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迪、高托山等起義方臘、宋江等起義失敗後，宋徽宗、蔡京一夥以極大的代價從金朝手中贖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駐軍和官吏的給養，都攤派在河北、山東、河東百姓頭上，還須運到燕京交納。為了運送一石糧食，沿途盤費十幾石到二十幾石，造成這地區百姓的極大災難。隨後，王黼又在全國征收免夫錢，數達六千二百萬貫。州縣官吏對百姓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加上連年災荒，餓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東等路農民遂相繼起義，少者幾百人、幾千人，多者發展到幾萬人、幾十萬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東)張迪“聚眾數十萬，陷州縣”，曾圍攻浚州(今河南浚縣)五日。劉光世率宋軍鎮壓，張迪犧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義，號稱三十萬人，轉戰於河北和京東路青(今山東益都)、徐(今屬江蘇)、密(今山東諸城)、沂(今山東臨沂)等州一帶，宣和七年被宋朝楊惟忠、辛興宗軍戰敗，高托山降宋。京東路青州張仙(張先、張萬仙)號“敢熾”，率領起義軍號稱十萬人。同年，在沂州鼓山與宋軍作戰，失敗，張仙接受宋朝“招安”。濟南府孫列率領當地農民號稱十萬人，占領鏵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子軍戰敗。沂州臨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東北)的楊天王、鄆州(今山東東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進、水鼓山的劉大郎等率領的農民軍也都號稱萬人以上。這些起義隊伍所到之處，殺地主、官僚，攻打州縣，或則保聚山穀之間，以崇山峻嶺為據點，樹起起義的旗幟，“巡、尉不敢抗，縣、鎮不敢守”。
女真兵馬的南侵和北宋的滅亡
政和五年(1115)，遼朝統治下的女真族貴族首領完顏(阿骨打)，在混同江(今鬆花江及同江以東黑龍江)邊建立起奴隸占有製的國家，國號金。隨後向遼朝進攻，屢敗遼兵。宋徽宗等以為遼朝有必亡之勢，決定聯金滅遼，乘機恢複燕雲。宜和二年(1120)，宋、金訂立“海上盟約”：雙方夾擊遼朝，金軍攻取遼的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境)，宋軍攻取遼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滅遼後，燕雲之地歸宋，宋將原來送與遼的歲幣轉送給金朝。宣和四年，金軍攻占遼中京、西京，由童貫、蔡攸統領的宋軍，接連兩次攻打遼南京，都被遼軍打敗。童貫要求金軍攻遼南京。十二月，金軍由居庸關進軍，一舉攻下遼南京。金朝提出燕京(遼南京)歸宋，宋將燕京租稅一百萬貫給予金朝。宋徽宗、王黼全部應允照辦。金軍將燕京城內財物和男女擄掠一空而去，宋朝接收的隻是一座殘破不堪的空城，改燕京為燕山府。
宋代武士複原圖在攻打燕京和宋、金交涉燕京歸屬的過程中，宋朝軍事政治的腐朽情況在女真貴族麵前已暴露無遺。金軍於宣和七年二月俘獲了遼天祚帝，乘勝於十一月侵宋：西路由完顏宗翰率領，從雲中府(今山西大同)進取太原府東路由完顏宗望(斡離不)率領，由平州(今河北盧龍)進取燕山府。兩路約定在攻下太原、燕山府後，會師於宋朝東京開封府。西路軍在太原城遭到王稟領導下宋朝軍民的頑強抵抗，長期未能攻下。東路軍到達燕山府，宋守將郭藥師投降，金即以降將為向導，長驅南下，渡過黃河，直達東京城下。
宋徽宗自從聽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即急忙傳位給太子趙桓(宋欽宗)，企圖南逃避難。宋欽宗即位，改明年為靖康元年(1126)。這時朝野官民紛紛揭露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勵等“六賊”的罪惡，要求把他們處死。宋欽宗被迫陸續將蔡京等人貶官流放或處斬。
靖康元年正月，宋欽宗起用了主戰派李綱為親征行營使，部署京城的防禦。戰守之具粗備，金完顏宗望部即已抵達城下。宋欽宗派使者去金營求和，完顏宗望提出：宋須交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騾各一萬頭匹、駝一千頭、雜色緞一百萬匹、絹帛一百萬匹割讓太原、中山(今河北定縣)、河間三鎮(稱三鎮，即包括其所屬州縣)尊金帝為伯父以宋親王、宰相作人質，送金軍北渡黃河，才許議和。金軍攻城，李綱親自督戰，多次打退金軍。
駐守陝西等路的宋軍，聽說開封被圍，立即由種師道、姚平仲等率領前來“勤王”。各地鄉兵和百姓也自動組織起來，迅速向開封集中。種師道等各地援軍達二十多萬，金軍不到六萬人。李綱、種師道主張堅守京城，在敵軍糧盡力疲北撤時，中途邀擊，可以取勝。二月，姚平仲領兵半夜出城劫營失敗，宋欽宗和太宰李邦彥罷免李綱，向金軍謝罪。這些荒謬舉動，激怒了東京軍民，太學生陳東等在宣德門上書，要求複用李綱，罷免李邦彥等人，幾萬人來到皇宮前，痛罵李邦彥，砸碎登聞鼓，打死宦官幾十人。宋欽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綱為尚書右丞、京城四壁防禦使。李綱複職，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軍民無不奮躍。但宋欽宗卻繼續派使者去金營求和，竟然答應了金朝賠款和割讓三鎮的要求。
完顏宗望見宋朝備戰，勤王軍不斷來援，又因已得三鎮，便撤軍北歸。宋朝兩次出兵救援太原，均被金軍擊破，宋軍主力耗折殆盡。
宋朝的最高統治集團雖然把太原、中山、河間三鎮的土地和人民全部割歸金朝，三鎮的人民卻起而抗拒，“懷土顧戀，以死堅守”。北歸的金軍並不能憑靠宋朝最高統治集團的無恥諾言而占有三鎮。因此，究竟應否割讓三鎮的問題，在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中也成為重新爭論的議題。於是在靖康元年八月，金軍再次南侵。完顏宗翰和完顏宗望仍分東、西兩路進兵。這時，宋將王稟堅守太原已八個多月，因糧盡援絕，九月初被攻下。東路金軍也於十月初攻入河北路的重鎮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宋欽宗驚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議是否如約割讓三鎮事。這時，種師道已死，李綱貶官，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控製朝政，堅主割地，遣返各地的勤王軍，撤除京城的防禦工事。金軍渡過黃河，完顏宗翰向宋朝提出，要劃黃河為界，河東、河北地歸金。宋欽宗一一答應，並且親自下詔給兩路百姓，勸諭他們“歸於大金”。
十一月，金軍前鋒到達東京城外。閏十一月初，金軍攻城。城內兵力有限，士氣不振，宋廷於危急之際竟派郭京帶領“六甲神兵”出戰，大敗逃散，東京城破。宋欽宗派宰相何栗去金營求和，完顏宗翰、完顏宗望要宋欽宗前往商議割地。宋欽宗親去金營求降，獻上降表。從靖康元年十二月起，金軍大肆搜括宋朝宮廷內外的府庫以及官、民戶的金銀錢帛。靖康二年四月，金軍俘虜徽、欽二帝和後妃、皇子、宗室貴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寶璽、輿服、法物、禮器、渾天儀等也被搜羅一空，滿載而去，北宋從此滅亡。
宋政權南遷與南宋初抗金鬥爭
金軍從開封撤退之前，冊立了原北宋宰相張邦昌為楚帝，企圖建立一個完全聽命於女真貴族的傀儡政權，統治黃河以南地區。金軍撤退後，宋廷舊臣不再擁戴張邦昌，張邦昌隻好避位。五月，康王趙構即位於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元年(1127)，是為宋高宗。
宋高宗趙構即位之初，起用當時深孚眾望的抗戰派李綱為相。這時河北、河東地區都有忠義民兵抗擊入侵的金軍。李綱要把這些力量加以組織、領導和使用，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便推薦宗澤任東京留守，張所任河北西路招撫使，王躞為河東經製使，傅亮任經製副使，並提出改革軍製，整頓軍紀，募兵買馬等一係列建策，部署收複河東和河北失地。但趙構、黃潛善、汪伯彥等人，卻隻想用割讓土地和繳納歲幣的辦法，以求金人不再進軍，決不敢作以武力進行抵抗的打算，因而對李綱的謀劃百般阻撓和破壞。李綱任相僅七十五天，即被罷免，張所等抗戰派也相繼被罷免。上書言事、力主抗金的太學生陳東和進士歐陽澈也被殺害。
南宋與金分界示意圖女真貴族的燒殺擄掠，在北方強製推行奴隸製等行徑，激起北方人民的武裝反抗。河東地區的人民用紅巾作標誌，組織武裝，到處襲擊金軍。澤州(今山西晉城)和潞州(今山西長治)一帶的忠義民軍，曾猛攻金軍大寨，金左副元帥完顏宗翰幾乎被俘。女真貴族痛恨紅巾軍，逐捕最急，每每妄殺平民以泄憤，而紅巾軍卻愈益壯大。河北慶源府(今河北趙縣)五馬山(在今河北讚皇)上，有官員趙邦傑和馬擴領導一支抗金隊伍，他們擁立自稱信王趙榛的人作號召，人數達十萬以上，各地的許多抗金武裝聞風響應。河北西路招撫司都統製王彥，率軍渡河，攻占了新鄉縣城，後被金軍打敗，王彥率部轉移到共城(今河南輝縣)西山。他的部屬都在麵部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表示與金軍鬥爭到底的決心，這支軍隊從此便以“八字軍”著稱。兩河忠義民兵紛紛接受王彥的領導，隊伍擴大到十萬以上，屢次打敗金軍。此外，如幽燕地區的劉立芸、楊浩和智和禪師、劉裏忙等人也分別組織抗金隊伍。張榮領導的梁山泊水軍，陝西邵興(後改名邵隆)和邵翼組織的義兵，也都各自為戰，奮勇抗金。
趙構和黃潛善、汪伯彥對北方人民的抗金鬥爭，實際上采取敵視態度。他們將“行在”遷往揚州，以求苟安享樂。隻有留守開封的宗澤，把那些歸附在他的旗幟下的各地農民起義軍加以組合，並和黃河以北的忠義民兵取得密切聯係，整頓防禦，以加強作戰實力，建炎元年冬和二年春，宗澤率軍擊退金軍的大舉進攻。但是，他收複失地的計劃一直得不到趙構的批準，幾次籲請趙構返回東京，也未被采納，積憤成疾，與世長辭。接任東京留守的杜充，一反宗澤所為。北方人民抗金武裝也遭受挫折，先後為金軍擊破。
建炎二年秋至三年春，金軍又發動攻勢，前鋒直指揚州，趙構倉皇逃往江南。抵達杭州不久，苗傅和劉正彥發動政變，逼迫趙構退位。呂頤浩和張浚聯絡韓世忠、劉光世和張俊起兵“勤王”，政變宣告失敗。東京留守杜充放棄開封，率軍退往江南的建康府(今江蘇南京)。當年冬，金將完顏宗弼率大軍渡江，占領建康府，杜充投降，趙構又自杭州出奔，漂泊於海上。金軍追至明州(今浙江寧波)，沿途遭受南宋軍民的不斷襲擊，遂於建炎四年春在大肆擄掠後北撤。韓世忠在黃天蕩一帶攔截金軍，相持四十天之後，金軍以火攻破韓世忠軍，才得回到建康。嶽飛率部克複了建康府，金軍退至長江以北。紹興元年(1131)，張榮的梁山泊水軍在泰州(今屬江蘇)縮頭湖擊敗金將完顏昌，俘獲完顏昌之婿蒲察鶻拔魯。金軍又被迫放棄淮東。
金朝在建炎四年九月冊立劉豫為“大齊皇帝”，建立傀儡政權，與南宋對峙，並集結重兵，攻打川陝。同月，宋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命都統製劉錫率五路軍馬，與金完顏宗輔(訛裏朵)、完顏宗弼、完顏婁室所部在富平(今屬陝西)舉行大規模會戰，宋軍潰敗，陝西五路大部喪失。都統吳階率軍扼守大散關附近的和尚原(今陝西寶雞附近)，屏蔽西川。紹興元年十月，完顏宗弼大軍猛攻和尚原，吳玠率軍頑強抵禦，重創金軍，完顏宗弼身中兩箭，金軍遭受自滅遼破宋以來的首次慘敗。三年正月，金軍攻下金州(今陝西安康)。吳玠領兵至饒風關(今陝西石泉西)抵敵，戰敗。四年二月至三月，吳吳玠軍又在仙人關(今甘肅徽縣南)，再次大破完顏宗弼的重兵。金軍退守鳳翔，暫時不敢窺伺四川。
紹興四年五月至七月，嶽飛出師反擊偽齊，連克郢州(今湖北鍾祥)、隨州(今湖北隨縣)和襄陽府(今湖北襄樊)，並於襄陽府附近擊敗偽齊悍將李成的反撲。嶽飛派遣部將王貴和張憲進兵鄧州(今河南鄧縣)，擊敗金、齊聯軍幾萬人，又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和信陽軍(今河南信陽)。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嶽飛按照預定計劃勝利地收複襄陽六郡，這是南宋建立政權以來第一次收複大片失地。
紹興四年九月，金、齊聯軍自泗州(今江蘇盱眙)和楚州(今江蘇淮安)兩地渡淮，大舉南侵。十月，金軍一支前鋒在揚州大儀鎮(今江蘇揚州西北)遭遇韓世忠軍伏擊。金與偽齊聯軍進攻廬州城(今安徽合肥)，嶽飛奉命領軍救援，在廬州城下又破敵軍。
經過抗金將士四五年的艱苦奮戰，南宋的統治才得以穩定下來。紹興六年，宰相兼都督張浚部署韓世忠進攻淮陽軍(今江蘇邳縣西)，不克。嶽飛率軍連破鎮汝軍、虢州(今河南盧氏)、商州(今陝西商州)和順州(今河南嵩縣西南)，兵臨蔡州(今河南汝南)。偽齊向金朝求援，遭到回絕，不惜孤注一擲，分兵進犯兩淮。偽齊軍在藕塘(今安徽定遠東南)等地分別遭到楊沂中等軍攔擊，大敗而逃。嶽飛軍又在唐、鄧等州擊破金與偽齊聯軍的分路進攻，再次兵臨蔡州，打退了敵人的追兵。
紹興七年，宋廷罷免畏敵怯戰的淮西軍主將劉光世，但由於處置失策，副都統製酈瓊裹脅大部分淮西軍叛變、投降偽齊，一時朝野震驚。宰相張浚引咎辭職。趙構遂取消嶽飛的北伐計劃。金完顏昌等人得勢，廢除劉豫的偽齊政權，向趙構誘降。紹興八年三月，趙構任用秦檜為相，決意求和。趙構和秦檜進行極其屈辱的乞和活動，招致廣大人民和很多士大夫的強烈反對，群情激憤。李綱、張浚、韓世忠、嶽飛等人紛紛反對“議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奏，要求斬秦檜之流，以謝天下，趙構罷免主張抗戰的官員，放逐胡銓，起用主和派，控製輿論，接受稱臣納貢的和議條件，派秦檜代表自己跪受金朝詔書。金朝將陝西、河南歸還宋朝。
完顏宗弼在金朝政治鬥爭中得勢，殺完顏昌等人，於紹興十年撕毀和約，分兵四路，大舉南侵，迅速奪取陝西、河南之地，進逼兩淮。趙構被迫命令各軍抵抗。新任東京副留守劉錡率領王彥舊部八字軍進駐順昌府(今安徽阜陽)，以少擊眾，大敗完顏宗弼的金軍主力。完顏宗弼退守汴京，宋軍分路出擊，韓世忠軍奪據海州(今江蘇連雲港)等地。陝西吳璘、楊政、郭浩等軍屢敗金兵，後因田晟在涇州(今甘肅涇川北)戰敗，宋軍退守川口要隘。金軍也因傷亡較多，退守鳳翔府，不再出戰。嶽飛早先已製定了“連接河朔”的戰略方針，積極與北方忠義民兵保持密切聯係。他派梁興、趙雲、董榮等人深入黃河以北地區，組織遊擊軍，廣泛出擊，襲擾金軍，親率主力北上，連克蔡州(今河南汝南)、潁昌府(今河南許昌)、淮寧府(今河南淮陽)、鄭州(今屬河南)、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等地，宋將張俊擁兵自重，玩敵怯戰，到達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後，旋即退師，使嶽飛處於孤軍深入、兵力分散的境地。金帥完顏宗弼乘機大舉反撲。郾城之戰，嶽飛軍以少擊眾，迎頭痛擊，大敗金朝主力騎兵。接著，王貴、嶽雲等又在潁昌大敗金兵，形勢對宋朝極為有利。嶽飛上書趙構，要求各路宋軍乘勝進軍，收複失地。廣大人民也聞風響應，不少州縣已為忠義軍所攻占。趙構和秦檜卻急令各路大軍停止進擊，撤回原來駐地，嶽飛被迫班師，金朝重占河南之地。韓世忠、劉錡等軍也紛紛從前線撤回。剛開到前線的楊沂中軍也在宿州潰敗。
紹興十一年春，金軍攻打淮西。在柘皋鎮(今安徽巢縣北)被楊沂中、劉廛、王德等軍擊敗，宋軍收複廬州。金軍回兵攻下濠州(今安徽鳳陽)，又分別打敗韓世忠、張俊、楊沂中等援軍，嶽飛的援軍趕來，金軍退回淮北。九月，吳璘等軍隨後攻取秦州(今甘肅天水)、隴州(今陝西隴縣)等地，並在剡家灣戰役中屢獲勝捷。盡管如此，也未能改變宋廷妥協苟安的決策。
趙構和秦檜采用陰謀手段，解除嶽飛、韓世忠等大將的兵柄，並且設置冤獄，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力主抗金的嶽飛和戰將張憲、嶽雲，迫令抗戰派韓世忠等人退閑。
當年十一月，以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和金朝議定屈辱的和約，其主要條款是：①南宋稱臣於金，並且要“世世子孫，謹守臣節”。②宋金兩國，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為界，中間唐州(今河南唐河)、鄧州(今河南鄧縣)、商州(今陝西商縣)和秦州之大半皆屬金朝。③南宋每年向金朝輸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這就是所謂的“紹興和議”。
投降派的黑暗統治與人民的反抗
土地兼並的加劇南宋上地兼並和土地集中的現象，達到十分驚人的地步。由於很多農民喪失土地，以至在南宋戶口統計中出現了大批的“無產稅戶”。南宋初年，長江下遊的很多圩田，無不被豪家所霸占。著名的建康府(今江蘇南京)永豐圩，收租達三萬石，數十年間，總是輾轉於皇室、大將、權臣手中。在歸屬秦檜時的某年，大水衝壞圩岸，秦檜竟強迫四個州的民夫，為自己修築。永豐圩成為一方的民間大害。大將張俊霸占的田地橫跨不少州縣，在解除兵權家居後，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秦檜死後，號稱家道式微，至宋孝宗時，其子孫仍能收租十萬斛。淮東土豪張拐腿家，歲收租穀七十萬斛。南宋中期，宋廷沒收權臣韓飩宵及其黨羽們的田地，每年可得租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餘斛，還有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餘貫。南宋後期，出現了年人租米百萬斛的豪富，這是前所未有的記錄。南宋官田在墾田總額中的比例不大，但往往被官員和豪強地主占佃，而不納租課，故宮府常出賣官田。
南宋地租的主要形式，仍舊是實物分成租和定額租。定額租依田地肥瘠不等，達每畝一至兩石。正額地租之外，地主對佃客還有各種名目的剝削，如強迫佃客代納賦稅，收租時還附加耗米，大鬥收租，強迫送禮等類。不少地主還用“劃佃”的辦法，驅逐舊佃客，以提高地租額。高利貸也是一種重要的剝削方式，地主通過放債，強奪佃客的房屋、農具、種子和口糧，甚至強迫佃客妻女作奴婢。官府為地主督租，也成為南宋時較常見的現象。很多繳納不起地租的佃客，慘遭官府的拘捕和監禁，甚至死於非命。
苛捐雜稅的加重北宋賦稅的繁重，本已超過前代，而南宋又超過北宋。南宋初，浩大的軍費開支成為增稅的借口。宋高宗以愛養生靈作標榜，實現屈辱的和議後，人民的負擔依然節節上升，直到南宋晚期，一直保持著有增無減的勢頭。南宋統治者一方麵加重舊稅稅額，另一方麵又新增許多苛捐雜稅。
南宋比較普遍地以大鬥、大斛、鬥麵、斛麵、加耗、呈樣、預借、重催等手段加重百姓兩稅負擔，大鬥和大斛使納稅額增加幾成至一倍，鬥麵和斛麵是將量器內的糧食平麵堆高，所謂“斛麵坡陀鬥麵高”，有的地區甚至超過正稅額。加耗米有的甚至為正稅四倍。呈樣又稱樣米，是官員以檢查糧食質量為借口而進行的勒索。預借由預收兩三年的稅額發展到六七年的稅額。重催是繳納兩稅後，官府不予承認，而重疊催稅。北宋時的和買絹帛，到南宋初不僅完全成為官府不支分文的正式賦稅，而且在東南地區，又與夏稅油絹綿等，以高價折錢輸納，稱為折帛錢。南宋的和糴糧草也與北宋相似，實際上官府少給或不給價錢，特別到南宋晚期，農民的和糴負擔愈加沉重。
南宋新增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特別是一些地區性的賦稅，不可勝數。北宋末創設的經製錢，加上南宋初創始的總製錢，合稱經總製錢。其下有很多繁瑣苛細的稅目。在宋寧宗前期，銅、鐵錢年收總額近兩千萬貫，成為宋廷一筆重要的財政來源。月樁錢是為供應軍事開支，而勒令各州縣政府按月解送的一種橫斂。州縣無所從出，巧立名目，向民間榨取。如在江南西路，則有曲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牛筋、牛角錢，訴訟贏者有歡喜錢，輸者有罰錢等苛繁稅目。宋寧宗時，東南各路月樁錢仍達三百九十多萬貫。版帳錢也是南宋初創設的重賦，以供應軍費為名，由各州縣搜刮無名目的雜斂拚湊成數。其中以兩浙路的稅額最重，如常熟縣(今屬江蘇)的版帳錢達九十二萬八千多貫。
廣大的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佃農，是賦稅的直接或間接承擔者，官戶、寺院和鄉村上戶雖然擁有大部分田產，卻千方百計逃避賦稅。南宋政府為了保證賦稅收入的穩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核實各地的田產。宋高宗時，在南宋的大部統治區實行經界法，丈量土地，劃分田畝等級，重定稅額。自南宋中期至後期，也在某些地區實行經界法，或令各地實行手實法和推排法。但由於官員和地主通同作弊，這些清查田產的措施，往往不能起到查核隱產，均平賦稅，減輕下戶負擔的作用。
投降派的黑暗統治金朝不許南宋隨便罷免吰相，以保證秦檜相位的穩固。大將張俊追隨秦檜，參與降金和殺害嶽飛，得以獨掌樞密院。宋、金和議後，秦檜又指使禦史彈劾，迫使張俊去位。從此秦檜便獨攬大政十多年。趙構寵用的醫官王繼先和宦官張去為也很有權勢，與秦檜狼狽為奸，互相勾結。嶽飛部將牛皋對宋金和議表示不滿，人民抗金武裝首領出身的邵隆反對割地，被先後毒死。不僅很多抗戰派被貶逐流放，就是秦檜的黨羽，隻要稍不合意，也動輒貶逐流放。趙構和秦檜采用高壓手段鉗製抗金輿論，任命秦檜兒子秦熔主編官史日曆，恣意篡改史實，並嚴禁私史，大興文字獄，實行特務統治。特務機關皇城司的邏卒布滿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發現稍有不滿言論者，即處以毒刑。趙構和秦檜還大力提倡點綴“升平”，凡進獻歌頌他們降金行徑的文字者，即予升宮。在竭力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礎上，投降派紛紛營造豪華的宮殿和大宅，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官場貪賄成風，各地官員賄賂秦檜的禮品不可勝數，其家財富為宋朝左藏庫的數倍。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病危，企圖由秦熔繼承相位。趙構對秦檜的專權業已十分猜忌，乘機命秦檜祖孫三代退閑。秦檜死後，朝野紛紛揭露秦檜一夥的罪惡，趙構貶黜一批秦檜親黨，也為一些受打擊的官員平反，卻仍然委任投降派萬俟、湯思退等人掌政，並下詔聲明前此與金議和皆“斷自朕誌”，故相秦檜“但能讚朕而已”，以維持屈辱的宋金紹興和議。
在金軍南侵過程中，從前線敗退下來的宋朝潰兵、遊寇，如李成、孔彥舟、曹成等各領叛亂武裝數萬人，流竄各地，到處殺掠，殘害百姓。加之金兵的屠戮，官府和地主的加強壓榨，廣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故不斷爆發地區性的武裝起義。在信州貴溪、弋陽一帶(今屬江西)，王宗石利用摩尼教發動起義，信州和饒州的貧苦農民紛紛加入，起義軍迅速發展成幾萬人的隊伍。宋廷派劉光世軍前往鎮壓，王宗石等二十多名領袖戰敗被俘，二十萬無辜平民慘遭屠殺。福建路範汝為、葉鐵等人領導農民起義，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甌)，前後堅持三年，起義軍勒令地主“計其歲入之數”交納租稅。否則，便剝奪其種糧、牛畜，而驅逐出境。趙構派韓世忠以優勢兵力圍攻建州，城破後，範汝為投火自盡。起義軍餘部在範忠領導下，又繼續戰鬥了近一年，最後失敗。其他如婺州(今浙江金華)有和尚居正領導的起義，虔州(今江西贛州)有陳頤、羅閑十等幾百支起義隊伍，約十多萬人，互相聯絡，共同反對官軍，後被嶽飛鎮壓下去。南安軍(今江西大餘)有吳忠、宋破壇、劉洞天等起義軍，荊湖南路有鄧裝、胡元等起義軍，李冬至在邯州宜章(今屬湖南)起義，殺人廣東路，號稱“平天大王”。這是宋朝小規模農民起義很頻繁的時期。
當時規模最大的，是洞庭湖濱的鍾相、楊麼起義。鼎州(今湖南常德)人鍾相在北宋末宣傳“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組織民眾，建炎四年發動起義，攻占了洞庭湖周圍的十九縣。鍾相建立大楚政權，自稱楚王，立年號天載，設置將相官屬。起義軍鎮壓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等人，奪取他們的財物。鍾相被匪徒孔彥舟殺害後，楊麼繼續領導鬥爭，並宣布一律免除稅賦差科，不受官司法令束縛。起義軍實行陸耕水戰，憑借水軍優勢，發揮車船威力，屢次痛擊官軍。紹興五年，宋廷派遣嶽飛率兵鎮壓。嶽飛采用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策略，最後瓦解和消滅了這支起義軍。紹興和議後，投降派的黑暗統治，進一步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反抗。從紹興十三年起，福建路出現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等多支起義隊伍，攻打漳、泉、汀(今福建長汀)、建(今福建建甌)等州，屢次擊敗宋軍，紹興十六年被福建安撫使薛弼鎮壓下去。紹興十九年，汀、漳、泉州的何白旗的起義軍曾發展到江南西路和廣南東路境內，次年，起義失敗。紹興十四年，宣州涇縣(今屬安徽)摩尼教徒在俞一領導下舉行起義，遭到秦檜之兄、知宜州秦梓的血腥鎮壓。甚至偏僻的海南島也發生陳集成起義，反抗貪官的暴斂。臨安府還發生了軍校施全行刺秦檜的著名事件，施全被捕殺。
南宋後期抗元鬥爭與南宋滅亡
南宋軍民抗蒙宋理宗趙昀親政之初，尚希望有所作為，任用一批被史彌遠排斥的知名之士，企圖利用金朝滅亡之機，占據黃河以南地區。端平元年(1234)，趙葵、全子才等率軍進駐原北宋三京，即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應天府(見北宋四京與南宋行在)，三城已被蒙古兵擄掠一空，宋軍乏食。蒙古兵反攻洛陽，宋軍潰敗。蒙古遂對南宋發動進攻。
端平二年，蒙古皇子闊端和曲出分路進攻四川與襄漢。宋將曹友聞在大安軍陽平關(今陝西寧強西北)擊退蒙古軍。曲出軍攻破棗陽軍和郢州(今湖北鍾祥)，而未能奪取襄陽府。三年，蒙古軍再攻四川，曹友聞在陽平關戰死，蒙古軍長驅入川，除川東的夔州路外，絕大部分州縣失陷，人民慘遭屠掠。闊端雖旋即撤軍，而南宋仍不能控製川北的蜀道天險，處於無險可守的狀態。宋襄陽府的南軍(原南宋正規軍)與北軍(新募的中原兵)發生衝突，北軍縱火焚毀府庫，投降蒙古，南軍亦在撤離時大肆搶掠，蒙古軍進而占領襄陽。
嘉熙元年(1237)、二年，杜果先後在安豐軍(今安徽壽縣)和廬州(今安徽合肥)大破進犯的蒙古軍。蒙古宗王口溫不花領兵進攻黃州(今湖北黃州)，宋將盂珙帶兵奮戰，擊退蒙古軍。接著孟珙與蒙古軍大戰三次，收複信陽軍，攻打襄樊，後又攻下光化軍、蔡州等地。孟珙以江陵府為軍事大本營，大興屯田，訓練軍隊，經理荊襄，策應四川，屢破蒙古軍。時值蒙古大軍進行第二次西征，未能全力攻宋，戰局暫時穩定下來。
南宋喪失蜀道天險後，蒙古軍經常出沒成都平原，進行殺掠破壞，宋朝被迫將四川的首府自成都府遷往重慶府，四川製置副使彭大雅修築府城。淳祐二年(1242)，餘玠出任四川安撫製置使，他采納冉璉、冉璞兄弟的建議，大規模因山築壘，將各州治所移入山城，特別是將合州治所遷入釣魚山城(今四川合川東)，建成強固的軍事要塞。餘玠還在成都平原興置屯田，積貯糧食，教練軍旅，屢次擊退蒙古軍的侵擾。餘玠守蜀十年，未能實現恢複全蜀的宿願，最後因遭受丞相謝方叔等人的讒誣，服毒自殺。宋理宗、謝方叔委任餘晦接替餘玠，四川形勢惡化。在荊襄戰場，淳祐十一年，京湖安撫製置使李曾伯部署將士，收複了襄陽府和樊城，並重新修築城防。
蒙哥即汗位後，開始集中兵力，進攻南宋。寶祐六年(1258)，蒙哥大舉侵宋，他親率主力人四川，命忽必烈率軍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漢武昌)，兀良合台自雲南人交琺，北上攻打潭州(今湖南長沙)，蒙哥軍在四川節節推進，擊破宋軍的頑強阻擊，兵臨合州釣魚山城下。開慶元年(1259)，宋將王堅率軍民死守釣魚城，重創蒙古軍，蒙哥戰死於軍中，蒙古軍被迫撤圍退兵(見釣魚城之戰)。忽必烈軍猛攻鄂州不克。兀良合台兵臨潭州，向士璧率軍民頑強抵抗，兀良合台遂撤兵北上。賈似道督師救援，卻私自暗中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貢，雙方劃長江為界。忽必烈已知蒙哥汗死訊，急欲北返，爭奪皇位，遂答應賈似道的議和條件而撤兵。賈似道在事後隱瞞求和真相，謊報鄂州大捷，並貶斥和殺害印應飛、向士璧、曹世雄等有功人員，將王堅調離四川，使之抑鬱而死。
腐敗的統治宋理宗在位期間，農民反抗鬥爭依然相當激烈。紹定二年(1229)，汀州(今福建長汀)爆發了晏夢彪領導的農民起義，贛州爆發陳三搶和張魔王起義，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廣南東路農民紛紛“截發刺字”，起而響應。這支起義軍被鎮壓以後，另一領袖小張魔王仍堅持鬥爭。
麵對蒙古強大的軍事壓力，南宋國政卻愈益腐敗。宋理宗沉溺於聲色，寵信閻貴妃和宦官董宋臣、盧允訑。丞相董槐主張對外戚、執法官和皇城司士卒嚴加約束，遭到外戚等的怨恨。侍禦史丁大全與董宋臣、盧允異相勾結，彈劾董槐，並派兵劫持董槐出朝。兩年後，丁大全竊據相位。開慶元年(1259)，丁大全因隱匿軍情不報，被彈劾罷官。宋理宗賈妃之弟賈似道以前線統兵大臣的身份，於軍中拜右相。景定元年(1260)，賈似道進而排擠左相吳潛出朝，獨擅朝政。景定五年，宋理宗死去，宋度宗趙禥即位。度宗更加昏庸荒淫。尊奉賈似道為“師臣”，又加以平章軍國重事的頭銜。宋度宗和賈似道過著極端糜爛的生活，不理政務，卻又不準其他丞相和執政大臣問政，一切朝政，全由賈似道門客廖瑩中和堂吏翁應龍辦理。文天祥、李芾等正直的士大夫，都受到排斥或迫害。賈似道嫉功害能，潼川府路安撫使劉整等武將叛變降敵，南宋疆土日蹙，民窮財匱，而軍隊卻又不斷擴充，賈似道為了籌措軍糧，解決財政的困窘，在景定四年頒布“公田法”。規定凡占田二百畝以上的官戶和民戶，一律由政府抽買三分之一，事實上，強買不限於大戶逾限之田，小戶的田地也在強買之列，官府一般隻支付會子、官告和度牒。會子在貶值之餘，大抵都成廢紙。官府買到公田後，設公田莊，按規定，公田地租比原先私人地租減五分之一，由於官吏和莊官從中作弊，不少公田地租卻高於原來私人地租。公田法實施於浙西，在民間造成極大禍害。宋廷後又取消莊官，改為召富戶承佃公田，形成官府、佃主和租戶三級租佃關係。各種繁重的賦役，給民間造成極大的騷擾和痛苦，南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南宋滅亡忽必烈北返，奪取汗位，在1271年改國號大元。此前，忽必烈已接受南宋降將劉整的建議，將軍事主攻方向轉移至襄陽府和樊城，並編練了強大的水軍，從而確定了消滅南宋的戰略部署。鹹淳四年(1268)，蒙古軍開始包圍襄樊，宋軍屢次救援，都被擊敗。八年，民兵領袖張順和張貴率壯士三千人，乘輕舟順流轉戰，突破重圍，直抵襄陽城中，而張順和張貴先後戰死。九年，元軍切斷襄陽府和樊城的浮橋聯絡，攻破樊城。守將範天順和牛富英勇犧牲，襄陽守將呂文煥降元。襄、樊失陷後，南宋朝野震驚，而賈似道仍專持國柄，拒絕一切救亡建策。十年，宋度宗病死，賈似道擁立全後的幼子趙爨即位，是為宋恭帝。
元朝丞相伯顏統率大軍沿漢水和長江東下，水陸並進，擊破南宋部署在長江、漢水一帶的大量舟師，鄂州都統製程鵬飛等獻城投降。黃州、蘄州(今湖北蘄春)、江州(今江西九江)、六安軍、安慶府、池州(今安徽貴池)等地宋守臣相繼降元。德祐元年(1275)，賈似道抽調諸路精兵十三萬集結蕪湖，又派使者前往求和，情願稱臣納幣，伯顏不許。兩軍遂於魯港、丁家洲一帶(今安徽銅陵附近)開戰，在元軍攻擊之下，宋全軍潰敗，賈似道自魯港乘小船逃到揚州。元軍乘勢縱擊，進陷建康府。由於宋軍水陸主力的瓦解，賈似道被革職貶斥遠方，宋廷下詔各地起兵“勤王”。賈似道在流放途中被押解官殺死。江南西路安撫使文天祥、郢州守將張世傑等起兵救援臨安府。張世傑受命指揮都督府各軍，克複浙西各郡，在鎮江府附近的焦山，集結大批水軍，元軍以火箭攻擊，破南宋水軍，進逼臨安府。宋理宗謝後、宋度宗全後不顧文天祥，張世傑等人的反對，於德祐二年帶宋恭帝出降。但守淮東的李庭芝和薑才，守潭州(今湖南長沙)的李芾，守重慶府的張玨，守靜江府(今廣西桂林)的馬暨等，都堅持抗戰，不屈而死。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人擁立宋度宗的兩個幼子趙星和趙爵，在江南西路、福建路和廣南東路一帶繼續抗元，圖謀恢複。宋端宗趙星於福州即位，改元景炎(1276)，因元軍進逼，由張世傑、陸秀夫護衛，逃往海中，病死於硇洲(今廣東雷州灣硇洲島)。文天祥在贛州戰敗，轉戰到海豐北的五坡嶺被俘。張世傑和陸秀夫擁立趙咼為帝，改元祥興(1278)，退至南海中崖山(今廣東新會縣南海中)，作為最後據點。祥興二年，元朝水軍向崖山發起猛攻，宋軍失敗，陸秀夫抱幼帝趙咼投海而死，張世傑率部乘船突圍後，遭遇大風，溺死海中，南宋滅亡。文天祥被押據元朝大都(今北京)，拒絕元世祖忽必烈的親自勸降，英勇就義。
元
中國曆史上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統一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國於漠北，號大蒙古國1235年，窩闊台建哈刺和林城(即和林)為國都。通過不斷的征服戰爭，大蒙古國統治了亞洲和歐洲廣大地區。按台山(今阿爾泰山)以西的術赤、察合台、窩闊台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後據有的波斯之地(見伊利汗國)，先後成為名義上是大汗藩屬實際上擁有獨立地位的汗國。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遵用漢法，改革舊製以開平為上都，燕京(今北京)為中都，將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改國號為大元次年，升中都為大都。1276年，滅南宋。又傳九代，至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元順帝妥歡貼睦爾退出中原。其繼承者據有漠北，仍用元國號，史稱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國迄元順帝出亡(1206～1368)，通稱元朝。
蒙古的興起
13世紀前的蒙古蒙古族名稱始見於唐代。當時，分布在大興安嶺北段的室韋諸部中有一蒙元室韋部，居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之東。蒙元即蒙古的唐代漢文譯名。遼、金、宋時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裏、蒙古等異譯，或與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稱為韃靼，又稱黑韃靼，以別於漠南的白韃靼(汪古部)。大約在唐代末葉，蒙古一部逐漸遷到原來鐵勒人的居地斡難河(今蒙古鄂嫩河)上遊不兒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區。蒙古人傳說，遠古時，蒙古部落被他部所滅，僅兩男兩女幸存，逃到名為額爾古涅昆的山中，後來子孫繁衍，分為許多支，山穀狹小不能容納，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個部落的首領名叫孛兒帖赤那(意為蒼狼)，妻子名叫豁埃馬闌勒(意為白鹿)，他們遷到斡難河源頭不兒罕山居住。蒙古人的祖先傳說，反映了他們的先人從額爾古納河西遷的事實，以及蒙古人遠古的圖騰觀念。
蒙古原為森林狩獵部落，進入草原後，遊牧畜牧業很快發展起來。在遼朝的統治下，他們與中原地區的聯係日益緊密。中原先進經濟、文化的影響，特別是鐵的輸入，促進了蒙古各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原始的氏族製度迅速瓦解，私有製日益發達。部落中的伯顏(富者，蒙語的音譯)多擔任首領，社會分化成世代當首領的那顏(貴族，蒙語的音譯，意為“官人”)和依附於貴族的哈剌抽(平民，蒙語的音譯)。貴族通過掠奪戰爭獲得更多財富，並俘擄人口作為孛斡勒(奴婢，蒙語的音譯)，世襲占有。有勢力的貴族擁有從屬於個人的那可兒(軍事侍從，蒙古語的音譯，原意為“同伴”)，大首領還組織了護衛軍。斡孛黑(氏族，蒙語的音譯)組織的形式雖還存在，但已不是原始的血緣氏族，其成員包括了貴族和來自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侍從，屬民與奴婢。貴族的兒子繼承父親分配的一份屬民和奴婢，分別自立家業，並繼續擴展，由此不斷分衍出新氏族。在頻繁的相互掠奪戰爭中，一些氏族和部落為了保全自己，擴大勢力，結成了聯盟。約11世紀上半葉，蒙古部首領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攻滅了斡難河南的強部——劄剌亦兒部，從此“形勢寢大”。海都次子察剌哈寧昆(又譯察剌孩領忽)受有遼朝的“令穩”(即領忽，小部族官)官號，其子想昆必勒格升號“詳穩”(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繼任遼屬部官。金初，全蒙古各氏族和部落組成大聯盟，推舉海都長子之孫葛不律(又譯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父)為汗(意為君主)，蒙古部首領自此始用汗號。察剌哈寧昆的後裔號泰赤烏氏，葛不律汗家族號乞顏氏，各自都擁有許多部眾，成為蒙古部中最有勢力的貴族。
蒙古軍西征作戰圖葛不律汗曾入朝金朝皇帝。金朝君臣深恐蒙古勢力強大會成為邊患，企圖將他殺死，蒙古於是叛金。此後數十年，蒙古與金朝經常發生戰爭。金朝利用屬部塔塔兒攻打蒙古，俘殺鹹補海(又譯俺巴孩)汗等蒙古首領，並派兵到蒙古剿殺擄掠蒙古也多次攻掠金朝邊境地區。此時，蒙古高原上勢力強盛的部落集團除蒙古外，還有塔塔兒(居地在今呼倫湖、貝爾湖之西、南)、克烈、乃蠻和蔑裏乞(居地在今色楞格河下遊一帶)等部。各部貴族為了掠奪人口、牧畜和擴大統治地域，也互相爭戰不休。蒙古與其鄰部蔑裏乞、塔塔兒是世仇，更經常處於敵對之中。
大蒙古國的建立在諸部爭戰中，蒙古乞顏氏貴族鐵木真的勢力逐漸壯大。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他先依靠克烈部首領王汗的支持，打敗蔑裏乞部，又相繼消滅了蒙古部內強大的主兒乞氏和泰赤烏氏貴族，擊潰以劄答闌部首領劄木合為首的各部貴族聯盟，乘勝滅塔塔兒，降服弘吉剌諸部。1203年，又出奇兵攻滅王汗，盡取克烈部眾。這時，漠南汪古部首領也遣使獻降。1204年，鐵木真舉兵攻滅乃蠻太陽汗部，又先後兼並了蔑裏乞殘部和乃蠻不欲魯汗部，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統一。
1206年，蒙古貴族在斡難河源舉行忽裏台，奉鐵木真為大汗，尊號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將全蒙古遊牧民統一編組為數十個千戶(《元朝秘史》記載最初編組的千戶數為九十五個，但其中包括了一些後來組成的千戶)，分授共同建國的貴戚、功臣，任命他們為千戶那顏，使其世襲管領，並劃定其牧地範圍。千戶既是軍事組織單位，又是地方行政單位。成吉思汗又命大將木華黎為左手萬戶，統領東麵直到哈剌溫隻敦(今大興安嶺)的各千戶軍隊博爾術為右手萬戶，統領西麵直到按台山的各千戶軍隊納牙阿為中軍萬戶。萬戶是最高統兵官。成吉思汗將原來的護衛軍擴充為一萬人，包括一千宿衛，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從各千戶、百戶、十戶那顏和白身人子弟中選身體健壯、有技能者充當。護衛軍職責是保衛大汗金帳和跟隨大汗出征，平時分四隊輪番入值，因此總稱四怯薛，由“四傑”博爾術、博爾忽、木華黎、赤老溫四家子弟任四怯薛之長。大汗直接掌握這一支最強悍的軍隊，足以“製輕重之勢”，控禦在外的諸王和那顏。又設立了“治政刑”的劄魯忽赤(斷事官)一職，掌管民戶分配和審斷案件，命養弟失吉忽禿忽擔任，這是蒙古國的最高行政官。千戶製、怯薛製和斷事官的設置，是蒙古國初建時最重要的三項製度。按照傳統的分配財產習慣，成吉思汗將一部分蒙古民戶分封給其弟、子，各得一份子(忽必)。後來又劃分了諸弟和諸子的封地。弟搠隻哈撒兒封地在也裏古納河(今額爾古納河)、海刺兒河和闊連海子(今內蒙古呼倫湖)地區，合赤溫封地在兀魯灰河(今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烏拉根果勒)南北，鐵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東，別裏古台封地在怯綠連河(今古魯倫河)中遊，總稱東道諸王子術赤、察合台、窩闊台封地在按台山以西，總稱西道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襲。管轄分民的千戶那顏即成為所屬宗王的家臣。大部分民戶和蒙古中心地區歸成吉思汗領有，按照傳統的幼子守產習慣，由幼子拖雷繼承。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蠻人使用畏兀兒文。蒙古滅乃蠻後，即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從此有了蒙古文，用來發布命令、登記戶口、記錄所斷案件和編集法律文書，使蒙古人的文化大大提高了一步。蒙古人原有許多從古代相傳下來的約孫(意為道理、體例)，成吉思汗滅克烈部和建國以後，又相繼發布了一係列劄撒(意為法令)。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會，重新確定了劄撒、約孫和他曆年的訓言，命用蒙古文記錄成卷，名為《大劄撒》。其後每代大汗即位或處理重大問題，都必須依例誦讀《大劄撒》條文，以表示遵行祖製。
成吉思汗建國以後，就開始向鄰境發動掠奪性戰爭。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迫使夏國稱臣納貢。西夏既降，接著全力攻打金朝。12l1年，成吉思汗統兵攻入金西北路邊牆，取昌州(今內蒙古太仆寺旗九連城)、桓州(今內蒙古正藍旗北郊)、撫州(今河北張北)等山後諸州，於野狐嶺(在今河北萬全西北)北擊潰金三十萬守軍，追至澮河堡，殲其大半。1213年，於懷來再滅金軍精銳。因居庸關防守堅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戰術，率主力從紫荊口入關，進圍中都(今北京)。同年，分兵三道南下，破黃河以北數十州縣，大肆殺掠。1214年，金宣宗獻公主、金帛請和，乃退駐魚兒濼(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達裏諾爾)。金宣宗南遷汴京(今河南開封)，駐守中都南的軍叛金降蒙，蒙古軍再入。1215年，攻占中都，置達魯花赤等官鎮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1217年，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命統汪古、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魯諸部軍以及投降的契丹、女真、絿、漢諸軍，專責經略中原漢地。木華黎逐漸改變以前肆行殺掠、得地不守的作法，著重招降和利用漢族地主武裝攻城略地。自1217～1229年，除先已歸降的永清土豪史秉直父子兄弟等外，易州(今河北易縣)張柔、東平嚴實、濟南張榮、益都李全等地方武裝頭目相繼降蒙，兩河、山東大部分地區為蒙古所占。蒙古對各地歸降的官僚、軍閥，多沿用金朝官稱，授以元帥、行省等官銜，使世襲其職，在其所獻地繼續統軍管民，稱為世侯。
1217～1218年，蒙古相繼征服北境的火裏、禿麻諸部(在今貝加爾湖地區)、吉利吉思及其他森林部落，攻滅被乃蠻貴族屈出律所篡奪的西遼政權。1219年，以花剌子模殺害蒙古商隊和使臣為理由，成吉思汗親統大軍西征，分兵攻下諸城，進圍其新都撒麻耳幹(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花剌子模國王摩訶末先己棄城逃亡，成吉思汗遣哲別、速不台率軍追趕，摩訶末避入寬田吉思海(今裏海)中島上，病死。1221蒙古人攻城圖年，術赤、察合台、窩闊台攻克花剌子模舊都玉龍傑赤(今土庫曼斯坦庫尼亞烏爾根奇)，成吉思汗與幼子拖雷分兵攻取呼羅珊(今阿姆河以南興都庫什山脈以北地區)諸城，繼而會師擊潰花剌子模新王劄闌丁的軍隊於印度河上，劄闌丁退入印度。1223年，成吉思汗置達魯花赤等官鎮守撒麻耳幹，率軍回蒙古。哲別、速不台軍在抄掠波斯各地後，越過太和嶺(今高加索山)，攻入欽察，1223年，於阿裏吉河(在今烏克蘭日丹諾夫市北)戰役中擊潰斡羅思諸國王公與欽察汗的聯軍，進掠斡羅思南境，又轉攻也的裏河(伏爾加河的突厥名，又譯亦的勒)上的不裏阿耳國，然後東返蒙古。
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兵攻西夏，連取肅(今甘肅酒泉)、甘(今甘肅張掖)等州，於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附近黃河邊殲滅西夏主力，進圍中興府(今寧夏銀川)。1227年，西夏國主李睨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軍中，幼子拖雷監國。
元朝的建立
1260年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召集忽裏台，即大汗位，建元中統，任用漢地士人，建立起中書省、十路宣撫司以及負責中原漢地政務的燕京行中書省等行政機構，鞏固了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地位。阿裏不哥也在漠北召開忽裏台，稱汗，據有漠北地區。駐軍六盤山的蒙古軍主帥渾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陝西政務的劉太平，以及四川蒙古軍的一些將領，擁護阿裏不哥為汗，企圖以秦蜀之地響應。忽必烈遣廉希憲為京兆等路宣撫使，急馳赴任，殺劉太平、霍魯海和四川軍中附阿裏不哥的將領。不久，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軍，擊敗渾都海和逾漠南下應援的阿藍答兒，於是完全控製了關隴川蜀地區。同時，忽必烈親自率師北征，前鋒移相哥敗阿裏不哥軍，迫使他退守吉利吉思。次年秋，阿裏不哥又移師東還，襲敗移相哥，大舉南進，與忽必烈激戰於昔木土腦兒，雙方死傷相當，各自退兵。因忽必烈切斷了漢地對漠北的物資供應，阿裏不哥陷於窘境，便派阿魯忽(察合台孫)前往主持察合台兀魯思。但阿魯忽取得汗位後，拒絕向阿裏不哥提供物資，並扣留其使者，於是阿裏不哥舉兵西擊阿魯忽，殘破亦列河(伊犁河)流域。至元元年(1264)，阿裏不哥眾叛親離，勢窮力竭，向忽必烈投降。至此，忽必烈終於控製了嶺北局勢，並將勢力伸入畏兀兒地區。
忽必烈在與阿裏不哥爭位戰爭之初，即已承認旭烈兀對阿母河以西土地的統治權，原來由大汗直接領有的波斯諸地遂變為大汗的宗藩伊利汗國。伊利汗國與立國於欽察草原的術赤後王之間又為領土爭端爆發了長期戰爭。大蒙古國分裂了。
中原漢地成為忽必烈政權的重心，他順應時勢，全麵推行“漢法”，改革蒙古統治者對漢地的統治方式。1262年，山東行省大都督李理趁北邊有戰事，結宋為外援，占據濟南，並企圖策動華北各地諸侯響應。忽必烈調集重兵圍攻濟南，七月城破，李王童被殺。忽必烈因勢利導，罷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廢州郡官世襲，行遷轉法。由於中原各地數十年專製一方的大小諸侯的勢力受到限製和削弱，中央集權獲得加強。中統、至元之初，元廷博采漢族士大夫建議，遵循中原傳統製度，同時也采取了充分保障蒙古統治者特殊權益的各種措施，大體奠定了元朝一代政製的規模。中統四年(1263)，以開平為上都。至元元年，升燕京為中都。四年，始於中都舊城東北建造新城。至元八年十一月，詔告天下，正式建國號大元。九年，升中都為大都。
南宋、金、蒙古的主要戰場北方政局穩定後，忽必烈決定采用南宋降將劉整建議，先拔襄陽，浮漢水入長江，進取南宋。至元五年(1268),命阿術、劉整督師，圍困隔漢水相望的襄、樊重鎮，襄樊軍民拒守孤城達六年。至元十年初，元軍攻下樊城，襄陽守帥呂文煥出降。次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顏督諸軍，分兩路大舉南進。左軍由合答節度，以劉整為前鋒，由淮西出師。伯顏本人與阿術領右軍主力，九月，自襄陽出發，沿漢水入長江同時，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陽南逼安慶，以為呼應。十二月，元水師入長江，克宋江防要塞陽邏堡。宋漢鄂舟師統帥夏貴遁，漢陽、鄂州宋軍降。伯顏分兵留阿裏海牙經略荊湖，自領水陸大軍順流而東，以呂文煥為前鋒。宋沿江諸帥多為呂氏舊部，皆不戰而降。十二年二月，賈似道被迫督諸路精兵，抵禦元軍。這時，他仍企圖奉幣稱臣議和，被伯顏拒絕，隻好在池州下遊丁家洲勉強與元軍會戰。因宋軍內部不和，一觸即潰。同年秋，伯顏從建康(今江蘇南京)、鎮江一線分兵三路趨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十三年正月，宋幼帝趙燕上表降元，宋亡。十六年，完全占領四川，又追滅南宋衛王於崖山，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元朝的統一，結束了自唐末藩鎮割據以來國內的南北對峙、五六個民族政權長期並存的分裂和戰亂局麵，推動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元末農民起義和元朝的滅亡
元末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極端尖銳化，終於導致了元末農民起義。這次起義規模大、時間久，以紅巾軍為主力的農民起義軍沉重打擊了元朝在全國各地的統治，為朱元璋最後推翻元朝創造了條件。
起義的爆發至正四年(1344)五月，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金堤(今河南蘭考東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災，又遭旱災、瘟疫，災區人民死者過半。黃河決堤後，衝壞山東鹽場，嚴重影響元朝政府的國庫收入。十一年四月，順帝命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今河南開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萬民工及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兩萬軍隊，開鑿兩百八十裏新河道，使黃河東去，合淮河人海，時緊工迫，官吏乘機舞弊，人民痛苦更深。十年底，順帝又決定變更鈔法，濫發紙幣，造成物價飛騰。“開河”和“變鈔”促使元末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賈魯開河後，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教友劉福通等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他們一麵加緊宣傳“彌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麵又散布讖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並暗地裏鑿了一個獨眼石人，埋在即將挖掘的黃陵崗附近河道上。獨眼石人挖出後，河工們驚詫不已，消息傳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動。
元末農民起義示意圖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韓山童、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蓑、韓咬兒等，聚眾三千人於潁州潁上(今安徽潁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準備起義。劉福通等宣稱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自稱南宋名將劉光世後代，當輔之。山童發布文告，稱：“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稱塞北。”又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戰旗，表示推翻元朝，恢複大宋的決心。不幸謀泄，遭到地方官鎮壓，韓山童被捕犧牲，其妻楊氏、子韓林兒逃到武安(今江蘇徐州)。劉福通等倉促起兵，於五月初三一舉攻克潁州(今安徽阜陽)。起義軍頭裹紅巾為標誌，故稱紅巾軍起義軍多為白蓮教徒，燒香拜佛，故又稱香軍。紅巾軍占領潁州後，元廷遣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率阿速軍及各路漢軍前往鎮壓，被擊敗，接著，紅巾軍占領亳州(今安徽亳州)、項城(今河南項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九月，克汝寧府，又克息州(今河南息縣)、光州(今河南潢川)，眾至十萬。江淮各地紛紛起兵響應。
元廷把劉福通領導的主力紅巾軍，視為“心腹大患”。至正十一年九月，順帝令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衛王寬徹哥率諸衛兵十餘萬人前往鎮壓。十月，又派軍增援。十二月，元軍攻陷上蔡，韓咬兒被俘遇害。十二年三月，元軍屯兵汝寧沙河岸，被劉福通擊潰。但畏吾兒人察罕帖木兒、羅山人李思齊糾集地主武裝，號稱“義兵”，與紅巾軍為敵，對劉福通起義軍威脅很大。
劉福通在潁州發動起義成功後，對在江淮一帶從事秘密活動的南方白蓮教僧人彭瑩玉及其門徒鼓舞很大。至正十一年夏，彭瑩玉(又名彭翼)及其徒趙普勝等起兵巢湖，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鐵工鄒普勝、羅田布販徐壽輝等在蘄水(今湖北浠水)發動起義，他們宣傳“彌勒佛下生，當為世主”，攻克蘄水、蘄州(今湖北蘄春南)。十月，以蘄水為都，建立政權，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徐壽輝稱帝，鄒普勝為太師，設中書省(稱蓮台省)及六部。天完政權建立後，分兵四出，從至正十二年正月開始，先後攻占湖廣、江西、福建的許多地區，其中由彭瑩玉、項普略(又名項甲、項奴兒)率領的一支東去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浙西、安徽、江西，轉戰數千裏，影響很大。南方紅巾軍提出“摧富益貧”的口號，具有很大號召力。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廷集中兵力攻陷天完的都城蘄水，徐壽輝等被迫遁人黃梅山及沔陽湖中。曾轉戰江浙一帶、擁有百萬之眾的巢湖水師也被迫退守巢湖。江淮的起義軍處於不利境地，起義進入低潮。
其他非紅巾軍係統的起義軍，以方國珍、張士誠兩支最強大，活動範圍最廣。鹽販方國珍，早在至正八年春即起義於台州黃岩(今浙江黃岩)，聚集數千人，劫奪漕運糧，扣留元海運官員。元廷招降，國珍屢降屢反。鹽販張士誠於至正十三年正月，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招集鹽丁，起兵反元，乘勝攻下泰州，連克興化、高郵。十四年正月，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事祐。九月，脫脫總製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出征高郵，號稱百萬。高郵正危在旦夕時，脫脫受到中書平章哈麻等彈劾，被免職流放，元廷另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代領其兵。由於臨陣易將，元軍不戰自潰，張士誠則乘機出擊，元軍解體。從此元軍喪失了優勢。
起義的發展和失敗高郵之戰對整個戰局發生了有利於農民起義軍的變化。北方紅巾軍從至正十五年(1355)開始主動出擊。二月，劉福通將韓林兒從碭山夾河迎至亳州，建立北方紅巾軍的政權——宋，建元龍鳳。韓林兒為帝，又號“小明王”。中央設有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和六部，地方設行省。以杜遵道、盛文鬱為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福通弟劉六為知樞密院事。杜遵道擅權，為劉福通所殺，福通為丞相，封太保。從十六年起，福通分兵出擊，三路北伐。
至正十六年九月，李武、崔德率領的西路軍猛攻潼關。次年初，李武、崔德占領商州(今陝西商州)，二月，進逼陝西行省首府奉元(今陝西西安)。元廷令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解圍，紅巾軍戰敗。閏九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陝，奪取興元路(今陝西漢中)，又克秦(今甘肅天水)、隴(今陝西隴縣)，進據鞏昌(今甘肅隴西)。十月，紅巾軍攻鳳翔(今陝西鳳翔)，察罕帖木兒往援，紅巾軍失利。十八年一部分西路紅巾軍在李喜喜等率領下進入四川，稱“青巾”，後投奔陳友諒。李武、崔德等向李思齊投降。
東路軍由毛貴率領。毛貴原是趙君用的部將，至正十七年二月，從海寧州(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由海道入山東，連克膠州(今山東膠縣)、萊州(今山東萊州)、益都路(今山東益都)、濱州(今山東濱縣西北)、莒州(今山東莒縣)等地。七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響應毛貴起義。十八年二月，毛貴攻克濟南。至此，山東各地大部分已為毛貴、田豐所占領。宋政權在山東設益都等處行中書省，以毛貴為平章。毛貴設“賓興院”，選用以前的元官，並派姬宗周等為地方官，又於萊州屯田，以儲備糧食。官民田十收二分。在攻克濟田豐、王士誠殺察罕帖木兒。察罕帖木兒養子擴廓帖木兒襲父職，繼續圍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豐、王士誠被殺，陳猱頭被俘送大都。山東紅巾軍被鎮壓下去。
中路軍由關先生(即關鐸)、破頭潘(即潘誠)、馮長舅、沙劉二等率領。至正十七年九月，越太行山，進入山西。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貴遣其部將王士誠、續繼祖等與中路軍彙合。由於元軍在山西、河北的兵力很強，中路軍的主力轉向晉北，原擬由山西入河北，與毛貴軍會合的計劃未能實現。九月，毛貴進軍河北，三月，克薊州(今天津薊縣)，至濟州棗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縣境內)，進逼大都。但因孤軍深入，敗於柳林，遂退師濟南。十九年四月，淮安趙君用奔山東，殺毛貴。七月，轉戰至遼陽的毛貴部將續繼祖折回益都，殺趙君用。山東紅巾軍各部由於自相仇殺，從此一蹶不振。二十一年夏，察罕帖木兒進攻山東，田豐、王士誠等投降。十月，察罕帖木兒進圍益都，毛貴原部將陳猱頭等堅守。次年六月，克完州(今河北完縣)，十月，占領大同、興和(今河北張北)等路。十二月，克上都，破全寧路(今內蒙古翁牛特旗烏丹城)、遼陽路(今遼寧遼陽)。十九年十一月，紅巾軍進入高麗。二十二年正月，關先生、沙劉二等在高麗戰死，餘眾在破頭潘率領下敗退遼陽。四月，破頭潘在遼陽被俘。
在三路北伐的同時，劉福通也開始出擊。至正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占汴梁，定為宋政權都城。這時，北方紅巾軍出現了鼎盛局麵。但由於三路北伐相繼失利，形勢逆轉。察罕帖木兒和孛羅帖木兒率領的兩支元軍，對宋政權的包圍進一步緊縮。十九年八月，汴梁城破，劉福通保護韓林兒衝出重圍，逃奔安豐。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領了濠州的張士誠，趁安豐空虛之機，遣其將呂珍進攻安豐。劉福通等頑強抵抗，小明王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軍救出小明王等，安置在滁州。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部將廖永忠迎歸小明王至應天，途經瓜步，將其沉死。宋亡。
南方紅巾軍在元軍高郵大敗後，乘機吸收了一部分元軍，壯大了自己的隊伍。至正十五年正月，天完將倪文俊率領紅巾軍占領沔陽。十六年正月，天完政權據漢陽為都，以倪文俊為丞相，改元太平。十七年九月，倪文俊謀殺徐壽輝篡奪帝位沒有成功，自漢陽逃奔黃州，被部將陳友諒殺死。陳友諒奪得軍權後，把進攻重點放在東南，十八年正月，與巢湖水師趙普勝攻克安慶，乘勝連克江西、福建許多地區。陳友諒為篡奪天完帝位，於十九年九月先殺趙普勝，同年底，又逼徐壽輝徙都江州，伏殺其部屬，自稱漢王。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攻占太平，殺害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大漢，改元大義。閏五月，陳友諒出兵集慶，企圖一舉消滅朱元璋，卻在龍灣中伏大敗而歸。
陳友諒殺徐壽輝後，天完隴蜀省右丞明玉珍在四川重慶稱隴蜀王，脫離陳友諒獨立。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建國大夏，改元天統，自稱皇帝，占據全蜀，進兵雲、貴，但在進攻盤踞於雲南的元梁王時，不利而退。
張士誠在高郵轉危為安後，至正十六年二月，攻克平江路(今江蘇蘇州)，改平江路為隆平府。分兵克常州、鬆江、湖州、杭州。這時朱元璋的軍隊已克集慶，勢力向東伸張，兩軍發生交戰。十七年，朱元璋連克長興、常州、泰興、江陰、常熟等地，張士德也在常熟為朱元璋軍擒獲。張士誠投降元朝，被封為太尉。他在軍事上繼續與紅巾軍為敵，在政治經濟上支持元朝統治，生活上腐朽墮落。趁宋政權三路北伐的時機，勢力擴張到濟寧、濠州一帶。二十三年春出兵安豐，逐走小明王。九月自稱吳王。
方國珍自至正八年至十四年六年間，曾三降元朝。十六年三月，又降元，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八年底，朱元璋的軍隊已經東下衢州、婺州，逼近方國珍割據的溫、台、慶元諸路。次年，方國珍獻溫、台、慶元三郡之地於朱元璋，被授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不久，又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職，並於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大批海船，運送張士誠的十餘萬石糧到元大都去。順帝封他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
垂死掙紮的元末統治集團脫脫在高郵前線被貶後，元朝統治集團更加腐朽不堪，內部傾軋，軍閥混戰，終於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哈麻因陰薦西番僧“演揲兒”(意為“大喜樂”)法，深受元順帝妥歡貼睦爾所寵，繼任中書左丞相，弟雪雪拜禦史大夫，妹婿禿魯帖木兒亦受寵。順帝終日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怠於政事，荒於遊宴”，國家大權盡歸哈麻兄弟。哈麻、雪雪陰謀廢順帝，立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並殺禿魯帖木兒等。事泄，反被順帝、禿魯帖木兒定計殺掉。順帝命搠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皇太子生母奇皇後與愛猷識理達臘仍謀廢立，令宦官樸不花與左丞相太平商議，太平不肯，於是宮廷內分為支持皇太子的搠思監、樸不花一派和支持順帝的老的沙、禿魯帖木兒一派。
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後，元軍在起義軍打擊下土崩瓦解。但依靠地主武裝起家的察罕帖木兒、答失八都魯、李思齊、張良弼等逐漸崛起，形成了新的軍閥集團。答失八都魯在北方紅巾軍的打擊下兵敗病死，其子孛羅帖木兒繼之察罕帖木兒死後，其養子擴廓帖木兒繼之。這四家軍閥出於爭權奪利，長期以來互相攻伐不已。皇太子為了控製朝政，以擴廓帖木兒為外援，老的沙等則依靠孛羅帖木兒來對抗。
至正二十四年，右丞相搠思監、樸不花指責孛羅帖木兒圖謀不軌，於是就下詔削其官爵，解其兵權。孛羅帖木兒拒不從命，遣禿堅帖木兒出兵大都，順帝不得已將搠思監、樸不花縛送給他，並複其官爵。皇太子很不甘心，命擴廓帖木兒出兵攻打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又出兵攻大都，皇太子戰敗，逃奔冀寧。孛羅帖木兒人大都，順帝命孛羅為中書右丞相，節製天下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禦史大夫。二十五年，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戰敗。七月，孛羅帖木兒被刺死於宮中，餘黨被殺。九月，皇太子和擴廓帖木兒入京，命擴廓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奇皇後要擴廓逼順帝讓位，擴廓不從，請求帶兵外出。閏十月，順帝封擴廓為河南王，代皇太子總製關、陝、晉、魯諸道兵馬，出征南方。但李思齊不服。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結成聯盟，與擴廓交戰。十月，順帝罷擴廓兵權，其原統軍兵由白瑣住、虎林赤、貊高等分別統率。另立撫軍院，由皇太子總製天下兵馬，專防擴廓。這時朱元璋即將北伐，元朝行將滅亡。
朱元璋領導的統一戰爭至正十二年，定遠富豪郭子興於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起義。朱元璋原是郭子興部親兵，以戰功升為總兵。郭死後，升任左副元帥。十五年，收降部分巢湖水師，渡長江東進。十六年，據集慶，宋政權任命他為江南行省左丞相。屢敗陳友諒、張士誠，勢力擴展至蘇、浙、皖、贛。
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特製數百艘“樓船”，兵號六十萬，包圍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將朱文正率軍死守八十五天。七月，朱元璋親率二十萬大軍來救，陳友諒退至鄱陽湖迎戰，這就是著名的鄱陽湖大戰。陳友諒大敗，中流矢死。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稱吳王。二月，朱元璋率水陸大軍征武昌。陳友諒子陳理請降。漢亡。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發布《平周檄》。這篇檄文雖然仍用大宋“皇帝聖旨”和“龍鳳”年號，卻完全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汙蔑紅巾軍。八月，朱元璋令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二十萬攻張士誠。徐達等先後攻占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地，形成對平江的包圍。十一月，開始圍攻平江，四周築長圍以困之。吳元年(1367)九月，城破，張士誠被俘，自縊死。
吳元年九月，朱元璋滅張士誠後，遣軍分兩路進攻方國珍。十一月，方國珍投降。同月，又派軍南下征陳友定。陳友定本為驛卒，因襲擊紅巾軍有功，官至福建行省平章，占有閩中八郡，一直效忠元朝，與朱元璋為敵。次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國號為明，年號洪武。同月，明兵攻取建寧，進圍延平，陳友定被俘，福建平定。接著，兩廣也為明朝所有。
正當元朝統治下的北方處在軍閥混戰的時候，吳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二十五萬北伐。他再三申明行軍紀律，又發布了北伐檄文，提出“驅除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根據朱元璋的作戰部署，徐達率軍先抵淮安，攻占山東全境。洪武元年三月，徐達等進入河南，同時，由馮宗異率領的偏師克陝州，扼潼關，西略華州，以防李思齊等援兵東犯。五月，朱元璋抵汴梁，準備進軍大都。閏七月，明兵會集德州，步騎舟師繼續沿運河北上，下長蘆，克清州，至直沽，大都震驚。七月二十八日，當明軍占領通州後，元順帝率後妃、太子逃到上都。八月初二，徐達率北伐明軍進入大都，元朝政權被推翻。時擴廓帖木兒擁兵山西，李思齊、張良弼等盤踞陝西，納哈出據守遼陽。九月，徐達、常遇春等進兵山西。十二月，擴廓帖木兒乘北平(明改大都為北平)空虛，率軍出雁門關企圖奪取北平，徐達等直取太原，又偷襲擴廓兵營，擴廓大敗，僅以十八騎逃遁，太原失陷，山西平定。洪武二年四月，常遇春、馮宗異等率軍入陝西，李思齊投降。常遇春、李文忠又率軍直搗上都，元順帝再往北逃，次年四月病死於應昌。
明
中國曆史上繼元之後的又一統一王朝。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在應天(今南京)稱帝，國號明。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疆域最廣時，東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烏第河)流域，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有今西藏、雲南，東南到海並及於海外諸島。朱明王朝傳十二代，曆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共十六帝，統治二百七十七年。崇禎初年，陝北爆發農民起義，不久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農民戰爭。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自殺，明朝滅亡。明亡後，其殘餘力量曾在南方建立弘光等政權，史稱南明。
明朝的建立
元朝末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端尖銳，最終導致以紅巾軍為主力的農民大起義。在各路義軍之中，朱元璋所部軍紀嚴明，兼有文士馮國用兄弟、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武將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善戰，終於脫穎而出，成為起義軍主力。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占集慶(今南京)後，起義軍大宋政權任命其為平章政事、左丞相，朱元璋遂廣聘能士，采儒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策略，發展生產，且耕且戰，為軍需奠定了雄厚基礎。對外攻城略地，屢敗陳友諒、張士誠，勢力擴展至蘇、浙、皖、贛。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與陳友諒會戰於鄱陽湖，友諒大敗。次年正月，朱元璋稱吳王。二十六年，他發布《平周檄》，雖仍沿用大宋龍鳳年號，卻已流露出稱帝自立之意。次年九月，克平江，俘張士誠又迫降方國珍，南征陳友定，南方割據勢力基本廓清，遂派徐達、常遇春統兵二十五萬北伐。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即皇帝位，建國號為明：是為明洪武元年(1368)。同年八月，明北伐軍進入大都，元朝政權被推翻。此後，明軍分兵略地，先後平定西北、四川、雲南、東北等地，統一中國。
明代疆域圖明末農民起義和明王朝的滅亡
明後期社會矛盾的激化明末，社會矛盾繼續加深，土地空前集中。神宗時，皇室的莊田達兩萬一千多頃，其中一部分已擴張到江南。神宗之弟潞王朱翊謬在湖廣等地占田四萬頃。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在山東、河南、湖廣占田兩萬頃，三女占田共七千五百頃，以後桂、惠二王又占田一萬頃。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川、湖廣等省王莊密布。地主官紳也爭相置產，這些人對田土的侵奪，比王莊、皇莊尤劇。河南的縉紳富室占田少者六七百頃，多者千餘頃。在土地肥沃的蘇、鬆、杭、嘉、湖五府地區，已達到“有田者十一，為人佃作者十九”的程度。在擁有水利灌溉的成都平原地區，十分之七的土地是王公占田。在封建地主階級兼並土地過程中，大量勞動人民淪為貴族、地主的佃農、雇工和奴仆。王公、勳戚向佃農征收高額銀租，每畝地收租銀三分、五分，甚至一錢。桂惠二王年收租銀至三萬兩，福王每年收租銀達四萬六千餘兩。一般地主豪紳則主要征收實物租，江南一畝之收，多則三石，少者不過一石，私租卻重至一石二三鬥至兩石。除正租外，還有各種附加租額和從地主那裏轉嫁來的差役、賦稅和高利盤剝。
貴族、地主對佃農的人身束縛也很嚴重。河南等地的佃農不僅須無條件地替地主服各種雜役，而且未經地主給假不得自由行動。豪紳地主和王府親隨在各地私設公堂、吊拷租戶、駕帖捕民、格殺莊佃，無所不為。淪為長工和奴婢的農民，無論在法律上和實際生活中都沒有自由可言。神宗時，江南等地的地主士紳往往有役使奴仆千百人者。奴仆的身份比長工、佃農更為低賤，一經與主人立契，世代都不能脫籍，時稱“世仆”。
封建國家的賦稅徭役也極為苛重。一條鞭法在具體執行中弊竇滋生，難以減輕廣大貧苦農民的負擔。丁銀(即分配到丁口中的差役銀)苛重，分配不均。有的重至三分、五分，還有的重至一錢、三錢甚至五錢。地主富戶往往買通官吏，躲避差徭，把丁銀分派在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身上。在折銀方麵，貧苦農民需賣糧食繳納賦役銀，又要遭受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盤剝。許多人無銀可納，無糧可賣，無貸可借，隻有流亡。
田賦加派不斷增多。萬曆四十六年，明朝統治者因遼東的戰爭，在各地加派賦稅，稱為“遼餉”。崇禎時又因鎮壓農民起義先後加派“剿餉”和“練餉”，舊餉加三餉每年要增賦銀兩千多萬兩。地方官吏還從中加征“火耗”，甚至加二加三，以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相繼破產，農村經濟日益凋敝。
為了攫取更多的貨幣，躲避差徭，官紳地主多兼營官店、牙行、囤房、典債、鹽酤等。在北京的勳戚王公除霸占莊田外，又紛紛經營窯場(煤窯、灰窯)，開設店鋪。他們利用封建特權在各地包攬商稅，壟斷市場，無所顧忌地掠奪城市貧民、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的財富。
與此同時，明朝政府也加強了對工商業城鎮的掠奪。從萬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出大批礦監稅使，以征收礦稅、商稅為名，在各地大肆搜括各種珍寶和金銀。這些宦官在各地公行搶掠，隨意捕殺人民，還在城鄉交通路口設置關卡，苛稅極其雜多。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鎮中，不斷出現店鋪倒閉、手工業工人失業的現象。在礦稅監的橫暴掠奪下，城市的工商業日趨凋敝。自二十七年後，各地紛紛爆發城市居民反對礦監稅使的鬥爭，參加鬥爭的基本群眾是城市的下層居民，包括小商人、小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較大規模的城市居民的反抗運動，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階級矛盾的激烈和擴大。
封建統治者更加窮奢極欲。明神宗除揮霍每年送入皇宮的一百二十萬兩金花銀外，還覺用度不足，一次即向戶部索銀二千萬兩，皇太子和公主的婚禮費用銀達九百三十四萬兩，皇帝修陵墓用銀達八百萬兩，宮內奴役宮女九千人，宦官上萬人。而貧苦農民在殘酷的封建剝削下，卻經常吃草根樹皮，在災荒的年月甚至吃雁糞、白土和石粉，到處是饑饉和死亡。萬曆十五年前後，被統治者稱為“饑民”“叛民”“山賊”“流寇”的破產農民，已經不斷掀起聚眾抗官的鬥爭十六年，在今安徽、湖北、江西交界地區，爆發了劉汝國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割富濟貧”，隊伍很快發展到數萬人，劉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劃富濟貧替天元帥”。次年春，劉汝國被俘犧牲，起義失敗。明朝後期，各地農民也紛紛利用白蓮教組織起義，其中主要的有熹宗天啟二年五月，徐鴻儒、王好賢等於山東鄆城一帶領導的起義等。
明代後期，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也十分複雜尖銳。以皇帝、宗室、宦官、勳戚為主的皇家地主集團和包括權臣以及各地官紳在內的官紳地主集團是當時社會上主要的統治勢力。中小地主、中下級官吏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一部分依附在大地主集團的周圍，是大地主集團利益的維護者，在萬曆時分為浙、楚、齊、昆、宣各黨，天啟時大多合為閹黨。另一部分則在經濟上受排斥，政治上無勢力，為了挽救明朝的統治危機，他們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與大地主集團展開激烈的衝突，被稱為東林黨。東林黨人是大地主集團的反對派，代表了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他們的主張也部分地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要求。盡管非東林黨之間也有矛盾，但它們都一致攻擊東林黨。在這些黨派之中，以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還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地位十分顯赫。
萬曆後期，黨爭以爭國本為主線，先後有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三案之爭。李三才人閣的事件也成為當時黨爭的中心。在黨爭過程中，東林黨人反對當權派的胡作非為，反對王公、勳戚對田土的掠奪，反對礦稅監的橫征暴斂。其鬥爭有一定正義性，也產生了一定的成效。在東林黨的反對下，神宗終於立常洛為太子，勳戚鄭氏的勢力受到一定的壓抑。
熹宗天啟年間，黨爭達到高潮。最初，東林黨曾占上風，不久，反東林諸黨與宦官魏忠賢相勾結，形成“閹黨”，對東林黨施以殘酷的報複。天啟五年，楊漣、左光鬥、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被逮錦衣衛獄論死。六年，又先後逮捕高攀龍、周順昌、黃尊素、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周起元等人，高攀龍在無錫自殺，其餘皆人北京詔獄，蹂躪以死。各地群眾為了保護蒙冤的東林黨人，進行了反閹黨的鬥爭。同年三月，魏閹緹騎到蘇州逮捕周順昌，蘇州群眾極為憤慨，方開讀假詔時，群眾即起而打擊緹騎，當場擊斃緹騎一人。後為首的顏佩韋、周文元、楊念如、馬傑和沈揚五人被處死。這次事件即著名的“開讀之變”。
明末農民起義的興起和發展熹宗天啟七年，陝西大饑，澄城知縣張鬥耀向農民勒逼租稅，催征峻急，三月，貧苦農民王二率饑民衝入縣城，殺張鬥耀。此次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起義的烈火很快遍及陝西的中部和北部。崇禎元年，王二集聚饑民和一部分黃龍寨的回族人民轉戰蒲州(今山西永濟西)、韓城等地。府穀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今陝西安塞東南)高迎祥等響應王二，先後舉行起義。他們劫縣獄，敗官軍，聲勢日震，有的並向陝南發展。起義的群眾有饑民、難民、邊兵和驛卒，但多各自為戰，彼此間還缺乏聯絡。崇楨三年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等“所在蜂起”。李自成即在此時參加起義，初在不沾泥部下，後歸高迎祥。張獻忠也在延安起兵，號“八大王”。同年，王嘉胤攻占山陝府穀、延安，慶陽等地，王自用、高迎祥、張獻忠等擁其為盟主。次年，陝西的農民軍紛紛向山西轉移，號三十六營，部眾至二十餘萬，農民軍的聲勢也越戰越強。
麵對農民起義蓬勃發展的局勢，明統治者任命楊鶴為三邊(延綏、寧夏、甘肅)總督，對農民軍采取了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方針，但起義軍卻“視總督如兒戲”。次年明廷宣布招撫失敗，下楊鶴於獄，起用洪承疇為總督，專一主剿。而起義軍勢日熾，橫掃山西各州縣，一部分又向畿南、豫北挺進，洪承疇的圍剿遭慘敗。
六年，代王嘉胤為盟主的王自用因勞成疾卒，高迎祥起而代之。同年冬，他率領張獻忠、馬守應(老回回)、惠登相及闖將李自成等衝破明軍包圍，渡過黃河，兵十餘萬，連破澠池、伊陽(今河南汝陽)、盧氏，乘勝分別進入豫西、陝南、四川、湖廣。八年，高迎祥率軍由河南進入南直隸，攻占明中都鳳陽，燒毀明朝皇帝的祖陵——明皇陵。不久，高迎祥、李自成率兵經河南入陝西，張獻忠則繼續南進，破廬州(今安徽合肥)，下麻城。在崇禎八、九年間，這兩支農民軍的主力部隊，勢如急風驟雨，縱橫南北，聯絡其他起義軍，時分時合，兵鋒所至，明軍多望風逃竄，迫使洪承疇等從進攻轉為分區防守。九年七月，高迎祥在整屋(今陝西周至)遭明將孫傳庭的伏擊，不幸被俘，在北京就義。他的犧牲，給農民軍帶來極大損失。
次年，明兵部尚書楊嗣昌製定四正六隅十麵網之策，以陝西、河南、湖北、江西為四正，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對農民軍反撲。又命熊文燦總理南京、河南、山西、陝、川、湖北軍務，專事招撫以解散農民軍。在明軍的剿撫二策之下，一部分農民軍如闖塌天劉國能甘心投降一部分則宣稱接受招撫，但不交出軍隊，如張獻忠和羅汝才有的則隱蔽起來，休養生息，待機再起，如李自成。
十二、十三年，山東、河南、河北等地連續發生旱災、蝗災，赤地千裏，逃亡載道。王公和地主豪紳對農民的剝削更加沉重，明朝政府又於遼餉外先後加派剿餉和練餉。黃河南北的饑民不少已揭竿而起，其他各地也都蘊藏著一觸即發的革命烈火。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在穀城再度起義。他聯合駐軍房縣的羅汝才，西向四川，粉碎楊嗣昌四正六隅十麵網的圍剿計劃。同年，李自成也由湖廣房縣、陝西商雒(今商縣、商南)等地區直入河南，眾至數萬人。十二月，連破魯山、郟縣、宜陽三縣，並進攻永寧(今河南洛寧)，隊伍不斷擴大，此後，起義軍又連克偃師、靈寶(今河南靈寶北)、新安、寶豐，為攻占洛陽做好了準備。十四年正月，農民軍攻占洛陽，福王常洵被捉獲。李自成殺之，宣布沒收王府金銀和糧食，賑濟饑民。農民軍攻占洛陽，使明朝朝野上下一片驚惶，極大地鼓舞了農民軍的鬥誌。此後，農民軍三次包圍開封，在項城(今河南項城南)、南陽、襄城、朱仙鎮(今河南開封西南)、汝寧(今河南汝南)等幾次戰役中，先後戰敗傅宗龍、汪喬年、丁啟浚、左良玉等統率的明軍，占領河南絕大部分地區，並連下湖北承天(今鍾祥)及荊、襄各州縣。十六年，李自成被推舉為順天倡義大元帥，改襄陽為襄京，稱新順王，設官職，整頓軍事組織，正式建立農民革命政權。十月，農民軍從襄陽向豫西進軍，在河南汝州(今臨汝)殲滅了以剽悍著稱的孫傳庭的部隊，擊斃孫傳庭。乘勝破潼關，直入西安，此後迅速占領全陝，並以偏師攻入慶陽、蘭州、西寧和寧夏。
大順政權的建立和明王朝的滅亡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號大順，改元永昌。二月，農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經河南入山西，從太原分兵兩路，直搗北京。沿途農民扶老攜幼，歡迎起義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率農民軍從柳溝(今北京延慶居庸關東)入昌平，焚燒定陵享殿，居庸關守將唐通投降。次日，農民軍擊潰明朝三大營的軍隊。十八日，李自成駐沙河，農民軍進占外城。十九日晨，明思宗朱由檢走投無路，縊死於煤山(今北京景山)，農民軍主力入內城，明朝的封建統治被推翻。
清
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由滿族統治者建立。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即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年號“天命”，建都於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後遷都盛京(今沈陽)。明崇禎九年(1636)其子皇太極(即清太宗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1644年明朝覆亡，清軍入關，遷都北京，經過長期戰爭，確立了對全國的統治。到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農業生產得到全麵恢複和進一步發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國力鼎盛。乾隆以後，內外矛盾激化，反清起義頻繁。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了鴉片戰爭，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入侵中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從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為尖銳，帝國主義橫行，戰亂不斷，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政府日益衰落腐敗。但中國社會也生長起新的經濟和新的階級，西方的科學文化得到了傳播。中國人民為了挽救危亡，進行了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直至宣統三年(1911)發生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
滿族的興起、清朝對全國統治的確立
後金政權的建立滿族的先世一直居住在東北地區，和中原地區的關係密切。滿族的祖先肅慎，曾向周武王朝貢。後肅慎改稱挹婁、勿吉、靺鞨。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靺鞨曾建立渤海國，受唐朝冊封。公元10世紀後，靺鞨改稱為女真。曾建立金朝，滅遼伐宋。明朝女真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滿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係祖先居住在黑龍江流域北岸，後來逐漸向南遷移。明朝政府設立了建州衛和建州左衛、建州右衛。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即是明成祖任命的建州衛都指揮使。
明萬曆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以祖、父遺甲十三副起兵，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事業。經過五年戰爭，統一了建州各部。他在羽翼尚未豐滿的時候，對明朝十分恭順，接受其所授官號，並多次親自赴北京朝貢。此後，努爾哈赤又擊敗海西女真的哈達(1601)、輝發(1607)、烏拉(1613)、葉赫(1619)等四部，基本上統一了女真各部。在戰爭過程中，努爾哈赤創建了八旗製度。八旗是軍政合一的組織，它把分散的女真族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和戰爭。努爾哈赤使子侄們分別擔任各旗的旗主。又發展經濟，促進貿易，訂立行政和法製規條，選拔人才，創製文字，設立了議政王大臣。明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國號“大金”。
清鐵炮後金的建立威脅了明朝對遼東的統治。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1619)，明軍十餘萬人分兵四路征伐後金。後金以六萬兵力於薩爾滸擊破明軍明天啟元年(1621)，後金乘勝攻取沈陽，明天啟五年，遷都於此，後又席卷遼西大片地區。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後金軍攻打寧遠，遭到袁崇煥率領的明軍的堅強阻擊，後金軍戰敗。努爾哈赤奪取全遼的計劃受挫，這年八月因病去世。
皇太極改製稱帝努爾哈赤死後，八旗並立，各有實力。其第八子皇太極勢力最強，被擁立為汗，改元天聰。政權沿襲原來的原始軍事民主製，由皇太極和其兄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四大貝勒共同主持軍政大事。皇太極改易族名為滿洲，並進行了一係列改革：
集中權力。改變四大貝勒共主國政的體製，每旗設旗務大臣，與諸貝勒偕坐，共議國政。此後，又翦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貝勒，形成南麵獨尊的局麵。
建立和完善國家機構。後金政權原以八旗製度行使國家權力。皇太極在削弱旗主權力的同時，仿照明朝的中央集權製，建立和完善國家機構。設內三院，負責草擬詔令敕諭，頒布製度政策，參與國家機務，使之具有內閣的職能。又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為八衙門，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構，取代了八旗貝勒理政的局麵。
任用漢族官員、將領和知識分子。以高官厚祿招納漢官漢將，並任以實權。實行開科取士，薦舉賢才。從而增強了後金政權的實力，分化、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設立漢軍八旗、蒙古八旗，編製和滿洲八旗相同，直接聽命於汗，擴大了兵源，增強了戰鬥力。
五、重新編莊。滿族占領遼沈地區，奴役漢民，引起反抗和大量逃亡。皇太極為了緩和矛盾，發展農業生產，將農莊重新編組。八名壯丁，編為一莊，“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又清丈土地，編審壯丁，嚴禁隱匿，使大量土地改為屯地，許多壯丁成為國家控製下的民戶。這些措施促進了從奴隸製向封建製的轉化。
加強法製。製定各種法律，強調秉公執法，賞罰嚴明。違犯法令，雖權貴親族亦不寬縱。
滿族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經濟逐漸繁榮，政治日益安定。皇太極地位日尊，遂於天聰十年(1636)在盛京稱帝，改國號為“清”，改元崇德。
明清戰爭與清軍入關皇太極麵對著三種力量，明朝、蒙古和朝鮮。即位之初，他表示願與明朝議和，以爭取時間。崇德元年，征服朝鮮，解除了後顧之憂。他又利用漠南蒙古的內部矛盾，采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方針，拉攏蒙古各部封建主，集中力量打擊其中力量最強的林丹汗，並於天聰六年完成了對漠南蒙古的統一。漠北喀爾喀蒙古亦臣屬於清朝。皇太極還對黑龍江流域各部族進行招撫或征討，統一了東北全境。清入關以前，統治所及“自東北海濱(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濱(貝加爾湖)，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
與此同時，皇太極采取奔襲騷擾的戰略，數次越過長城，繼續進攻明朝。後金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親率大軍，從喜峰口入關，圍困北京又施用反間計，借祟禎帝之手殺袁崇煥。八年，又繞道蒙古地區入長城，攻襲宣化、大同，大掠而歸。崇德元年，阿濟格率軍入居庸關，破京郊各城，軍鋒南至保定。三年，多爾袞、嶽托等出兵從牆子嶺、青山關毀邊牆而入，長驅南下，明督師盧象升戰死於冀南，清軍突入山東，攻破濟南，俘獲大量的人畜和金銀。此外，還陸續攻破明朝在旅順和皮島的據點，徹底消除了背後的隱患。
這時，明朝的軍事形勢發生進一步變化。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轉戰中原，聲威日盛(見李自成起義、張獻忠起義)。明朝兩麵受敵，左支右絀。皇太極乘機在崇德五年至八年(明祟禎十三年至十六年)大舉用兵，奪取了明朝重兵設防的錦州、寧遠地區，掃除了進入山海關的障礙。
崇德八年，皇太極突然病逝，清政權在繼承問題上發生糾紛。皇太極的長子豪格與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多爾袞爭立，經調和解決，由皇太極的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即清世祖福臨)即位，改元順治，而以兩個叔父多爾袞和濟爾哈朗輔政。後來，多爾袞的權勢日盛，稱皇父攝政王。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禎帝自縊。駐軍山海關的吳三桂投向清朝，引清兵入關。四月，李自成率軍至山海關，與吳三桂和清朝的聯軍戰於一片石、石河等地，農民軍戰敗。從此，形勢急轉直下，李自成匆忙撤出北京，退往陝西撤離北京前夕，登基稱帝，國號大順。清軍在多爾袞的率領下，打著為明朝複仇的旗號，長驅直人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統治。
清軍又分兵兩路，追擊李自成。多鐸攻潼關，阿濟格由邊外入陝北。大順軍屢戰失利，李自成放棄西安，退入湖北，占領武昌。清軍追至，李自成又撤出武昌。順治二年六月途經通山縣九宮山，遭地主武裝的襲擊，李自成遇害，餘部退至湖南。
當李自成的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明朝的時候，張獻忠的起義軍進入四川，建元稱帝，國號大西。清軍擊敗李自成後，派豪格率兵入川。張獻忠從成都北上迎敵。順治四年正月駐軍西充，遭到清軍的突然攻擊，張獻忠犧牲。大西軍餘部轉戰南下，進入雲南。
明朝滅亡後，南方的官僚、地主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年號弘光，建立了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弘光小朝廷內，馬士英等把持朝政，排斥異己。史可法督師江北，但指揮不了軍隊。江北四鎮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橫行於江淮，左良玉軍盤踞長江中遊，各擁兵自重。麵臨著清軍南下的威脅，弘光帝沉湎酒色，官僚將領之間傾軋火並。四鎮中兵力最強的高傑被許定國誘殺。左良玉因和馬士英矛盾，以“清君側”為名，率兵東下。這時，多鐸率領清軍渡過淮河，而防淮的劉澤清、劉良佐都被南調抵擋左良玉軍。史可法困守揚州，少兵無援。順治二年，揚州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義。清軍渡長江，南明的官吏將領紛紛投降，南京失守，弘光帝逃走，後被捕殺。
清朝的衰落、外國資本主義的武裝入侵
嘉道時期的農民起義乾隆後期，清朝走過了全盛階段而逐漸衰微。首先是土地兼並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大地主田連阡陌，廣大貧苦農民無地可耕，淪為佃農、雇農。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額地租，往往達收獲量的一半以上。地主還采取超經濟的強製手段，逼迫農民服勞役，送節禮，進行人身控製。雇農或做長工，或做短工，工資微薄。農村中還有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災人禍即傾家蕩產。
在土地急劇兼並、封建剝削苛重的情況下，清代的人口卻在迅速增長。康熙時在冊的丁數近二千五百萬，加上婦女老幼與隱匿人口，估計總人口約一億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國第一次人口統計為一億四千萬人。一百年後，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億一千萬。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麵積並未相應增加。乾隆五十九年，全國人口三億七千零四十六萬，全國耕地約有九億畝，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畝。人多地少，謀生困難，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曆年發生水旱蟲災，糧價騰貴，饑民遍野，社會秩序日益動蕩。
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皇室鋪張揮霍，供應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開倡了奢糜之風。貴族王公、官僚富商無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貨山積，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場貪汙腐化，賄賂公行。乾隆後期屢興大獄，誅殺很多大貪官，但並不能扭轉腐敗風氣。貪汙之風影響到軍隊，各級將領克扣軍餉，竟尚浮華，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溫飽。軍政廢弛，紀律敗壞，士無鬥誌，武裝力量大大削弱。
從康熙中葉到乾隆中葉，清朝的統治相對穩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發生朱一貴起義，一度占領全台外，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存在著分散、零星的鬥爭。漢族的中下層懷念明朝，打著“朱三太子”“反清複明”的旗號，從事反清活動，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殺。還有全國各地的抗租抗糧鬥爭，農民不給地主交租，不給政府納稅。這些鬥爭雖然分散、細小，但卻頻繁、普遍。一旦條件具備，自發的經濟鬥爭便有可能轉化為起義和戰爭。此外還有城市中手工業工人的鬥爭，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反對壓迫，但城市中的工商業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強大的清政權相抗衡的力量。
清前期，各種反清力量還微弱，但階級矛盾在發展，不穩定因素在滋長，白蓮教、天地會這類民間宗教和秘密結社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得以生長、傳布。白蓮教是傳統的宗教迷信組織，盛行於北方農村天地會則流傳於東南地區，始創於清代(或說康熙時，或說乾隆時)。這類民間宗教和秘密結社，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時候，成為下層人民反抗現存統治的強有力的工具。
以乾隆三十九年山東臨清的王倫起義為契機，揭開了清中葉農民起義的序幕。起義雖很快被鎮壓下去，但因其發生在清朝統治的心髒地區，所以全國震動，影響極大。四十六年，甘肅爆發了蘇四十三、田五起義，參加者多為撤拉族、回族人民。五十一年，台灣爆發了天地會的林爽文起義。六十年又發生了湘黔苗民起義。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清中葉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川楚白蓮教起義。這次起義曆時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規模甚大，戰鬥激烈，嚴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
上述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但階級矛盾並未緩和，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嘉慶年間，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仍持續不斷。十年，東南漁民在蔡牽領導下發動起義。十八年，北方天理教在李文成、林清領導下發動起義。林清聯絡教徒二百人，準備由太監接應直衝宮禁。林清本人坐鎮黃村，等待後援。起義教徒由西華門攻入紫禁城，雖因眾寡懸殊而失敗，但對京師震動極大。十九年陝西三才峽木工，因失業乏食，發動起義。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廣東、廣西的瑤民分別在趙金龍、趙子清、盤均華的領導下發動起義，都發展成規模較大的戰鬥。還有東南各省的天地會，也發動了頻繁、細小的武裝反抗。這些起義也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的動亂還在繼續，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正在醞釀，終於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閉關政策與鴉片貿易康熙統一台灣後，下令開放海禁，對外貿易有所恢複發展。這時，英國在各國對華貿易中占首位。18世紀中葉，它在歐美對中國貿易的進出口總值中已占一半以上，18世紀末增加到大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中國長期出超，傳統產品茶葉、生絲、土布、瓷器在歐洲市場上很受歡迎，銷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國家除了把印度棉花轉販到中國，不能提供其他適當商品。英國的機製棉毛織品在中國市場上滯銷虧損，隻能把大量白銀輸入中國，以平衡貿易逆差。外國商品難以進入中國市場，主要是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對外國商品有強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在中外貿易和交往方麵設置了障礙。清政府擔心，如果開放貿易，中國人民接觸了外部世界，將會增強反政府的傾向和力量，所以對中外交往嚴密控製。一方麵限製中國人出洋貿易和居住，嚴格規定出洋船隻的大小、型製與裝載貨物的品種、數量，水手客商人數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麵限製來華外國人的活動，指定在廣州一口通商，規定進出口貨物的種類，對外國商人在中國的行動、起居製訂規條，稽查防範。特別是設立行商製度，使來華的外商隻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準和其他人往來。外國進口貨物由行商承銷，外商購買內地貨物出口，亦由其代購。甚至外國商人交納關稅，辦理交涉也必須通過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這種閉關政策建立在落後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力圖與外部世界隔離，以保存、維護封建主義的統治。它並不能消除或減輕外國的侵略，反而窒息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妨礙了中國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
當時，英國不甘心於對華貿易的長期逆差，為扭轉局麵、開辟市場，作了種種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派馬戛爾尼使團到北京，要求開放貿易口岸，割讓舟山某個小島，作為英國存放貨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許英人自由來往廣州，以及頒定稅率，禁止額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條款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並未認真談判，即一概拒絕，馬戛爾尼使團在承德、北京停留一個半月，未獲結果而回國。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又派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但在覲見皇帝的禮節問題上，雙方各執己見。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禮，阿美士德堅決拒絕，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進行對話，英國使團被遣送出境。
英國資產階級後來終於找到了可以改變對華貿易不利局麵的途徑，即向中國輸入大量鴉片，以抵消貿易逆差。鴉片最初是以藥品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少。18世紀末，輸入量逐年增加，每年達四千箱。清政府覺察到鴉片的危害，於嘉慶五年禁止鴉片進口，以後又不斷重申禁令，采取各種禁煙措施。但英國鴉片販子通過賄賂和走私，使鴉片輸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連年激增，到鴉片戰爭前夕，每年輸入高達四萬箱，其價值超過了中國出口的茶絲布匹全部價值的總和。中國的對外貿易從出超變成入超，每年為抵償貿易逆差，外流的白銀達一千萬兩。
罪惡的鴉片貿易為英國商人和英國印度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而給中國社會、中國人民造成了嚴重的災難。鴉片煙不僅摧毀了許多中國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擾亂了貨幣流通過程，銀價上漲，銀貴錢賤，影響了生產、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鴉片，意誌萎靡，不理政事，不習武功。清朝也因貨幣流通混亂、稅源枯竭而減少了財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嚴禁鴉片，但並無效果。有一些和鴉片利益有聯係的官吏，阻撓和反對禁煙。道光十六年(1836)許乃濟提出鴉片弛禁，進口按章納稅，並許內地種植，這一荒謬主張遭到許多有正義感的官吏的駁斥。在這場嚴禁與弛禁的爭論中，黃爵滋提出了重治吸煙的辦法，吸煙者限一年內戒絕，否則處以死刑。這一嚴厲而徹底的禁煙主張，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擁護。湖廣總督林則徐支持這一主張，並在轄境內切實貫徹禁煙命令，收繳煙土煙槍，限期戒煙，取得了成效。道光帝也主張禁煙，召見林則徐，派他為欽差大臣，往廣州查辦鴉片。
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後果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收繳並焚毀了二百三十七萬斤鴉片。英國鴉片販子和英國政府因不肯放棄這項具有大利可圖的貿易，悍然發動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道光二十年，英國司令懿律率領遠征軍來到中國，先在廣東、福建沿海騷擾。林則徐、鄧廷楨進行抵抗，英軍隨即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駛往大沽。因沿海各省防衛準備不足，清廷幻想弭兵息事，派琦善赴廣州和英國談判，指責主張抵抗侵略的林則徐、鄧廷楨“辦理不善”，“輕開邊釁”，將他們革職，遣戍新疆。琦善執行投降妥協政策，撤除廣州防務，接受了割地賠款的屈辱條件。而道光帝動搖於和戰之間，不甘心不戰而降，又撤換琦善，準備在廣州和英軍作戰。二十一年，英軍進攻虎門，提督關天培等英勇抵抗，力竭犧牲。身為統帥的奕山卻與英軍一觸即潰，向英軍交納六百萬元“贖城費”，以乞求英軍不進入廣州城。廣州之戰顯示了清軍和英軍之間的力量差距，暴露了自詡為天朝大國的清王朝的虛弱無能。而廣州郊區三元裏的民眾奮起抗擊英軍，予敵重創。
廣州戰役之後，英國更換了統帥，派璞鼎查率軍北上，於二十一年又攻陷定海、鎮海、寧波。清廷派遣的第二個統帥奕經重蹈前任的覆轍，一戰失利，全軍潰退。英軍於第二年進入長江。清軍在吳淞口和鎮江進行了英勇抵抗，提督陳化成力戰犧牲，駐防鎮江的旗兵全部戰死，但未能阻擋住英軍的前進。英軍抵達南京。強敵壓境，清廷驚慌失措，失去了抵抗的意誌和決心，遂派耆英、伊裏布議和，接受了英國的全部侵略要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1842年8月29日)簽訂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條約規定：割讓香港，賠償軍費、煙價共兩千一百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議定”稅則等。以後又和美國簽訂《望廈條約》，和法國簽訂《黃埔條約》。從此，資本主義列強紛至遝來，掠奪權利，一個個不平等條約更加阻擋落後中國的前進。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了中國孤立於世界曆史潮流之外的格局，古老的封建中國遭遇到強大的西方殖民主義。不同的製度、不同的文明，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激烈衝突。戰爭結果表明，中國已大大落後於西方，必須急起直追，了解外國，變革圖強。但這一真理還沒有被當時的中國人所認識。
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雖然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是外國商品的輸入還不像外國資本家所期待的那樣迅速增加。這一方麵由於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另一方麵由於清政府雖已戰敗，但天朝大國的幻覺仍使它對外國商品和技術抱排斥態度。外國侵略者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企圖擴大侵略權利，被清政府拒絕。鹹豐六年(1856)，英國以廣州官兵搜查曾在香港登記的中國走私船“亞羅號”為借口，法國以在廣西傳教的法國教士被殺為借口，共同出兵，再一次發起侵略戰爭。鹹豐七年，英國的額爾金、法國的葛羅統率英法聯軍進攻廣州，清軍未作戰守的準備，廣州很快失守，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次年春，英法聯軍北上，在大沽登陸，攻陷天津。清王朝正在長江中下遊和太平軍殊死戰鬥，北方毫無軍備，隻得和英法議和，訂立《天津條約》。依據條約，清政府除賠款、修改稅則、更多開放通商口岸外，又同意外國使節常駐北京，外國人可赴內地遊曆、通商、傳教等。
衝突還沒有就此結束。鹹豐九年，英法公使赴北京交換政府已批準的《天津條約》。清政府指定了換約使團行經的路線，被英法拒絕。為了向清政府示威，英法以強大艦隊隨行，強行闖入中國設防的內河，向清軍尋釁。駐防在大沽口的清軍進行還擊，打敗了來犯的侵略軍，從此再起戰端。鹹豐十年，英法聯軍二萬五千人大舉出動，在北塘登陸，攻陷大沽、天津。鹹豐帝倉卒逃往熱河。是年八月，英法聯軍至北京，大肆劫掠，焚毀了圓明園，大批珍寶、文物、書畫、圖籍被燒被搶。鹹豐之弟恭親王奕訢留在北京，與英法聯軍議和，簽訂了《北京條約》。除承認前年《天津條約》中的一切條款之外，又增加賠款，添開商埠，割讓九龍給英國。
太平天國起義與清統治格局的變化
太平天國起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已在中國南半部爆發。它是18世紀以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產物。
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出身農家，在科舉考試落榜之後，接觸到西方的傳教書籍，逐漸離開傳統的儒家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勸人信拜上帝。他與馮雲山深入廣西桂平紫荊山區傳教，在貧苦人民中獲得了大批信徒。洪秀全創作了一係列宗教作品，揭露現實的黑暗，宣傳平等的理想，提出“斬邪留正”，號召農民起來反對清朝封建統治。信奉的群眾越來越多，和地主階級的團練武裝發生激烈衝突。拜上帝會發展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為首的領導核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誕辰)，拜上帝會起義於清朝統治相對薄弱的廣西金田，建號太平天國。後與清軍在紫荊山區鏖戰九個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廣西，入湖南，隊伍日益擴大又獲得大批船隻，建立水師，提高了行軍速度，進入湖北，攻克武昌，順長江東下，破九江、安慶。鹹豐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於此，改名為天京。
定都天京後，建立各級政權，頒布規章製度，製定軍法，申明紀律。《天朝田畝製度》規定廢除土地私有製，將土地平均分配給群眾耕種，建立農村公社式的社會基層組織，以達到農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太平天國以後也沒有采取過分配土地的措施。但《天朝田畝製度》的提出，反映了世世代代農民對土地的強烈渴求，並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吸引廣大農民參加鬥爭的作用。
太平天國的勝利進軍使清王朝陷入極度的驚慌恐懼之中，清將向榮、琦善分別組成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在天京附近駐紮和窺伺。但腐敗的八旗、綠營、募勇都不足以構成太平天國的重大威脅，太平軍在天京站穩腳跟後，繼續發動攻勢，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軍由李開芳、林鳳祥率領，經江蘇、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隸(約今河北)，屢敗清軍，前鋒進至天津附近。但人數太少，遠距離無後方作戰，得不到增援，加以氣候寒冷，衣食供應困難而清廷調集大批軍隊聚集在北京附近，以眾擊寡，以逸待勞，北伐軍不得已從天津南撤。天京方麵雖然派出援軍，但倉促招募，未經訓練，在山東潰散。北伐軍糧盡援絕，南撤到直隸的連鎮和山東高唐州，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
太平天國進行北伐的同時，分兵西征，溯長江而上，占領安慶，圍攻南昌，進入武漢，但在鹹豐四年進軍湖南時，遭到曾國藩湘軍的頑強抵抗。
與湘軍、淮軍之戰曾國藩在太平軍從廣西進入湖南時，以禮部侍郎丁憂家居，旋奉旨組織團練。他糾集當地地主階級的力量，在軍事上別樹一幟，創立湘軍。多用湖南人，並以綱常名教籠絡人心，對抗太平天國的宗教異端。將領大多是受程朱理學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壯年農民。將領自擇營官、哨官，自募士兵，在軍營中建立個人的隸屬關係，形成了以族戚、同鄉、同學為紐帶的戰鬥力很強的地方軍隊。湘軍還很重視水師，自造戰船，購置洋炮，訓練水手。此後，左宗棠統率的老湘軍、李鴻章統率的淮軍(用安徽人)，其建軍宗旨、編組原則基本上都和湘軍一樣。湘淮軍是鎮壓太平天國、支持晚清政權的主要武裝力量。
太平軍號衣圖鹹豐四年湘軍與太平軍戰於湖南，太平軍失利，節節敗退。湘軍奪取武漢，沿江東下。兩軍大戰於江西湖口。石達開指揮作戰，擊敗湘軍，將其水師切斷成兩截。曾國藩困守南昌，太平軍第三次占領武漢。接著，石達開經營江西，攻克了許多城邑，招收了大批天地會起義群眾，實力大增。鹹豐六年，太平軍又擊破了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
太平天國在軍事上正處於順境，內部矛盾卻在激化。東王楊秀清大權在握，他雖然很有才能，建立了卓著的功績，但驕奢日甚，淩虐同僚部屬，甚至假天父下凡之名，要責罰洪秀全，並要逼洪封自己為萬歲。北王韋昌輝表麵順從而積怨於心，他利用洪楊之間的矛盾，突然舉兵殺死楊秀清，並株連殺害了許多無辜的將士，引起群眾的憤怒。洪秀全順從群眾的要求，殺了韋昌輝。此後，石達開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帶兵出走，轉戰西南，最後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
太平天國內訌後，精銳盡喪，致使有利的軍事形勢發生逆轉。重要城市武漢、九江、廬州(今合肥)、鎮江相繼失守。但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各族人民紛起抗清。天地會、撚軍、白蓮教、雲南和陝甘的回民，與太平軍或聯合作戰，或遙相呼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國，使清軍顧此失彼，窮於應付。而且清王朝內部矛盾重重，滿族親貴不信任曾國藩等漢族地方武裝，不肯委以重任，給以事權。當時又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朝和外國侵略者處在敵對狀態。由於這些原因，加之太平軍後期將領士兵的勇敢作戰，太平天國雖經內訌的創傷，尚能支撐危局和清軍長期相持。
當時，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將領，具有指揮才能，作戰身先士卒，能夠辨認形勢，團結盟軍，故屢立戰功，肩負起挽救危局的重任。鹹豐八年，陳、李與撚軍聯合作戰，攻破重建的江北大營，又在安徽三河全殲湘軍精銳李續賓部。十年，大破號稱有十萬大軍的江南大營，解除了對天京的包圍。接著，乘勝東進，席卷蘇常，攻克杭州，在江浙開辟了新的局麵。
太平天國軍事形勢雖一度好轉，但政治日益腐敗，紀律廢弛，多次發生叛亂，將領各自為政，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宮內，不理朝政，刑賞不公，封爵冗濫，天京逐漸失去了權威。陳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玗從香港來到天京，寫了《資政新篇》，企圖有所建樹，但他的某些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主張不被農民所理解。當太平軍逼近上海時，和外國侵略者發生了衝突。先有美國人華爾組織的洋槍隊幫助清軍。以後李鴻章在曾國藩的薦舉下，率淮軍至上海作戰，並聘用英國軍官戈登組織常勝軍左宗棠率老湘軍在浙江作戰，也聘用法國軍官組織常捷軍。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外國侵略者就插手中國的國內戰爭，槍口轉向太平軍。太平天國不僅要抗擊以湘淮軍為主力的清朝軍隊，還要抵禦外國侵略軍，局勢更加困難。
鹹豐十一年，天京上遊重鎮安慶經激烈爭奪後失守，清軍從四麵八方逼向天京。陳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軍的西戰場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鴻章、左宗棠的猛烈進攻，保衛蘇州、杭州又要和曾國荃作戰，以解天京的圍困，左支右絀，敗局已定。他提出撤離天京“讓城別走”的建議，未被洪秀全采納。形勢日益對太平天國不利。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秀全逝世。六月，清軍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圍時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貴福也在江西被俘殺。太平軍餘部在李世賢、汪海洋的率領下轉戰江西、福建、廣東，被清軍擊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遂告失敗。
全國範圍的反清起義太平天國起義期間，全國各族人民掀起規模浩大的反清大起義。起義地域廣闊，民族眾多，時間持久，鬥爭激烈，相互策應，聲勢為曆史上所僅見。
早在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前夕，湖南、廣東、廣西的天地會十分活躍，山堂林立，起義隊伍很多。這些零散的起義軍，掩護了正在醞釀中的太平天國起義。太平軍在金田崛起並北上進軍後，各地掀起抗清高潮。其中著名的如上海小刀會劉麗川起義，攻克上海和附近地區，戰鬥一年半之久福建小刀會黃得美、黃位，紅錢會林俊等起義，攻克漳州、廈門，使“全閩震動”廣東天地會陳開、李文茂起義，包圍廣州十個月，以後進入廣西，建立大成國廣西天地會朱洪英、胡有祿起義軍進入湖南、江西，一部分隊伍參加了石達開的太平軍。太平軍進行北伐，皖北撚軍紛起響應。鹹豐五年，各支撚軍公推張樂行為盟主，聲勢大盛。以後撚軍與太平軍聯合作戰，起到了為太平天國的西戰場提供屏障的作用。天京失陷後，太平軍將領賴文光等和撚軍領袖張宗禹、任柱合作，在中原地區運用流動戰術，屢敗清軍，擊斃了清朝倚為長城的僧格林沁。以後，賴文光率領東撚，張宗禹率領西撚，分兵作戰，直至同治七年失敗。
太平天國期間，各地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的起義，有力地支持了太平軍。其中有廣西僮族黃鼎鳳、李錦貴、吳淩雲、吳亞終的起義軍，曾和石達開密切合作貴州的苗民在張秀眉的領導下，要求減賦，掀起大規模鬥爭，“千裏苗疆，莫不響應”。直至同治十一年，貴州各族人民的起義才被入黔的湘軍鎮壓下去。雲南則在鹹豐六年爆發了以杜文秀為首的回民起義，起義軍以滇西大理為據點，建立政權。同治十一年，清軍攻陷大理，堅持十八年的雲南回民起義失敗。陝西的回民在同治初年發動抗清鬥爭，義軍林立，號稱十八大營，曾和太平軍、撚軍配合作戰。此後，甘肅、寧夏、新疆的回族、維吾爾族也起而響應。清朝在平定撚軍以後，派左宗棠進入陝、甘、寧，鎮壓了回民起義軍。
這次各族人民反對清朝統治的起義規模很大，遍及全國。漢族和苗族、瑤族、回族、僮族、布依族、白族、彝族在反清的共同目標下，相互支援，協同作戰，表現了各族人民反對清朝封建壓迫的共同意誌。
外國侵略勢力的深入19世紀70年代，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導致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更加激烈。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主義者利用兩次鴉片戰爭擊敗中國的有利條件，對衰弱的中國鷹嘜虎視，尋機擇肥而噬。
首先是俄國，以《北京條約》中關於勘分西北疆界的規定，和清政府在塔城談判，使用蒙騙和威脅手段，把侵略條款強加於中國。同治三年(1864)簽訂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去了巴爾喀什湖以東約四十四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
同治四年，浩罕汗國(1876年被沙俄吞並)的軍官阿古柏在英國支持下，利用新疆混亂的局勢，侵占南疆，建國稱汗。十年，俄國以清朝不能安輯地方為名，出兵侵入伊犁，名為“代管”而久占不去。光緒初，左宗棠率兵進入新疆，阿古柏戰敗自殺。
光緒三年(1878)，清軍收複南疆。清朝派崇厚往俄國，索還“代管”的伊犁。俄國玩弄花招，勒索更多的權利，崇厚受欺弄擅自簽約，輿論大嘩。清廷改派曾紀澤前往俄國，要求改約。光緒七年簽訂《伊犁條約》，雖索回了伊犁並稍稍爭回了一些利益，但中國喪失的領土仍達七萬平方公裏之多。清政府收複新疆後，招集流亡，興修水利，獎勵耕墾，努力治愈長期戰亂的創傷。光緒十年建立行省，與內地行政製度統一起來。
當時日本明治維新剛剛發端，即效法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同治十三年，以琉球人被台灣士人所殺為借口，派兵在台灣登陸，對清政府勒索訛詐。清廷妥協退讓，賠款乞求日本撤兵。為了保衛海疆，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為行省，這一措施促進了台灣政治、經濟和防務的發展。但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台灣又被日本所攫奪。
英國和法國則為爭先打開中國西南的門戶而進行爭奪。英國為了打通緬甸至雲南的通道，派遣近兩百人的探險隊，持槍執械，闖入雲南，遭到當地民眾的反抗，英國譯員馬嘉理被殺。英國公使借機勒索，態度蠻橫，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並出動軍艦，以戰爭相威脅，迫使清政府於光緒二年簽訂《煙台條約》。條約除了賠款、道歉、開放雲南邊境貿易外，還涉及稅務、外交特權以及準許英人進入西藏的條款。英國據此而組織武裝力量入藏。光緒十四年，英軍進入西藏邊境，西藏軍民奮力抗擊侵略軍，但清政府極力妥協，與英國簽約議和，為英國勢力的入藏提供了便利。
被與侵略中國邊疆地區的同時，外國侵略勢力還以不平等條約為口實，極力擴大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並企圖從各方麵對清政府施加影響。根據條約中外國使館長期駐京的條款，許多國家的公使聚居在紫禁城邊，對清政府頤指氣使，施加壓力。上海、天津、漢口、九江等處先後開辟租界，侵略者在那裏劃地界，修道路，設官署，頒法令，建貨棧，使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許多獨立於清政府管轄之外的殖民主義小王國。掛著外國旗子的輪船滿載著舶來的商品闖關越卡，免除厘稅，行駛在中國的內河。外國傳教士紛紛活動，深入中國的窮鄉僻壤。侵略勢力希望利用清政府幫助自己掠奪更多的權利，鎮壓人民的反抗，所以在兩次鴉片戰爭後，轉而對清政府采取庇護、“合作”的政策。一方麵，要求清政府在製度、政策方麵作適當的修改變化，以適應外國的侵略需要另一方麵，向清政府提供武器，竭力支持這一腐朽政權。
列強改變和控製清政權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鹹豐十一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奕訢任總理大臣，管理對外交涉兼及通商、條約、海軍、關稅和鐵路、開礦等事，權力廣泛。同時，又設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從此，列強可以甩開地方官吏層層的拖延、阻撓，直接和清朝的最高層打交道。洋務派官僚即產生於這些新設立的衙門。
同治十三年，皇帝親政，在列強的壓力下，不得不以平等禮節接受各國公使的覲見，放棄了要求外國來使必須向中國皇帝跪拜叩頭的禮儀。同時，也開始向外國派遣使節。馬嘉理案件發生以後，光緒二年郭嵩燾作為道歉的專使前往英國，此後常駐倫敦，成為中國第一個駐外公使。以後陸續在歐美各國設立使館，派遣公使。清政府在倍感屈辱、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勉強參加國際社會交往，進行外交活動。
外國侵略者攫取中國主權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長期控製中國的海關。海關總稅務司一職一直由英國人赫德擔任，各口岸的海關稅務司全部任用外國人。海關大權旁落，為外國商品的傾銷和人員的出入打開了方便之門。由於進出口貿易急劇增加，關稅收入大增。清政府在財政窮竭、常年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有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提供經常的、有保證的財源，因此越來越仰賴帝國主義。赫德對清政府的影響很大，許多重要對外交涉由他操縱，甚至直接幹預清朝的內政和官吏任免。
麵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中國人民進行了堅決的反抗，主要表現之一是遍及全國、延續時間很久的自發的反洋教鬥爭。這種鬥爭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號召力。當時，不少外國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修建教堂，招收教徒，且有些教士、教徒利用特權，橫行不法，魚肉百姓，引起人民的忿慨和反抗。一些官吏、地主和知識分子也紛紛參加，致使鬥爭變得極為複雜。19世紀下半葉，各地的反教會鬥爭連綿不絕，其中較大的有同治年間的貴州教案、四川酉陽教案、天津教案、光緒初年長江下遊各地的教案、中法戰爭期間西南地區的教案以及甲午戰爭前四川餘棟臣、熱河金丹道發動的鬥爭。越到後來，規模越大，反洋教鬥爭和反清鬥爭逐漸有結合的趨勢。秘密結社的參加，武裝起義的頻繁，成為19世紀末反洋教鬥爭的特色。
清統治危機的加深
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繼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又對中國發動了一係列侵略戰爭。有光緒十年(1884)的中法戰爭，二十年的中日戰爭，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入侵。
法國一直覬覦中國的西南邊疆，企圖以越南為跳板侵入中國的廣西、雲南。當法國侵占越南的許多地方、強迫越南簽訂不平等條約時，越南國王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光緒八年至十年，清政府一方麵做出援越姿態，一方麵寄希望於通過談判解決問題，致使中國軍隊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光緒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3日)，泊於馬尾的中國福建艦隊遭法艦襲擊，十一艘軍艦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被擊沉，官兵傷亡達七百餘人，因而花費了大量金錢和時間所建立的福建海軍，被清朝的妥協政策所葬送。至此，清政府不得已才下詔宣戰。中國軍隊在台灣、鎮海等地遏製了法國的海路進攻。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清軍在廣西邊境要隘鎮南關(今友誼關)前和法國侵略軍展開了激戰，擊斃法軍一千多人，法軍全線崩潰。清軍揮師追擊，攻下諒山、文淵，法軍紛紛向南逃竄。鎮南關大捷引起了巴黎的政潮，法國茹費理內閣因侵略戰爭失敗而倒台。但在前線大捷、中國軍隊正在戰場上勝利推進時，清政府竟宣布停戰締約，授權李鴻章簽訂和約，承認法國占領越南，在廣西、雲南邊界開辟商埠，並規定中國以後在此修建鐵路時向法國商辦，為法國侵略中國的西南地區打開了門戶。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不久，即侵略中國，曾一度入侵台灣。又把侵略的矛頭指向朝鮮，強迫朝鮮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旨在以朝鮮作跳板，入侵中國。
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國王的請求，派兵幫助鎮壓。日本乘此機會，動員海陸軍開到朝鮮，並不宣而戰，在海上和陸路向中國軍隊大舉進攻。清政府被迫於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下詔宣戰。清軍在平壤集結，設防據守。日軍分四路進攻，清將左寶貴率部力戰，英勇犧牲，但其他將領卻不戰而逃，退過了鴨綠江。日軍乘勝侵入中國的東北，進占安東(今遼寧丹東)、九連城、長甸、寬甸、金州、大連、旅順等地。日本艦隊又在鴨綠江大東溝外的黃海海麵襲擊中國艦隊，雙方激戰達五小時之久。中國海軍官兵英勇奮戰，鄧世昌、林永升等以身殉國。戰鬥結果，中國失利，日本海軍亦受重創。此後，李鴻章命令北洋海軍躲藏在威海衛軍港內不許出戰，造成束手待斃的局麵。日本陸軍在山東半島登陸，威海衛陷入包圍之中。日軍從海麵和陸地開炮轟擊，中國海軍陷入絕境，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在此戰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戰爭進行中，慈禧太後和李鴻章始終抱妥協的方針，乞求日本談判。日方不允。戰爭即將結束時，在日本的軍事壓力下，李鴻章以全權代表的身份赴日接受投降條件，簽訂了《馬關條約》。條約規定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給日本，賠款銀二億兩，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開設工廠等。
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形成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
《馬關條約》允許外國在華設廠，於是，紡織、麵粉、造船等行業中出現很多外國工廠。光緒二十二年到辛亥革命爆發的十五年間，外商共創辦資金十萬元以上的工廠一百十九家，資本總額達九千八百萬元。外資工廠財力雄厚，設備技術先進，並有優惠的政治特權。20世紀初，帝國主義已控製中國生鐵生產的百分之百(1910年)，棉紗生產的百分之七十六(1908年)，內外航運的百分之八十四(1907年)，中國的民族工業力量薄弱，不能正常發展。外國還在中國各地設立許多銀行，以發放對清政府的貸款，投資鐵路、礦山、房地產業，壟斷國際彙兌，吸收中國閑散資金，發行貨幣，從而控製了中國的財政、金融和信貸。
修築鐵路是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並劃分勢力範圍的重要手段。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898～1900)的三年內，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多次鐵路借款，總數一億三千多萬元，奪取了長達兩萬裏的鐵路修築權。其中，俄法以比利時銀行出麵，取得了蘆漢鐵路的修築權，英德取得了津鎮鐵路(後改津浦)的修築權。美國取得了粵漢鐵路的修築權,英德俄分取了關內外鐵路(即京沈路)的修築權。這些都是深入內地，貫穿廣大區域的鐵路幹線。到清朝滅亡時，先後築成了京漢、中東、南滿、膠濟、滇越、正太、滬寧、京沈、津浦等鐵路，全長一萬八千餘裏。其中由帝國主義直接或間接投資經營的達一萬六千餘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國自辦鐵路隻有一千七百裏。
帝國主義又對中國的礦藏資源垂涎欲滴。甲午戰爭以後不久，法國即強迫清政府立約，取得了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的優先權。以後，英國公司掠奪了在山西、河南的采礦權，兩省礦務的財務、人事、盈利均歸其支配。四川、直隸、安徽的礦業中，英國資本亦漸滲入。德國則在山東成立德華礦務公司，攫奪全省礦權。俄國則取得了在東北的礦藏開采權，還伸展勢力於蒙古、新疆。日本也取得了大冶鐵礦礦石的優先供應權。至清朝滅亡時，帝國主義在華已開采的礦場有三十四處，投資四千一百餘萬元準備開采的礦場二十五處，資本額八千二百餘萬元，大大超過中國自辦的礦業。
在掠奪路權、礦權的同時，帝國主義又爭先恐後，占據中國港灣，要求租借地，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光緒二十三年(1897)德國借口傳教士在山東被殺，派軍艦占領膠州灣，租借青島，把山東作為其勢力範圍。俄國緊隨其後，派軍艦進入旅順，強租旅順、大連，並把整個東北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法國要求租借廣州灣，把廣東、廣西、雲南視為禁臠，要求清政府不將三省租借給他國。英國除在長江流域保持強大的勢力外，又在北方租借威海衛，在南方擴充香港的界址，擴大租占九龍半島。日本則迫使清政府承認福建省為其勢力範圍。中日甲午戰爭後的短短幾年內，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為瓜分中國作準備，中國麵臨著淪為列強殖民地的嚴重危機。
在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中，美國因忙於爭奪菲律賓而姍姍來遲。它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在各國勢力範圍內實行同等的關稅、鐵路運費，以後又提出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這些都是為了自己能插足於中國，與列強共享利益而不被排擠。
百日維新《馬關條約》的簽訂及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極大地震動了各個階級、階層，促進了中國人民愛國意識的覺醒。當議和條件傳出後，舉國上下強烈反對，主戰派官吏紛紛上奏，譴責李鴻章媚敵誤國，要求拒簽條約。當時，正在北京舉行會試的各省舉人集會，由康有為起草上皇帝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簽名的舉人有一千三百餘人，掀起了反對投降的巨大運動。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台灣人民聞知割棄台灣的消息更是悲憤交集，誓不願做亡國奴。日軍在台灣登陸，台灣軍民激烈抵抗，在孤懸海外、餉械俱缺的情況下，和優勢日軍戰鬥拚搏。
繼“公車上書”之後，康有為又給光緒帝(即清德宗載)多次上書，建議變法。同時，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設立強學會，進行宣傳鼓動，團聚了一批維新誌士，爭取了光緒皇帝及帝黨官僚翁同龢等的同情和支持。強學會因遭頑固派的嫉恨而被查禁，但變法維新的思潮洶湧激蕩，一發而不可阻遏。維新運動的主要代表康有為、嚴複、梁啟超、譚嗣同等，大力宣傳變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導和組織下，各地紛紛成立學會，開辦學堂，出版報紙。甲午戰後四年內，國內設立的學會、學堂、報館、書局共三百多處。光緒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為等又在北京組織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號召，聯絡和組織知識分子、中下級官吏，經常集會演說，痛陳國難當頭，形勢危急，激發人們關心國家命運的熱情。各省旅京人士也紛紛組織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通過這些團體和一係列活動，變法思想和救亡運動相結合，並迅速發展，從宣傳和組織階段進入實際行動階段。
康有為舊照光緒帝看到了康有為的上書，表示讚賞。康有為又向皇帝上《應詔統籌全局折》(第六次上書)，指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建議皇帝大誓群臣，開製度局，許天下人上書。又進呈自己撰寫的《日本明治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要求光緒奮發振作，運用君權，排除阻撓，效法日本、俄國，實行改革。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並召見康有為、梁啟超等詢問變法的步驟和方法派康在總理衙門上行走，梁辦理譯書局後來又任用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康有為和其他人遞了許多奏折，提出一係列變法建議。光緒帝根據這些建議，頒布改革的詔令，主要是：發展經濟，保護農工商業，設立農工商局，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製度，編製國家預算開放言路，鼓勵創辦報紙，允許士民上書言事精簡官僚機構，裁汰冗員改革科舉製度，廢除八股，北京創辦京師大學堂，各省廣設學堂，提倡西學，翻譯書籍選派出國留學生改革軍製，士兵改練洋操。這種改革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並未根本改革封建專製製度，甚至為了減少變法的阻力，維新派過去宣傳的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等主張，在百日維新期間也並未提出過。就是這種不徹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勢力的反對。早在百日維新之初，慈禧就迫使光緒帝罷免翁同龢，以孤立皇帝。又命自己的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掌握兵權。百日維新期間，大部分大臣和督撫把變法上諭束之高閣，拒不執行。維新派和守舊派的衝突愈演愈烈。京師盛傳守舊派要發動政變，光緒帝屢遭慈禧太後的訓斥，處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黨官僚和維新派並無實力，一籌莫展，寄希望於正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光緒帝召見袁，升他為侍郎。譚嗣同夜間訪袁，勸他舉兵勤王，驅除舊黨，支持變法。袁世凱向舊黨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光緒，自己出麵訓政，廢止新政，並下令捉拿康有為、梁啟超。康梁逃往日本。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被捕處死。其他維新派和擁護變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職。曆時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