販賣和農民出售，並“掊取”茶利，使川峽人民的生路幾致斷絕。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廣大旁戶在王小波領導下，在永康軍青城縣(今四川灌縣南)發動了武裝反抗鬥爭(見王小波、李順起義)。
王小波宣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立即獲得川蜀人民廣泛的響應。起義軍攻占青城，轉戰邛州(今四川邛崍)、蜀州(今四川崇慶)各縣，進而攻打眉州彭山縣。起義軍把貪汙害民的彭山縣令齊元振處死，並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發給農民。起義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王小波在作戰中犧牲，起義軍推舉李順為領袖。李順繼續貫徹均貧富的主張，凡起義軍所到之處，將“鄉裏富人大姓”家中的財物、糧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調發”，分給貧苦農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義軍攻克成都府，李順建國號“大蜀”，年號“應運”，占領了劍關以南、巫峽以西的廣大地區。宋太宗極為震驚，立即派遣兩路大軍，分別向劍門(今四川劍閣北)和峽路進軍。李順原想在宋大軍入蜀前，先派兵占領劍門棧道，但未獲成功。宋軍占據棧道，得以長驅直入，李順也在戰鬥中壯烈犧牲。起義軍餘部在張餘、王鸕鶿等人領導下，在川南、川東一帶堅持鬥爭，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後失敗。起義失敗後，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買務，川峽地區的封建生產關係得到了一些調整。
北宋中期的農民和士兵起義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領導下舉行起義，占領益州，建立大蜀國。王均起義失敗後數年，以陳進為首的宜州(今廣西宜山)士兵發動起義，擁立盧成均為南平王，前後堅持鬥爭三四個月。
宋仁宗、英宗時，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士兵鬥爭在各地陸續爆發。其中聲勢較盛的有王倫領導的起義，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起義，王則領導的起義。慶曆三年(1043)五月，京東路沂州(今山東臨沂)“捉賊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倫領導下起義，殺死巡檢使朱進，起義士兵數量隨時擴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極為震驚。七月，宋軍圍攻，起義軍戰敗，王倫在采石磯被俘犧牲。同年，陝西大旱，商州(今陝西商州)農民一千多人，在張海、郭邈山、黨君子、李鐵槍等人領導下起義，活躍於“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裏”，官員紛紛逃竄。駐守光化軍(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軍五百多人在邵興率領下嘩變，與起義軍互相配合。邵興進軍至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大敗宋軍。宋朝以重兵殘酷鎮壓起義軍，年底，張海、邵興等相繼在作戰中犧牲，起義失敗。慶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軍小校王則也發動兵變，並且利用彌勒教，與京東路德州(今山東陵縣)、齊州(今山東濟南)士兵和農民秘密聯絡。王則占領貝州後，建國號安陽，稱東平郡王，改年號為德聖(一作得聖)，設置官吏。宋朝調集數路兵力，並派遣參知政事文彥博主持鎮壓。經過六十多天的苦戰，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廣大農民和地主階級及北宋統治集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農民、士兵的反抗鬥爭“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夥)強如一火”。士兵鬥爭與農民起義互相結合，是這一時期階級鬥爭的顯著特點。
宋徽宗、蔡京集團的腐朽統治
蔡京專政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死，無子。宋神宗皇後向氏提議立宋神宗第十一子趙佶。章惇以為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蔡卞等人嗬叱章惇，支持向太後。向太後決策，由趙佶即位(宋徽宗)，自己“權同處分軍國事”。向太後早就反對新法，當權後，起用韓琦之子、守舊派韓忠彥為左相，曾布也乘機排除異己，進為右相。變法派大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先後貶斥出朝。
元符三年七月，宋徽宗親政後，聽從曾布紹述之說，決定恢複新法，改年號為崇寧，表示崇法熙寧。崇寧元年(1102)五月，韓忠彥罷相。蔡京勾結宦官，重返朝廷，很快取代曾布任右相。從此，蔡京與童貫、王黼、梁師成、楊戩、朱勔、李彥、高俅等人在宋徽宗統治的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掌握全部軍政大權，成為北宋王朝極度腐朽、黑暗的時期。
蔡京首先定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蘇軾、蘇轍、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為元祐奸黨，又將元符末向太後執政時，主張維持新法和恢複舊法的臣僚，分為正、邪兩類。此後，重定元祐和元符末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文德殿門，頒行全國，稱“元祐黨籍碑”。奸黨名籍中，還包括章惇、張商英、李清臣、陸佃等十名與蔡京意見不合的變法派。章惇因反對立宋徽宗，被指責為“為臣不忠”。被列入黨籍的官員，重者被編管、責降到遠地，輕者則賦閑或謫降，非經特許，不得內徙。其子弟同樣受到種種限製。
宋徽宗重用蔡京一夥，依仿製置三司條例司設置講議司，商定關於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等政事。他們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斂之實，如免役法的恢複，鞏州(今甘肅隴西)的役錢由元豐時每年的四百貫增加到二萬九千餘貫。方田的官員往往在原有稅額外，增加稅數，稱為“蹙剩”，一縣多達幾萬貫。在丈量過程中，賄賂公行，弊端百出。豪右形勢之家多減免賦役，把負擔都轉嫁到下戶頭上。
蔡京借口“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極力搜括財富。崇寧元年，恢複榷茶法，在產茶州軍設官場專賣，禁止商人、園戶私相貿易。崇寧四年，罷官場，允許商販向園戶買茶販賣，由官府“抽盤”後，批給茶引。政和元年(1111)後，朝廷一年的茶稅收入達四百餘萬貫。每年以一百萬貫供皇帝“私奉”。蔡京還大改鈔鹽法，廢除東南六路官運官賣製，由商人任便向榷貨務出錢買鹽鈔，憑鹽鈔去產地領鹽，再到指定的州縣販賣。鈔法屢次更易，商人出錢買鈔，尚未領鹽，鈔法已變，又須貼錢領新鈔，如無錢更換新鈔，則“已輸錢悉幹沒，數十萬卷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儕流丐”，甚至被迫自盡。朝廷還以賣鹽多寡為州縣官的考核標準，州縣往往強迫百姓按戶等買鹽，有的上戶一家全年買到上千貫，第三等末戶買到三五十貫。宜和元年(1119)前後，榷貨務歲人淮南和兩浙鹽利，分別為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萬貫和七百至八百萬貫，成為朝廷財政的一筆重要收入。宋徽宗見到鹽鈔、茶引成櫃搬入朝廷，得意地說：“此太師(即蔡京)送到朕添支也。”
宋徽宗還用宦官直接掠奪民間田地。政和六年(1116)，由宦官楊戩在京西路設公田所。楊戩死後，宦官李彥又設置西城括田所。李彥等人在京西、京東、京畿、河北等路，以把官地、荒地、逃田、退灘等收歸官府為名，將大量民田指作“天荒”，掠為“公田”，課取“公田錢”，強占的田地共達三萬四千多頃。大批百姓被奪去常產，“愁怨溢路”。
宋徽宗、蔡京將各地倉貯錢穀搜羅一空。各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數額，宋神宗時已增加一倍，宋徽宗時重定上供額，又增加到十幾倍。蔡京的親信胡師文為江、淮、荊、浙等路轉運使，將每年糴買東南糧米的大部分本錢，移作上供，供徽宗揮霍，胡師文因而升戶部侍郎。各路官員競相仿效，倉貯錢物全被搜空。各地官府還千方百計敲詐百姓。西蜀原來稅錢三百文折絹一匹，因輾轉紐折，竟增至二十三貫。對一向不施行支移的地區，加征地裏腳錢，一鬥稅糧的地裏腳錢竟與元豐時正稅相當。此外，還巧立名目，僅絹帛一項，有和買、預買、泛買、常平司和買、應副燕山和買等，米穀一項，有和糴、均糴、補發上供和糴等。名為預買，實不給錢，名為和糴，隻給低價。贓吏猾胥，從中侵漁。大批百姓饑寒轉徙，苦不堪言。
宋徽宗再次對西夏和吐蕃用兵。崇寧二年至三年，王厚統兵先後占領吐蕃湟、鄯、廓(今青海尖紮北)等州，瓦解了當地吐蕃政權。蔡京還強令王厚招誘西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雙方用兵三年，勝負相當。政和四年，西夏軍攻環慶路，宋以宦官童貫為陝西經略使，戰事再起。童貫襲用以往進築城寨的戰略開邊，但開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於不毛之地，難以防守。宋軍與西夏軍屢次舉行大規模戰鬥，互有勝負。宣和元年，童貫令大將劉法率重兵襲取西夏朔方之地，兩軍會戰於統安城，宋軍大敗，劉法被殺。西夏亦為戰爭所困，雙方遂於當年講和休兵。
宋徽宗、蔡京一夥大肆搜括民財，窮奢極侈，恣意揮霍。宋神宗元豐間左藏庫月支約三十六萬貫，這時增加到一百二十萬貫。宋徽宗初年，杭州設造作局，由童貫主管，每天役使幾千名工匠，為皇室製造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民間征斂。稍後，又在蘇州設應奉局。宋徽宗酷愛奇花異石，蔡京最初命朱勔密取江浙花石進奉，後來所運花石規模不斷擴大，動輒用船數十艘，每十艘編為一“綱”，號花石綱，朱勔仗勢掠奪民間花木、奇石，運到汴京。一塊石頭的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貫。各路監司、郡守仿效朱匡等人，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貢獻”，花石所過，沿途甚至毀橋梁，鑿城郭，州縣官府積存的錢穀，為之一空。大批農民長期被征發當民夫，搬運貢物，不能種田，直到力竭餓死，或者自縊於大車的轅軛下。大批花石樹木運到京城，用來建造延福宮、景龍江和艮嶽。艮嶽用人工築成，周圍十多裏，主峰高九十尺，使用山石以萬計，都由各地限期運來。山上建造館舍台閣，窮極華侈。徽宗整日在宮中縱情取樂，宮女多至以萬計。
蔡京第宅宏敞，園內林木參天，與其子蔡攸等第宅相鄰，“極天下土木之工”，金碧相照。蔡京家蓄養姬妾成群。蔡京生日，各地都要奉獻大宗禮物，稱“生辰綱”。宦官童貫掌握軍權，每得軍需，悉充私藏，家中金幣寶玉堆積如山。朱勔在蘇州占有甲第、名園，田產跨連郡邑，每年收租十多萬石。童貫、王黼等人公然鬻賣官爵，賄賂公行，門庭若市。京師人說：“三百貫，直通判，五百索(即一貫)，直秘閣。”王黼侍妾甚眾，其中有官封者達十八人。其子十四歲便任待製，被稱為“猢猻待製”。
北宋末年的農民起義
北宋王朝極其腐朽、黑暗的統治，使社會生產受到嚴重破壞。日益眾多的農民破家蕩產，“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已成為曆史的必然。
方臘起義兩浙路是北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封建國家的財賦，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這裏。宋徽宗時，應奉局、花石綱之類，又對該地區的廣大農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會秩序動蕩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縣(今浙江淳安西北)農民在方臘領導下發動起義。
方臘(方十三)是青溪萬年鄉幫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傭工(一說方臘是漆園主)。十月九日，方臘假托“得天符牒”，率領農民，殺方有常一家，首揭義旗。遠近農民聞風響應，很快發展到上萬人。起義軍尊稱方臘為“聖公”，改元永樂，置將帥為六等。在起義的頭三個月內，陸續攻占睦(今浙江建德東)、歙(今安徽歙縣)、杭、婺(今浙江金華)、衙(今浙江衢縣)、處(今浙江麗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縣。各地響應起義的，有蘇州石生，湖州歸安(今浙江吳興)陸行兒，婺州蘭溪靈山峒(今浙江蘭溪西南)朱言、吳邦，水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東)陳十匹等。台州仙居呂師囊、越州剡縣(今汾江嵊縣)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領導當地摩尼教秘密組織起兵響應。
宋徽宗於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貫率領京畿禁軍和陝西蕃、漢兵十五萬人南下。宋軍攻杭州，起義軍戰敗，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繼落入宋軍之手。方臘帶領餘部退守幫源峒。四月末，宋軍重重包圍幫源，發動總攻。起義軍奮戰，七萬多人壯烈犧牲，方臘力竭被俘。八月，方臘英勇就義。起義軍餘部分散在浙東堅持戰鬥，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後失敗。
宋江起義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東遭水災，貧苦農民流離失所，無以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領導京東路的農民舉行起義。起義軍活躍在河北、京東、淮南一帶。大約在方臘起義失敗的前後，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領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義就此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