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
中華文明之旅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
位於亞洲大陸東部的中國，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逐漸由近及遠地與別國接觸聯係，進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員的往來，物產的移植，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的相互影響，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的傳播。交流的途徑多種多樣，如政府使節、留學學生、宗教、商業與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戰爭與俘虜，也曾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的深度廣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對方影響深淺及產生的結果，也因國家與時代而異。但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是曆史的必然，而在與各國交光互影的漫長過程中，總的來看是中外雙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國的接觸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傳殷朝滅亡後箕子曾入朝鮮，傳播了中國的文化。統一的秦王朝聲名遠播，古代印度稱中國為秦，至今西方許多國家的語言裏，中國的名稱來源於秦字。漢朝國勢強盛，張騫、班超先後活躍於西域；絲綢之路的開通，使遠在更西的各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成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的名馬得以引進，黎軒(當時屬羅馬帝國的埃及亞曆山大裏亞)的雜技魔術在漢武帝劉徹(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國的絲綢成為羅馬貴族衣著所用的奢侈品，備受珍視。當時西方對中國的稱謂之一即來自絲字。中國的絲、紙和鋼傳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東漢時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有的學者認為，江蘇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國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國曆經盛衰，延續至今兩千年。朝鮮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漢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漢文化，奠定了以後與中國進一步交流的基礎。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的分裂時期。各個政權需要鞏固與發展，海上及陸路交通條件也有改善，這四百年間與外國的文化交流遠較秦漢時期發達，而佛教成為中國與許多外國文化交流的紐帶。佛教在中國南北廣泛傳播，鳩摩羅什、真諦(499～569)等印度、中亞、南亞的僧人來華並譯出許多重要經典。法顯到印度求得經律回國。道安(312～385)用中國目錄學方法，綜理編譯佛教經典，提出初步的譯經理論。隨著佛教的傳播，淵源於印度以至犍陀羅的開鑿石窟、繪製壁畫、雕塑佛像等佛教藝術，自西而東傳入，在新疆、甘肅、山西、河南等地逐漸與中國傳統藝術相溶合，成為中國古代藝術的瑰寶。佛教從中國向東傳入高麗、百濟，由高句麗傳入新羅，又經由百濟傳入日本。在朝鮮、日本流行千餘年的佛教，許多方麵都有中國烙印。大批自稱秦人、漢人後裔的中國人，經過朝鮮移入日本，帶去了農業、手工業生產的各項技術，促進了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本、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文作為記錄工具，而日本這時開始用漢字表達日語的聲音，以後發展成沿用至今的兩套假名。孫吳致力於海外交通，遣使朱應、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斷攜帶佛經佛像來到南朝。北朝經陸路與經濟文化繁榮的薩珊朝波斯相聯係，波斯人東來經商，陝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內蒙古、新疆以及廣東等地，都曾發現不少薩珊錢幣。中國織錦采用了薩珊朝流行的聯珠圈內對禽對獸圖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傳入中國，建立寺廟。據傳波斯僧侶曾用空心竹杖把蠶卵偷運到東羅馬，從此蠶絲業傳入歐洲。朱應、康泰和法顯留下了中國人關於海外國家的最早記錄。
經過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後，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僅對境內諸少數族采取兼容並包政策，成為前代漢族帝王中所未有過的“天可汗”，而且對境外各國采取開放政策，極為有利於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國在文化上的交流與相互影響，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以至於首都長安成為國際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國青年來長安學習，他們回國後傳播唐文化，推動了本國各方麵的發展，如日本的南淵請安、吉備真備(693～775)等。有的學生長期留在中國，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晁衡(698～770)、新羅的崔致遠等。留居唐朝的外國人後裔，如印度人後代瞿曇氏一族供職於司天台，大食人李彥升進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珣以詞人著稱，作品被選入《花間集》，堪稱文化交流的璀璨明珠。來自緬甸的驃國樂舞，來自中亞石國、康國的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長安表演。唐代僧人所製三十六字母，畫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畫，唐代興起的新文學體裁變文，以及其他許多方麵，都看出印度的影響。印度醫藥著作和醫術，在唐代也頗為流行。唐代中外貿易空前繁榮，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以外，海上“絲綢之路”也興起。廣州設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於廣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東沿海一帶則多新羅商人活躍其間。宗教上的交流廣泛而深入，尤其體現唐代對外的開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義淨到印度和南海諸國求法，翻譯攜回的經典，從事傳播。他們的遊方記錄，成為研究這些國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傳入密宗，一度頗為興盛，其影響遺留在後來的西藏與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後，佛教開始出現中國化的各種宗派，號稱南朝時傳入而實為中國本土形成的禪宗，也在這時繁榮起來。唐代在長安、洛陽等地有供波斯及中亞商人祈福的襖祠，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各種不同信仰，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傳入中國。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中為大食所敗，唐的戰俘把造紙術傳入撒馬爾罕，以後經由大食傳入歐洲，廣泛流行，對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羅尼的作法，當亦源於中國。印刷術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的又一貢獻。中國的綾錦紡織技術，也於唐代傳入阿拉伯國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環，返國後留下了中國人最早關於伊斯蘭教的記錄。
鑒真北宋政權的北麵有遼，西北有西夏；南宋則北方先後有金及蒙古，中原與西域的絲綢之路交通不像唐代那樣暢通無阻。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海上貿易興盛，自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遠及阿拉伯半島。廣州、泉州、明州、杭州、揚州等城市設市舶司，對進出口商船檢查抽稅，市舶所入在國庫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對外貿易的興旺過於北宋。11世紀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針羅盤，可能不久即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傳入歐洲。以後日本製旱針盤，16世紀其法傳進中國。有宋一代製瓷業發達，瓷器繼絲織品之後成為對外貿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都曾有許多地方出土過南宋瓷器殘片，印度、波斯灣沿岸，遠至非洲的埃及、索馬裏海岸，也都出土過宋瓷，11世紀埃及工匠還曾仿製中國瓷器。宋代印刷術已大為發達，印本書籍廣泛行銷於使用漢文的日本、朝鮮、越南。北宋時，中國畢昇發明木活字，受其啟發影響，到南宋時，朝鮮開始製造金屬活字。宋朝的銅錢，在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地流通。海外輸入的貨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寶等為主。日本的木材頗受歡迎。越南的占城稻耐旱易長，在宋代中國由南而北從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廣。這時番商以大食人為多，他們之中有的久居中國，廣州、泉州、揚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還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來華，但當時所譯經典國內外影響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禪宗與理學，對外發生了重大影響。南宋僧人東流日本，傳播了禪宗，以後在日本興盛起來。程朱理學也於宋代傳入朝鮮，產生了深遠影響。朝鮮還在五代末接受中國科舉製，以選拔官吏。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現出新局麵。大蒙古國地跨歐亞，不僅經過中亞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陸路交通得到恢複，來往更頻繁，而且範圍更加擴大，向西直達歐洲。聯係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宋代基礎上更繁榮活躍起來。蒙古國及元朝統治者對於宗教隻求其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並蓄政策。教皇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聯合蒙古抗擊伊斯蘭勢力，1245～1342年，近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東來，要求結好，並設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維諾被教皇任命為大都及東方總主教，接受其洗禮者達六千人左右。歐洲教士也兼營商業，從事貿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來，馬可·波羅一家最為有名。他們大都留下了遊曆記錄，有助於歐洲人了解東方，馬可·波羅的書對以後歐洲人東行探險啟發尤大。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通過伊利汗國廣泛開展。中國的天文曆法、醫藥之學、鈔法及雕版印刷術、驛傳之製，以及算盤，都傳入伊利汗國，有的更向西傳播到歐洲，而印刷術可能在此以前已從其他途徑傳入阿拉伯國家。中國的火藥於13世紀傳進伊斯蘭國家，火藥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稱為“中國鹽”，阿拉伯人稱為“中國雪”。西方語言中的茶字譯音，一是從福建方音傳去，另一則由蒙古西傳的北方讀音。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知識等，也隨著大批東來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傳進中國，相互起了促進作用。蒙古統治者雖與周邊諸國有過戰爭，但高麗、日本、緬甸、暹國、爪哇等國商船貿易從未中斷。元朝原在七處港口設市舶司，後經裁並，隻留慶元(今浙江寧波)、泉州、廣州三處。中國與高麗之間文士的往來，與日本之間禪僧的往來，都極為頻繁密切。製瓷技術也在此時傳入暹國。中國旅行家周達觀到了柬埔寨，汪大淵泛海直抵非洲東岸，這時關於非洲的知識又勝於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到過泉州、廣州。他們的遊記，成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東方日本、朝鮮，南方南亞、東南亞諸國，西方遠達西歐國家，或官方，或民間，都有交往，遠遠超過昔日。政治使節、商業貿易、學習、傳教、移民以至戰爭，各種渠道無不起過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許多方麵，中外雙方都大有受益。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字作為記錄和表達的工具，這時開始創製表達本國語言的標記。而他們的標記符號，都是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結果。朝鮮1446年頒布字母“諺文”，沿用至今。創製者參考了中國音韻之學，創製過程中還曾請教過明朝學者。13、14世紀之交，越南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其造字方式，創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時，朝越兩國仍用漢文修撰史書，漢文文學依舊為兩國文人所喜愛。朝鮮古典文學作品《春香傳》中膾炙人口的譏刺朝貴的四句話，就來自明人詩句。明代中日禪僧往來頻繁，有的僧人充任使節團長。雪舟(1420～1506)入明學畫，遨遊山水，作品取得極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東渡，促進了儒學的傳播和水戶學的形成。中日兩國通過頻繁貿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極為豐富多彩。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戰爭，意外地為中朝日三國某些方麵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麵，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在明代都曾有國王率宮眷朝臣來華，而這些地區又移住了大量中國人，皆前代所未有。鄭和七次率船隊下“西洋”，直抵非洲東岸，更是中外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盛事。歐洲耶穌會士東來，目的在於傳播天主教，但同時帶來了西方天文曆算等科學知識以及測繪、機械等技術。1620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1577～1628)從西歐各國募集的七千餘部西文著作，為中國提供了新的知識來源。利瑪竇在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的同時，還向西方初步介紹了中國的儒家學說。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係日益密切，中國與各國的文化交流也不斷進展。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前基本上采取鎖國政策，並未能阻擋交流的勢頭。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鮮、越南三國與清朝的文人學者之間在文字上的往來與友誼，留下了不少佳話。清朝的醫生、畫家們東渡日本，日本人的漢詩和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受到清朝學者稱讚。越南著名文學家阮攸(1765～1820)長於漢詩，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戶曉的長詩《金雲翹傳》淵源於同名的中國小說。大批華僑把中國的種植和手工業技術以及生活習俗等帶到東南亞，在那裏生根開花。《三國演義》等著名古典小說，經華僑傳入泰國，譯成泰語，至今受到泰國人民的廣泛喜愛。東來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受到清廷重視，以外國人管理欽天監。他們根據科學測算，改訂曆法，傳播天文曆算等科學知識，繼承了明末耶穌會士的交流活動。還有的教士從事繪畫、園林建築等，圓明園是他們融會了法國、意大利及東方園林藝術特征的精心之作，其“萬園之園”之稱，象征著東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結晶。在歐洲，啟蒙運動者們初步接觸儒家學說，對於孔子倫理道德的主張和重視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觀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統及仁君統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極為推崇，並力求為其所用。伏爾泰(1694～1778)曾讚美科舉考試製度。早已為朝鮮、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試選拔官吏的方式，18世紀末法國開始采用，以後英國繼之，成為沿襲至今的文官考試製度。物質文化方麵，中國的瓷器、漆器、壁紙等，中國式的園林、家具，都很流行。畫家仿效中國畫的風格與題材，皇室從中國訂購特製圖案的瓷器，“中國風”蔚為風尚，盛極一時。歌德(1749～1832)接觸過極其有限的中國文學作品，便頗為傾倒，說：“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裏生活呢”。
鴉片戰爭(1840)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淪落，與外國的交往也不如過去之自由、平等而廣泛。但由於振興中國的需要，近百年來，中國學習日本及歐美，文化交流不論主動或被動，仍然頗為密切、廣泛而深入，超過以往各個時期。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曾有學習日本的高潮。康有為變法，即以日本為藍本。1905年廢科舉後，全國各地設立學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習，而赴日留學的青年更不計其數。他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各種社會政治學說，馬克思主義最早就是通過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紀初中國的先進人物，幾乎都在日本受過教育，回國後在各領域發生很大影響。19世紀中國設立了同文館教授外文，翻譯西書。以後嚴複和林紓(1852～1924)所譯西方社會科學與文學名著風靡一時。西方基督教教士來華，布教之外也傳播西方文化。19世紀時，中國已有少數留學生派往美國，但赴歐美國家留學的高潮，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留學生學習內容，比以前赴日所學遠為廣泛，政治、經濟、法律和理工、農醫之外，不少人去學文學、哲學、曆史、教育以及繪畫、雕刻、戲劇、音樂等等，從歐美各國全麵吸取西方文化。中國各級學校製度仿效西方，西方教會也在中國創辦各類學校，文化交流滲透社會的許多方麵。五四運動提出“民主“科學”後，歐風美雨鋪天蓋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日益擴大。若以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與百年前鴉片戰爭前後相比較，思想、宗教、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婚喪禮俗，等等，幾乎社會一切方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這些變化有利或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是與外國(主要是歐美，先是通過日本，以後則直接)文化交流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對中國的觀感雖有變化，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則逐漸深入，對中國藝術的愛好不減當年。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導的，卻始終是中國接受西方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外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
先秦與秦漢外交
中國同古代西方諸文明之間的交通與交流，源遠流長，甚至可追溯到遠古混沌時期。根據考古發掘，在我國遼寧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種陶製婦女裸體小塑像，其造型與西方稱作“早期的維納斯”類型的塑像頗有相似之處。此外，從中國和西方青銅器時代遺存下來的器物，如獸角刀把頭雙刃劍、環型刀把頭雙刃劍等，也似乎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存在著交流的痕跡。這些都提示我們：古代中國與西方諸文明的發展雖各有特色，但從來就不是絕對封閉或孤立的。
從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也可以尋覓到中西聯係的模糊蹤跡。據《穆天子傳》說，周穆王曾駕著八匹駿馬拉著的馬車西征昆侖，會見了西王母。在瑤池上，周穆王給西王母進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經》上說，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樣像人，卻長著豹尾和虎齒。周穆王的時代，距今已經近3000年了。而那位傳說中半人半獸的西王母，則代表著極遠的西方。對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對遙遠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懷著半是畏懼與好奇、半是欣羨與喜愛的興趣。後世的人們從神話中推測，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遠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給予比較科學的論斷時間，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紀，即我國春秋、戰國之交。原來，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後，蘇美爾人肇建了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兩河流域又稱美索不達米亞(來自希臘文，意為“兩河之間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內的幼發拉底和底格裏斯兩河中下遊地區。此後，那裏曾先後崛起著名的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王國。到公元前6世紀時，波斯帝國興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時期(前521～前486)，帝國的版圖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亞細亞，東抵中亞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國廣袤的疆域內，修築了設有驛站的大道。盛極一時的波斯帝國，將古代希臘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國的距離大大拉近了。
當時，歐亞草原上散居著許多遊牧部落。波斯帝國的東北邊界和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塞人遊牧諸部的地區接壤。在古代，希臘史家把散居在東歐、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北方部落泛稱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稱他們為塞迦人，我國則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稱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國同西亞、南亞、北非，直至極西的希臘城邦之間，充當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蘇聯境內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國精美絲織品和漆器、四山紋銅鏡，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紀的遺物，幾乎在同一曆史時期，希臘巴特儂神廟中的命運女神雕像身著薄得透明的長袍，雅典紅花陶壺上的彩繪入物，也穿著這種細薄的衣衫。從上述情形推斷，當時中國的絲綢已經成為希臘上層社會的寵物。在我國，洛陽古墓中也發掘出來自地中海地區的玻璃製目珠(作裝飾品用)；同時，戰國時期鐵製鎧甲與寫實動物紋圖案的出現，均有外來文化因素的明顯特征可循。無論是中亞、希臘發現的早期中國文物與文化影響，還是中國發現的早期西方文物與文化影響，都是經由中西交通曆史上那條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貿易通道，或稱“草原之路”而彼此進行交流的。
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波斯的費爾瓦丁神頌辭中就開始把中國稱作“支尼”。印度兩大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將中國稱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對音。這是因為，當時我國正處在戰國秦霸西戎的時期，距離西方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為中國的代表而聲名遠播西方。在古希臘的著作中，則把中國稱作“賽裏斯”(意為“產絲之國”)。公元前416～前398年間在波斯宮廷供職的希臘人克泰夏斯，是見於文字記載的提到“賽裏斯”這個產絲之國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曆史上著名的亞曆山大東征，摧枯拉朽一般滅掉了波斯帝國，並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亞曆山大的東征，直接把希臘文明帶到中國西部邊陲鄰近的中亞地區，為此後的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擴展創造了條件。亞曆山大死後，他所建立的帝國迅速瓦解。他的部將們彼此爭戰，各自為政，建立了幾個獨立的王國。其中，塞琉古王國(我國史書稱為條支，其中心地區位於今伊拉克、敘利亞一帶)成為聯係中國、印度、希臘、羅馬等文明的橋梁。亞曆山大另一名部將托勒密，割據在埃及和周邊地區，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為歲馬人所滅。埃及又歸入羅馬帝國的版圖。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羅馬人統治時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要變化。以從事航海和貿易著稱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來到埃及以後，把這裏變成古代地中海——紅海——印度洋貿易的樞紐地區。為了使商船可以從地中海直接進入紅海，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修複了尼羅河至紅海的運河。到托勒密王朝後期，每年從曼德海峽駛出紅海的埃及船隻已達20艘。公元初年，當羅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風的秘密之後，更進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對印度洋貿易的壟斷，大大增強了古代東西方直接貿易的勢頭。每年從埃及駛往印度洋的商船總數更增長到120艘。在繁榮的東西方貿易的刺激下，由亞曆山大於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亞曆山大城迅速發展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商業、文化中心，成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記載這座遐邇聞名的城市時說：“它有優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惟一海上貿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惟一的陸上貿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埃及和亞曆山大港的發展與繁榮，使它們作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為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
與此同時，中國也進入了自己曆史發展的新時期。在亞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戰國七雄之一——秦國進行了商鞅變法。在此後一個世紀中，秦國國勢日強，終於吞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封建帝國。秦帝國的威名遠播宇內，成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稱呼我國的名稱。踵接其後的漢帝國，更加繁榮、強大。隨著封建經濟、文化的高漲和國力的強盛，漢代對外交流的興趣與要求也更加強烈。
秦漢帝國的強盛與繁榮，在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另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
張騫鑿空
兩漢時期的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經曆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局麵。從中國方麵看，這一局麵的形成，首推張騫通西域之功。
“西域”一詞，最早見於西漢，其涵蓋麵則分狹義、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是指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北)、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以西、蔥嶺以東，即今天巴爾喀什湖東、南和新疆廣大地區。廣義的西域，則包括蔥嶺以西的中亞、西亞和南亞的一部分，乃至東歐、北非地區，是中國當時對西方的統稱。
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裏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當時，北方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匈奴十分強盛，勢力伸展東達現在的東北，西至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北抵漠北，南到河套，迫使原來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西遷伊犁河流域。月氏人的被迫西遷，又引起連鎖反應，迫使原在天山南北放牧的塞人也西遷到克什米爾及阿姆河以北的廣大草原地帶。
漢武帝劉徹(前140～前87)在位時期，西漢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國力漸達巔峰狀態。武帝聽說匈奴擊敗月氏後，用月氏王的頭顱作飲酒的器具，認定月氏人一定對匈奴恨之入骨，因而計劃聯絡月氏，共擊匈奴。執行這一重大使命的任務，就落在張騫身上。
公元前138年，張騫奉武帝之命，從西漢首都長安出發，但剛到隴西，就被控製著河西走廊的匈奴人捉住，拘禁了10年。後來，他僥幸逃出，向西跋涉，越過蔥嶺，到達大宛(位於中亞的費爾幹納一帶)，由那裏再經過康居(約在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才終於找到了月氏。但此時的月氏，已經征服了大夏，在媯水(今阿姆河流域)安居樂業了。他們早無意東返再同匈奴較量。張騫在月氏逗留年餘，毫無結果，隻得踏上歸程。歸途中又在羌中(今青海)被匈奴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單於(匈奴君主的稱號)新死，匈奴內亂，張騫才乘機脫身，返回長安。出使時，張騫率領部屬100餘人。經過整整13年的艱辛磨難，歸來時隻剩下他和隨從甘父二人了。張騫出使西域，即曆史上有名的“張騫鑿空”，正式開通了走向西方的道路。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雖然未能達到聯盟月氏、共擊匈奴的目的，卻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有關西域地理、物產等信息，了解到匈奴一些內情，還聽說了烏孫(在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區)、奄蔡(在今鹹海和裏海之間)、安息(今伊朗)、犁靬(亞曆山大港，一說在今敘利亞一帶)、條支(在今伊拉克)和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在大夏逗留時，張騫看到那裏有邛（窮，今西昌附近）竹杖和蜀布，聽當地人介紹說這些貨物乃得自身毒。故而他認為身毒距四川不遠，於是回國後力勸武帝打通西南方向的道路。得到張騫帶回的信息之後，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始了廣求西向通道的行動。公元前122年，武帝派遣使官四路並進，深入西南巴蜀地區，尋求通往身毒的道路，想要開辟一條經身毒到西域的路線，可惜沒有成功。第二年，武帝派霍去病率軍遠征匈奴，西入匈奴境內千餘裏，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南下祁連山，沉重打擊了匈奴勢力，致使匈奴渾邪王率部4萬餘人降漢。由此，漢朝得到了河西走廊，使通往西域的道路暢通有了保障。公元前119年，漢朝大將衛青、霍去病率大軍再擊匈奴，大敗匈奴單於，出塞2000餘裏，到達狼居胥山(約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東)，瀕臨瀚海才凱旋。遭受到重創的匈奴勢力被迫向西北遠徙，對漢朝的威脅基本解除，也為西域道路的暢通創造了條件。於是，張騫建議武帝聯絡烏孫，勸說烏孫東遷，回到河西故地，“斷匈奴右臂”。漢武帝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派遣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示意圖張騫第二次出使，率領將土300人，副使多人，並攜帶牛羊、金幣和彩帛，沿途通道西域各國，加強聯係。但是，他聯絡烏孫、共擊匈奴的目的仍然沒有達到。烏孫害怕匈奴，不敢有什麼舉動。不過，此次出使仍有很大收獲。張騫派出的副使們分別訪問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家和地區。使團歸國時，烏孫等國都派使者隨張騫同到長安，從此同漢朝有了正式往來。此外，漢朝連年派出使官前往西域諸國，漢代文化也伴隨這些活動流傳到遙遠的西方。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揭開了新的紀元。
班超出使西域
漢明帝(58～75)時期，東漢國力恢複起來，派出四路大軍出塞，大敗北匈奴，再次打開了深入西域的大門。並重新設置了西域都護府。在對匈奴的激戰中，身為假(代)司馬的班超智勇雙全，嶄露頭角。他率領一支偏師，出擊伊吾(今哈密附近)、大戰蒲類海(巴裏坤湖)，屢立戰功。戰後，他又奉命出使西域南道諸國，爭取他們與匈奴決裂，通好東漢。
班超像班超率36名隨從，首先抵達鄯善。鄯善王對班超使團開始非常熱情，不久卻突然冷淡下來。原來是匈奴使者也到達鄯善活動，使鄯善王處於兩強之間，莫知所從。班超得知這一情況後，當機立斷，夜襲匈奴使團，一舉而殲。這次果斷的行動，促使鄯善王下決心斷絕同匈奴的關係，重新和東漢交好。此後，班超一行西抵於闐。爭取於闐王攻殺了匈奴派駐那裏進行監督的使者。第二年，班超從小路疾進，到達疏勒，廢黜了匈奴所立的疏勒王，重新扶立被匈奴殺掉的原疏勒王的兒子，因而大獲疏勒民心。公元75年，朝廷召班超回朝。疏勒舉國憂恐，一再挽留班超，當班超東歸途中走到於闐，於闐王侯和民眾遮道阻攔，甚至抱住班超的馬腿哭泣，請求他留下。班超終於順應民情，答應留下，並返回疏勒。此後，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班超依靠同漢朝交好的於闐、疏勒等國，及東漢朝廷派去的千餘援兵，迫降了匈奴在南道上的屬國莎車，擊敗了龜茲援軍，使西域南道得以暢通。公元89～91年，漢將竇憲大敗匈奴，西域形勢好轉。班超在這一時期成功地擊退了大月氏貴霜王朝的7萬大軍。西域北道的龜茲降於班超。東漢朝廷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駐守龜茲。到公元94年，焉耆等國都恢複通好於東漢，西域北道也終於再次暢通。班超壯年出使，70歲才返回洛陽。他的兒子班勇繼承父業，繼續在西域服務。班超父子在西域的活動，保證了陸路絲道的暢通，為進一步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東漢時期，絲綢之路的南道基本上同西漢時一樣。北道的路線則有所變遷。出玉門關後，改經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魯番東南)，由此向西，沿天山南麓經龜茲、至疏勒，再向西越過蔥嶺，到大宛、康居、奄蔡諸國。由高昌向北，通往車師後王國金滿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東漢王朝在沿途設置驛亭，以方便商旅，並在鄯善北、伊吾、高昌、柳中(今吐魯番南)，以及車師後王國的侯城、龜茲、疏勒等地大規模屯田。
特別要提到的是：公元97年，班超打算直接同大秦(羅馬帝國)建立聯絡，特地派遣自己的助手甘英前往那個聞名已久的西方大國。甘英取道條支，直到波斯灣頭。正當他“臨大海欲渡”(《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的時候，受到了安息西界海商的勸阻。他們告訴甘英說，大海無邊，遇到順風也要3個月才能渡過；若風不順，則要走兩年。因此渡海者需備3年口糧。此外，航行中死亡的事也時時發生。甘英終於望洋興歎，止步不前。此時的安息，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中，正是居中轉口的地位。為了維護自己中間商的特殊地位，安息商人才那樣千方百計地阻撓甘英的西進。終兩漢時期，中國向西開發的絲綢之路，其陸路直接伸延的極限，有文字記載的，就是甘英所到的波斯灣頭。
紅海回航記
當中國的張騫、班超和黃門譯長們艱難跋涉在無邊的沙漠，戰風鬥浪航行在無際的大洋，開拓著通往西方的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的時候，在遙遠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們也在千方百計地設法打通與“產絲之國”的交通線。
公元1世紀，居住在埃及亞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臘語的商人(或船長)，在他撰寫的《紅海回航記》中，記述了西方商船經常往來於紅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陸的東西兩岸。《紅海回航記》記載了中國，稱之為“秦”國，指出到了秦國，大洋就止於此。還說，秦國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長安)，秦尼所產的絲線、綢緞經陸路而至大夏，或從恒河水路西運。
考古學的發現證明了當時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圖在海上打開東通中國路線的努力。1945年以來，在南印度東海岸本地治裏城以南3公裏的阿裏卡梅杜，發現了一個古代國際貿易港。在這座商埠中，有許多可能直接由羅馬人以及羅馬統治下的敘利亞、埃及等地商人經營的貨棧商行。遺址發掘中，出土了大量來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臘式水罐和羅馬帝國的錢幣。據考證，阿裏卡梅杜的這一帶有濃厚羅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榮時期當在公元12世紀。這一情形，同《紅海回航記》的記述頗為吻合。可見，當時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經能以印度東海岸為中轉基地，從海上向中國伸出貿易交往的觸角。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們自然也希望從陸路同中國建立直接聯係。而且，他們對陸路東通中國的路線並不陌生。公元2世紀，希臘學者托勒密(90～168)在他撰寫的《地理誌》一書中，敘述了自幼發拉底河口、經美索不達米亞、帕提亞(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達中國的路線。這是第一位記載陸路絲綢古道路線的西方學者。托勒密本人沒有到過中國。他的資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紀初的希臘地理學家馬林魯斯的記載。一位名叫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臘商人，世代經營賽裏斯(絲綢)貿易，經常派遣商隊前往中國。他的商行掌握了有關貿易路線的詳細資料。托勒密的記載，同我國史書上關於絲路南道的記載基本吻合。根據《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雖未達到，但他出使後，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學者們考證說，蒙奇就是馬其頓(今巴爾幹半島中、南部地區)，兜勒則是色雷斯(今巴爾幹半島東南部)或阿克蘇姆古國大港阿杜利斯(今厄裏特裏亞紅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對音。這些所謂使節，可能就是上麵所說希臘商人馬埃斯這一類家族派到中國來的商務代理人。
不過，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撓一樣，羅馬帝國同中國的直接交往，同樣受到安息的阻礙。當時從羅馬帝國的東界到中國的陸路，無論是從亞曆山大港越西奈半島穿行美索不達米亞，還是從地中海經阿勒頗，再沿幼發拉底河東去，都要經過安息。而安息商人為了維護自己經營絲綢中介貿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願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直接交往。為了克服安息所設置的重重障礙，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個多世紀，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羅馬帝國曾兩次對安息用兵，企圖打開通道，結果均遭失敗。此後，羅馬人又企圖在安息以北開辟一條由地中海經黑海，再繞裏海和鹹海北岸直達中國的道路，也未獲成功。中國方麵大約懷著同樣目的，力圖開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公元2世紀，為了同安息爭奪陸路絲道的控製權，羅馬人多次用兵，並數度攻占波斯灣頭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於底格裏斯河東岸)，但均未奏效。
正是在陸路交通障礙難以克服的情況下，羅馬人更加刻意經營海上絲綢之路。
我們知道，早在古埃及時代，埃及人就開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業。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時期，埃及法老薩赫雷已向南方紅海沿岸的彭特國派出船隊，獲取那裏的金銀、烏木和沒藥等物品。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個密封的石坑中發現了薩赫雷法老時期的太陽船。經過複原後的太陽船，船身長43．4米，寬5．9米，船首高6米。後來，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蘇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組成的船隊，到彭特國進行交易。
希羅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曆史》中，記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隊環航非洲的故事。無論這一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在尼科時代，尼羅河三角洲和紅海之間早有運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時代，埃及人更加積極開展紅海貿易。他們不僅航行到瓜達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紅海和印度洋航運與貿易對埃及經濟的繁榮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總督之下開始設置印度洋和厄裏特裏海將軍，以及專門管理印度洋貿易事務的、類似我國古代市舶使性質的官職。
羅馬人統治埃及以後，這裏對印度洋的貿易便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一新時期的主要特征，是阿拉伯南部與印度之間定期航線的開辟。以前，從南阿拉伯到印度之間的海上交通，多半是由一些小船沿阿拉伯半島和阿曼灣在近海作多次航行而完成的。而印度洋大洋之上風濤險惡，被海員視為畏途。其實，印度洋西部常年刮著季風。西南季風從3月刮至9月；此後則為東北季風期。這種季風的交替，正便於阿拉伯半島與印度西海岸之間大洋上往返交通。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希臘船長希帕勒斯——從無數阿拉伯和印度前輩海員那裏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風秘密。這一發現，標誌著羅馬人掌握了季風航行技術。羅馬人擁有更加堅固和規模更大的遠洋帆船，儲備了充足的給養，裝載了大量的船貨，延長了續航的距離，擺脫了近海航行的局限，免去了船貨多次中轉的煩勞，從也門直放印度西海岸諸港。羅馬時期的著名著述家普林尼，將埃及到印度的航行分為四階段航程。第一階段由埃及港口出發，經紅海到達亞丁；第二階段從亞丁乘西風越過阿曼灣直航巴塔拉；第三階段從亞丁開辟了直航孟買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階段則是在公元前後，來自埃及的船隻從南阿拉伯港口直放南印度的莫席裏(今克朗格諾爾)。這樣，在羅馬奧古斯都時代，從埃及港口駛出的船隊，7月揚帆南下，30天後到達紅海南端，再順風直駛，經過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裏。當年11月，這些船隻即可返航，翌年2月回到紅海北部諸港，或直抵亞曆山大裏亞。亞曆山大裏亞一莫席裏航線開通後，羅馬人從海上前來中國，就成為很方便的事情了。公元166年(漢桓帝延熹九年)，一位自稱是大秦王安敦派來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陸，到洛陽謁見中國皇帝，並獻上象牙、犀角、玳瑁。大秦王安敦，就是羅馬皇帝馬可·奧裏略·安敦尼(161～180年在位)。從大秦使者所獻禮物看，全部是東北非索馬裏一帶的特產，表明這些禮物可能是在埃及(當時正控製著紅海貿易)置辦的。再據《後漢書》記載，這位使者抵達洛陽的時間是在9月。看來使船抵達交州日南當在六七月間。因而使者很可能是乘3月開始的西南季風，從紅海海口漂洋而來。顯然，無論使團是官方所派、還是商人假冒，它都是從埃及或經由埃及來中國的，這是有文字記載的西方同中國的首次直接接觸。從此次通使以後，羅馬人來華經商逐漸活躍起來。他們大都步安敦使者的後塵，乘船從海路抵達扶南(今柬埔寨)、交阯(今越南北部)。公元226年(孫權黃武五年)有位名叫秦論的羅馬商人到達交阯，被輾轉送去謁見孫權，並比較詳細地回答了孫權提出的許多關於羅馬帝國風土人情的問題。孫權對直接與羅馬通好也有興趣，所以特派劉鹹送秦論回國。可惜，劉鹹在途中病故。失去了中國曆史上西訪羅馬帝國第一人的榮譽。
不過，還在劉鹹之前很久，在羅馬史籍中已經可以找到中國人到達羅馬的記載。生活在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初的羅馬史家弗洛魯斯在其著作《羅馬史要》中記述說，當奧古斯都的太平盛世(前27年～公元14年)，遠方絕域如賽裏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獻珍珠、寶石、大象等物，請求同羅馬訂友好之約。這裏的賽裏斯人，就是指中國人。然而這一記述即使不是史家的渲染，也大約說的是一些冒充中國使節的絲綢之路上的中間商人。
絲的西傳
隨著以漢帝國為一端、以羅馬帝國為另一端的海陸兩途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現了曆史上第一次高潮。
對於西方地中海世界來說，中國就是產絲之國；在一定意義上，漢文化也就是絲綢文化。沿著絲綢古道，大量中國絲貨源源西運，流向中亞、南亞、西亞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敘利亞東部沙漠之中的綠洲國家帕爾米拉，就是中國絲織品西運地中海地區的一個重要中途站。這裏出土的漢字紋錦，是屬於公元1世紀的絲織品。它的紋樣和織人的漢字同本世紀初在新疆樓蘭等地發現的絲織品類似或相同，都是漢代生產的綾錦、彩繒。中國絲貨運到地中海地區後，大受歡迎，很快成為那裏各個民族、各個社會階層人們的普遍的追求。
從中國運往羅馬的絲貨，都先要經過埃及。因為當時的埃及，屬於羅馬統治下的亞曆山大省區。作為東西方交通與貿易的樞紐，羅馬輸往東方的貨物大都從亞曆山大運往東方各地；來自中國、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貨物也以這裏為最大的集散地。
中國的絲貨由中國商隊直接運到敘利亞，或通過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隊轉運到那裏，然後進入埃及。從公元初年起，中國的絲綢便在埃及流行起來。據記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奧帕特拉(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裝出席宴會。這位曆史上的風流豔後身穿的華麗綢衣，就是經過特製的中國綾綺美服。公元1世紀中葉羅馬作家羅卡納記述這位女王說：“她白皙的胸部透過西頓衣料顯得光耀奪目，這種衣料本由細絲精心織成，經羅馬工匠用針拆開，重加編織而成”。這就是說，克列奧帕特拉所穿的華麗絲衣，是由中國運進的繒彩，在提爾、西頓重加編織而成的。愷撒大帝也曾穿著這種精美的絲袍，到劇場看戲，因而引起了驚羨與非議。
羅馬征服埃及之後，中國絲織品自然暢銷羅馬境內的各個地區。當時，中國絲綢的精美舉世無雙。漢代絲織品統稱“繒彩”。對於夏季幹燥的地中海周邊地區，用中國絲織品如綾、羅、綺、紗等裁製的衣服，最為相宜。特別是那些極為輕巧和透明的輕紗，色彩繽紛的暗花綢，更以其特有的輕軟、華麗，獨樹一幟，在素以羊毛、亞麻和棉花為紡織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開了局麵，占有了廣大的市場。著名的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23～79)在他的《自然史》一書中寫道，賽裏斯國所產的絲，名馳宇內。這種絲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的夫人嬌媛，將其裁成衣服，光輝奪目。“羅馬少女全靠這種透明的輕紗，顯露她們體態的秀美”。
早在羅馬的共和末期，絲綢之價竟貴比黃金。絲綢貿易已成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貿易。到公元2世紀時，即使是在羅馬帝國極西端的英倫海島，絲綢的流行也不亞於中國的洛陽。為了獲取絲貨等物，每年從羅馬流入印度、賽裏斯和阿拉伯半島的錢，不下一億賽斯太斯(古羅馬貨幣單位)。這種崇尚絲綢的風氣，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紀，羅馬人不分貴賤都穿綢緞了。中國絲綢，不僅成為羅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寬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對美的追求的視野。
由於長期、大量中國絲貨西流的影響，西方一些文明先進的民族和地區，不僅購求中國絲織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國絲貨。例如，從公元四五世紀以後，埃及人開始用中國運去的生絲作為原料，在當地進行加工製造，或者將中國的絲織品拆成絲線另行重織。如埃及卡烏地方就發現用華絲織成的織物。隨著埃及仿製絲貨日漸增多，其中還有少量回流中國市場，被統稱為“雜色綾”。不過，當時埃及和羅馬的簡單織機雖能織出透明的輕紗，卻織不出中國的花紋。後者需要中國的提花機方能織出。大約在3至7世紀，中國的提花機傳入埃及。此外，絲織機的踏躡設備也是我國最早發明的，而埃及原來一般使用的立機無法安裝這種設備，後來引入了中國的平機，才采用了此種裝置。
至於中國絲織技藝的西傳歐洲，更有一個生動的傳說，傳說公元550年，東羅馬帝國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決意在東羅馬創建繅絲業。當時，有兩名曾到過中國的波斯僧侶，向這位東羅馬皇帝述說他們在中國見到的養蠶和繅絲的過程。皇帝於是命令他們設法將中國的蠶繭帶到東羅馬。這兩位波斯僧侶挖空心思，將蠶卵藏在空心竹杖裏，跋山涉水，抵達東羅馬，將蠶卵獻給東羅馬皇帝。從此，中國的絲織技藝便傳入歐洲。
當中國的絲綢產品由海陸兩路源源西進的時候，來自遙遠的西方的物品與信息，也不斷傳入中國。
通過商業和外交活動，當時的中國人對遙遠西方的“大秦”(即羅馬帝國，尤指以亞曆山大港為中心的埃及)物產已相當熟悉。公元3世紀初出使扶南國的康泰，就稱羅馬為寶國。魚豢在《魏略》中，更對大秦物產津津樂道，分門別類加以論述。《魏略》所列舉的大秦物產，有金、銀、銅、鐵等金屬類；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火烷布等織品類；赤、白、黑、綠等10種流離(即琉璃)；瑪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寶石類；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產，總計達65項。它們當中，絕大部分都遠涉重洋，輸出到中國，受到中國人的讚賞和喜愛。
羅馬運來中國的珠寶類船貨，大多產自埃及和地中海、紅海地區。以珊瑚為例，古代西方文獻中記載，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為羅馬帝國運往印度的重要輸出物。中國史籍上，這種記載更所在多有。如《太平禦覽》等書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等字樣。紅海因盛產珊瑚，更被稱為“珊瑚之海”。在這些中國史書中，還對地中海、紅海地區人民用鐵網采珊瑚的辦法，作了詳細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國絲貨的同時，西方的羅馬人也將自己各種優質的紡織品運往中國。亞曆山大等地的織工，善於用金線織繡毛織品、絲織品，運到中國被稱為金縷罽、金縷繡，華美瑰麗，列為上品。中國人長於絲織，西方羅馬帝國人則長於棉、麻、毛織。《魏略》這部書中就列舉了8種棉麻織品。如“發陸布”，就是一種優質棉布，得名於著名的亞曆山大港燈塔所座落的法魯斯島。埃及人植棉，年代久遠。據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所記，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時期，埃及法老就曾賜給神廟棉布。普林尼更記述羅馬時代埃及人種植樹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製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潔細，得以暢銷中國。毛紡業更是羅馬帝國最為發達的手工業，其工藝之先進，足以傲視世界。毛織品，中國古籍上稱為“氍毹”。《魏略》上就記載大秦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毾氈、五色九色首下毾氈”。另一部中國古籍中更介紹埃及毛毯，上麵織著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十分生動；那織著的鸚鵡，竟“遠望軒軒若飛”。從埃及運來的罽褥，在中國各地都極受歡迎。
傳入中國的物品，除上述珠寶、織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別應該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製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門諾菲斯一世(前1557～前1530)時期，埃及製造的玻璃已經絢麗多彩。到了羅馬時代，埃及玻璃製品更是享譽四方，特別是玻璃珠由於色彩繽紛、晶瑩剔透，加之大批量生產，更在羅馬輸往東方船貨中占據突出地位。漢代以來，中國人習慣將玻璃稱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無論是器皿還是珠飾，在中國都大受歡迎。在我國河南省，就曾發現了一個公元前2世紀的亞曆山大港出產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麵部像。到了公元5世紀時，埃及製造琉璃的方法即傳入中國，它們對推動中國古代美術工藝的發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紀時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在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答摩·悉達多所創立。到公元前3世紀，開始廣為傳播。佛教傳入我國，是通過西域古絲道東來的。西漢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漢朝，曾給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到東漢明帝時，佛教正式傳入中國。漢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請天竺沙門(即和尚)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人攜帶佛經東來，他們用白馬馱著佛經來到東漢都城洛陽，東漢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馬寺。發展到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流傳甚廣，影響遍及全國。從此印僧東來布道，漢僧西去求法成為為時數百年人數眾多的活動，成為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國和印度兩大古代文明產生了具有深刻內涵的彙聚。
從東漢時期開始，由於佛教逐漸通過古絲道傳入中國。以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表現印度、羅馬題材的犍陀羅藝術也流傳到我國新疆地區，給我國的繪畫、工藝美術、雕刻和建築帶來了希臘、羅馬的風韻。例如，羅布泊南漢代樓蘭國都扜泥城的廢址米蘭，在本世紀初發現了羅馬式壁畫。壁畫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侶，同埃及法雍的畫風如出一轍。壁畫的畫題所表現的應是佛教故事，但構圖、色調和繪畫技巧則完全是羅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駕的馬車，竟是一輛羅馬式的駟馬車。時代晚於米蘭的庫車、拜城千佛洞的繪畫，亦多為希臘、羅馬格調。見於各處的宴飲圖中都附有古典希臘藝術中的海馬和美人魚等題材的插圖，來源也不外乎是羅馬統治下的埃及。在內地，河南唐河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上麵，已出現希臘、羅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動物，形象十分生動，是屬於東漢早期的遺物。這種犍陀羅藝術一直在我國新疆地區流傳到8世紀。沿著絲綢之路的南北二道，許多佛寺遺址發現的大型壁畫就是希臘、羅馬、印度、波斯和中國畫法融會的結晶。
在造型藝術方麵，埃及鷹頭獸式樣的雕塑藝術也早經過歐亞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國。希臘人、斯基泰人都熱衷於采用這一圖像，以之為神物。戰國時期，我國北方匈奴人喜愛這一圖案。內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匈奴墓中的金飾片和陝西神木出土的圓雕金鹿形鷹頭獸，都是明證。甚至漢代輸往西亞地區的絲織品中，也有鷹頭獸圖案，其目的顯然是為了適應地中海東部文明各國的需求，具有很強的市場意識。除了鷹頭獸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獅身人麵獸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國落戶。山東嘉祥隋代官員徐敏行墓出土的鎮墓陶獸，居然也是獅身人首，其人首部分為一老人，高38厘米，寬12厘米。說明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在建築藝術上，埃及的式樣也流行於我國新疆。多裏亞石柱原為古埃及通行的建築支柱，後來被希臘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紀左右，傳入新疆東部。到了6世紀，希臘式石柱傳入中國內地，南京六朝時代梁朝諸帝墓前希臘式瓜棱形凹紋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見羅馬時代的埃及建築式樣，竟然也得在東海之濱的長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隨著中西交通的逐漸開通與發展和雙方之間經濟交流的擴大，中國對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這種了解，一直遠及極西之地的羅馬帝國。從地理意義上來說，當時中國所了解的“大秦”即羅馬帝國，恐怕主要還限於它的東部邊區，特別是埃及的亞曆山大港。從張騫通西域以後，中國人就知道了“黎軒”。此後我國的史籍中，更有“犛靬”“犁靬”“犁鞬”等記載。這個令中國人的興趣經久不衰的絕遠國度，就是亞曆山大城。所謂“犛軒”“犁靬”“犁鞬”等名稱，就是亞曆山大的對音。公元3世紀初撰寫的我國史籍，就明確指出“黎軒”在安息、條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邊。又指出其國中有河，而該地西方又有大海。還記載說“西有流沙”。這些記述已相當清晰地標定了位於由波斯灣、阿拉伯海和紅海連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並指明了尼羅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邊的利比亞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記載在敘述當地商業、貨幣、物產、交通等情況時，還述及那裏的政治生活，如說“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魚豢《魏略》)。這裏記述的所謂“國無常主”“更立賢人以為主”等，同當時羅馬帝國實行元首製，保留了一些共和製的外衣有關，也是我國人初次接觸古代西方世界時，對共和政治的一個介紹。它雖然講得很含混，但對長期處於君主專製的我國古代人說來，卻無疑留下了一塊政治思想領域中馳騁想像力的餘地。
海上絲綢之路
與陸路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與繁榮的同時，唐宋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大大繁榮起來。
大唐帝國的號召力與凝聚力，也吸引著東南亞廣大地區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遙遠的印度洋諸國，這就大大促進了海上絲路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
原來，定都於長安的唐帝國，在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主要關心的是同中亞、西亞的陸路交往。主觀上並未側重海上交通與貿易事業。但是，伴隨著大唐帝國國勢的強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國家。廣州承襲了秦漢以來的傳統，繼續發揮著國際海上貿易中心的作用。特別是由於隋代開鑿了大運河，使洛陽與揚州在經濟上的地位大為突出，成為唐代兩個最大的商業中心。揚州的繁榮，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在南海方麵的貿易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洛陽和揚州成了廣州的新後援體。揚州不是唐帝國的都城，不在天子腳下而能發展成一個商業大埠，令詩人杜牧寫出“十年一覺揚州夢”那樣傳誦千古的佳句，說明它所經營的商業和市場，已不再局限於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為廣泛的市民的需求。這對於海上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是至為重要的。
公元7世紀，南海海上交通與貿易大大活躍。它表現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諸國的紛紛來朝上。波斯商人抵達南海，再北上中國沿海諸港活動；再進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漸漸成為南海貿易的居間商，他們的商船更逐漸成為南海、印度洋地區來華貿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這種形勢的發展，終於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夠重視。公元8世紀初，即714年以前的某個時候，唐朝設立了一個新的、專門負責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