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國逐漸重視海上貿易，並不是偶然的。與陸路交通狀況相比，海路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麵，由於阿拉伯人征滅波斯薩珊王朝的戰爭，以及此後唐帝國與阿拉伯人的衝突使陸上交通受到影響；同時，唐代中國造船業更加發達，造出的“埤倉”巨舶，長50～60米，可載五六百人。此時的中國海船已完全具有遠航能力，無須像漢代那樣，“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他寫下的《東來中國行記》中說，中國船經常停泊在波斯灣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馬蘇迪在《黃金草原和寶石礦》這部曆史名著(寫成於947年，距唐亡後未久)中，則記述了中國船舶經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奧波拉和巴士拉”。
這一時期前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質量、規模和航海技術等也均有長足的進步。它們當中的“昆侖船”、“錫蘭船”等，都享譽中外。在唐中葉，據說錫蘭船是外國船中最大者，其規模長20丈，載六七百人。至於阿拉伯與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數丈”，其規模可想而知。當時埃及的卡裏米大商人集團，就有數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處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識之大成，唐代的賈耽於公元800年前後記述了那條著名的南海大商道，當時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上航線從廣州出發，越過南中國海，橫穿馬六甲海峽，到達當時南海中的大國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地區的古國)；經過馬來半島西岸，到達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印度。由印度再駛向阿曼灣，抵達波斯灣頭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內)，最終可從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國首都報達(即巴格達)。華船從廣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時間，大約共需要三個月左右。這條航線把中國、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地區連接起來，成為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國南方的廣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港口。從波斯灣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國家駛來的海船，帆檣雲集；香料、珍寶等各種貨物，堆積如山。唐代宗在位時，每年抵達廣州的各國船隻達到4000艘，可見當時海上絲道，真是盛況空前。由於對外貿易的興盛，除了廣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寧波)、江都(今江蘇揚州)等港口與城市也發展起來。在廣州和其他港口城市，還設有讓外國人進行交易的市區，都歸市舶司管理。
這樣，從中國向西方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彙集在尼羅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著溫潤的海風，從海上溝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線平行的陸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動脈，被當時的人們稱為“大道”和“正路”。它東起蘇伊士地峽，穿過錫爾提卡長達500公裏的荒涼地帶，沿著的黎波裏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經過巴爾卡、的黎波裏、凱魯萬、塞蒂夫、提阿雷特，直達非斯。這條驛道從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計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驛路又通過沿海港口，同南歐、西歐各國連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邊的丹吉爾，從海上越過直布羅陀可以通伊比利亞半島。公元756年，倭馬亞王朝後裔在那裏建立了獨立的王朝，很快繁榮富強起來，成為吸收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通道。另一條海上航路從突尼斯和貝賈亞通向西西裏島。公元9世紀穆斯林開始了征服西西裏的軍事行動。此後西西裏一直是向意大利傳播東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宗教內傳
唐帝國對各種外來文化采取兼容並蓄的態度，最突出的表現在它對外來宗教的態度上。伴隨著中西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除了從西漢末年以來傳入的佛教外，又相繼從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襖教、伊斯蘭教和景教。
佛教在我國唐代達到了最盛期。以佛教為紐帶，中國和印度、斯裏蘭卡、尼泊爾等信奉佛教的國家來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說《西遊記》裏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師玄奘。這位俗名陳禕的高僧於唐太宗貞觀元年(627)踏上絲綢之路，前往印度學研佛經。他在印度先後巡訪了佛教六大聖地，足跡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為佛學大師。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為他在曲女城舉行一次規模盛大的學術辯論大會，會上作為論主的玄奘沒有被任何人所難倒，獲得了極高榮譽。闊別長安18年後，玄奘才從印度帶著650多部佛教經典回到祖國。後來，他翻譯了75部佛經，還根據旅途見聞，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記》。它記載了印度等100多個古國的曆史沿革、風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脈河流、生產狀況等。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曆史和宗教的學者視同瑰寶，已譯成多種文字，成為世界名著了。當時，從印度到中國來的許多佛教僧侶，都客居長安譯經。唐朝統治者雖然將老子奉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卻始終遙遙領先，在中國社會有著更大的影響。
襖教，又稱火襖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在公元前6世紀時創立的。它宣揚善惡二元論，認為火、光明、潔淨、創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汙濁、破壞、死亡是惡端；善惡相爭，光明必將戰勝黑暗。它崇尚光明，因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時期，自波斯和中亞傳入中國。唐代長安城西北部設有襖教寺院三座。在洛陽、涼州(今甘肅永昌以東、天祝以西一帶)、沙州(今甘肅敦煌)等地也建有襖教寺廟。
摩尼教，又稱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紀創立的。它吸收了襖教、基督教和太陽神教等思想，也宣揚善惡二元論，認為宇宙間光明與黑暗兩宗相鬥，人們應奮起助明鬥暗，等等。公元4至6世紀，該教流傳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則天當政時，波斯摩尼教經師拂多延等人攜帶該教經典《二宗經》來到中國。從此，摩尼教開始在中國流行，陸續在各地設立寺廟。長安的大雲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對貧苦民眾有著相當的吸引力。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些農民起義披著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鬥的學說來動員群眾。著名的宋代方臘起義，就是用該教號召民眾的。中國民間秘密宗教組織，如明教、白蓮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響。摩尼教的傳入，給中國下層勞動群眾的反抗鬥爭，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蘭教，俗稱回教。隨著大批穆斯林從西亞、中亞各地前來中國，伊斯蘭教在我國流行起來。唐代的長安、廣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傳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攜帶《古蘭經》到中國來傳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視，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稱“大秦景教”，實際上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由敘利亞人聶斯脫利創立。聶斯脫利認為耶穌兼有人神二性，違反了基督教的正統教義，因而被斥為異端，驅逐流放。公元5世紀末，聶斯脫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獨立教派，建立總教會，向西亞和中亞傳播。突厥人對景教的東傳起了媒介作用，6世紀末，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和波斯王聯合鎮壓叛亂，曾俘虜過額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過突厥人傳入我國內地的。明朝末年，在陝西盩厔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藏西安碑林)，碑文中敘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國的情況：唐太宗貞觀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侶阿羅本攜帶該教經書到達長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齡到西郊將其迎入宮中，譯經傳道。隨後又發布詔令，準許建立教堂，傳播景教。到唐高宗時，景教曾廣為流傳，一時出現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阿羅本也被封為鎮國大法主。唐玄宗曾親自為教堂題寫匾額，德宗更為之立碑記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淨撰寫的。景教初傳入中國時，教堂都稱為波斯寺，後來改稱大秦寺。除長安以外，洛陽、靈武、成都、廣州、揚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還作過唐朝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手下的謀士。《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左右兩側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據考證他們大都是外來僧人，來自伊朗或敘利亞等地。這些早期來華的景教僧侶除了在中國傳教外，還進行了大量的譯經工作。僅在敦煌鳴沙山石窟發現的唐朝景教經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讚》等6種。其中提到當時譯的景教經典多達35種。
唐武宗時，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廢之列。從這次挫折以後，景教在我國內地傳播的勢頭逐漸減弱。唐末黃巢起義軍攻破廣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後的混亂中被殺。此後，景教勢力基本上退出內地，僅在新疆、內蒙古等邊遠地區還有蹤跡可尋。
陶瓷西傳
海上交通的巨大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於宋代經濟、文化繼大唐一脈，並有長足的進步，在當時的世界上繼續處於領先地位，因而吸引了西方各國人民的目光。穆斯林世界對中華文化甚為仰慕，評價是極高的。10至11世紀的穆斯林學者薩阿利比說：
阿拉伯人習慣於把一切精美的或製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產地為何地，都稱為“中國的”。直到今天，馳名的一些形製的盤碟仍然被叫作“中國”。在製作珍品異物方麵，今天和過去一樣，中國以心靈手巧、技藝精湛著稱。……他們在塑像方麵有罕見的技巧，在雕琢形象和繪畫方麵有卓越的才能，以至於他們之中有一位藝術家在畫人物時筆下如此生動，欠缺的隻是人物的靈魂。這位畫家並不因此而滿足，他還要把人物畫得呈現笑貌。而且他還不到此為止，他要把嘲弄的笑容和困惑的笑容區分開來，把莞爾而笑和驚異神態區分開來，把歡笑和冷笑區分開來。就這樣，他做到了畫中有畫，畫上添畫。
這些評介，雖不乏溢美之處，卻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中華文明營養的渴求之情。
從中華文明向外傳播方麵看．如果說漢唐以來絲織品的輸出和絲綢文化的外流，曾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占居主要地位，那麼宋代以後，這種情況被陶瓷品的輸出以及陶瓷文化的遠播所逐漸取代。學者們常常把海上絲綢之路稱為絲瓷之路。
宋代華瓷的產量之大、品種之多、花色之繁、質量之優，均獨步世界，加以適合海上巨舶運輸，因而遠銷西方。據《萍洲可談》記載，12世紀時，陶瓷已成為遠洋出航的商船的理想壓艙物。“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此時，因中國經濟重心的不斷南移，宋代南方各省陶瓷業有了很大發展，已逐漸超過北方，大大促進了海上經南海、印度洋的外銷。南方各產地更因原料的優質，製造的瓷器細潔光澤，具有半透明度、觀感白度和較高的強度和硬度。南宋時杭州有官窯；景德鎮有定窯、均窯的仿製；越州、龍泉過窯的青瓷；吉州窯的黑釉和釉下彩繪瓷；廣州西村窯的青白彩，均各擅勝場。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白瓷，尤其遐邇聞名，暢銷海外。
中世紀的亞、非、歐廣大地區的人民都十分喜愛中國瓷器。各國的統治者在宮廷中收藏精美的中國瓷器；普通百姓則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國瓷器；詩人和作家們更在自己的作品中讚美中國瓷器。薩阿利比(961～1038)還讚美中國瓷器說：“他們還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來烹飪的瓷器有時用來燒煮，有時用來烹炸，有時用來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澤杏黃瑩潤，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等器皿。”近代以來在阿拉伯地區的考古發掘表明，大量華瓷碎片屬於宋代。例如，在伊拉克巴格達以北的古代宮殿等遺址，發現了許多晚唐到宋代的白瓷和青瓷片，在古城泰西封遺址則發現了南宋龍泉窯青瓷缽碎片；在敘利亞的哈瑪遺址，發現了宋代德化窯白瓷片和南宋官窯生產的牡丹浮紋青瓷缽碎片；在黎巴嫩的貝卡穀地，發現了宋代龍泉窯蓮花瓣花紋的青瓷碗碎片，等等。從唐代開始，中國瓷器還遠銷北非的埃及。華瓷從海路運到紅海各港口上岸，然後集中到埃及南郊的富斯塔特，再從這裏轉運到亞曆山大港、摩洛哥及馬格裏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諸國)。據本世紀初有關富斯塔特考古發掘的結果，在發掘出的數10萬陶瓷殘片中，已辨明的中國陶瓷有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屬於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的窯瓷；從唐末到五代，有越州的窯瓷和黃褐釉瓷等，有的瓷缽內麵帶有漂亮的篦雕花紋，偶爾還有少量的鏤花，上著雅致的橄欖綠色釉；至於宋瓷，更是所在多有，大部分屬於龍泉窯出產。
絲綢古道上的各國人民不僅喜愛中國瓷器，而且有條件的還紛紛仿製華瓷。13世紀時，波斯人仿製宋瓷碗，上麵畫有鳳凰圖案。埃及的能工巧匠們仿製中國瓷器，從法蒂瑪王朝就開始了。一位名叫賽義德的工匠仿造宋瓷成功，並教授了眾多的徒弟。最初仿製青瓷，後來又仿製青花瓷。瓷器的形狀、花紋都模仿中國，僅瓷胎使用埃及當地陶土。據11世紀中葉到過埃及的伊朗宣教師納綏爾·胡斯羅說，當時，仿製品已達到很高水平，它們“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個人能透過瓷器看見自己的手”。注重時尚的埃及工匠們，還隨著舶來的華瓷品種的變異而不斷更新自己的仿製品。當9至10世紀輸入三彩陶瓷時，就模仿三彩陶瓷生產出多彩紋陶瓷；當輸入白瓷時，便仿製了白釉陶瓷。到了11世紀以後，就逐漸仿製青瓷、青白瓷，還有青花瓷複製品。埃及瓷器製造數量極為巨大。在富斯塔特發現的數十萬片陶瓷殘片中，大部分是本地生產品，而這些當地產品當中，又有70％到80％是華瓷的仿製品。以埃及為基地，華瓷和陶瓷技術又向歐洲流傳，一路經馬格裏布傳入西班牙，另一路經西西裏傳入意大利，傳播到歐洲各地。
指南針與印刷術的西傳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古代科技的幾項偉大發明的西傳。
首先，是指南針的西傳。至晚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已發現了磁石的吸鐵功能。公元1世紀初，王充在《論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極特性，發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的記載中，已記述了四種試驗，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應用指南針。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針橫貫燈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運業中。沈括的親戚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追記了其父11、12世紀之交時在廣州見到的中國海船：“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這是指南針應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記錄。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麗，也見到使用指南針，“惟視星鬥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諸蕃誌》記載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這樣的評述：“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係矣!”公元9、10世紀以後，中國商船經常出沒於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針的中國海員，在與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將這一先進技術傳播出去。有的中國海舶上甚至雇傭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長和水手，他們學習指南針技術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員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羅盤導航的技術。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中表示羅針方位的詞：“Khann”，就是閩南話中羅針所示方向的“針”字。
航海羅盤的導航技術，在12世紀傳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羅盤導航。英法等西歐民族，習於航海，對羅盤導航的興趣極為濃厚。就現在所知，除中國以外，有關羅盤的記載，最早並非見於波斯和阿拉伯文獻，而是英、法文獻。1195年，英國的亞曆山大·內卡姆在《論物質的本性》這部著作中，在歐洲首次論述了浮針導航技術。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針最初也是用在陰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間，分辨航向。辦法是用磁化的鐵針或鋼針，穿進麥管，浮在水麵，用來指明北方。可見，最初傳到歐洲的指南針，正是沈括所記述的水浮法的磁針。1205年左右，法國人喬奧·普羅旺斯提到羅盤。1219年，另一個法國人詹姆士·特維裏，也提到東方的這種頗具實用價值的新發明。康丁普裏的湯姆斯百科全書中也有一條浮針羅盤的記載。波斯人穆罕默德·奧菲編寫的《故事大全》，講述磁性的指南魚，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紀下半葉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記述說，當他乘船前往亞曆山大港時，看見海員們借助磁針辨別方向，磁針一般是用木片或錫箔托浮在水麵上。他還聽海員們介紹說：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長們不用這種木片托浮的指南針，而是用中空的磁鐵製作一種磁魚。磁魚被投入水中之後浮在水麵，頭尾分別指示北方和南方。顯然，這也是中國指南針西傳的早期記載之一。指南針的傳入歐洲，為歐洲日後的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前提。
《建康實錄》同指南針一樣重要的，是印刷術的西傳。大約在隋唐之際，我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公元7世紀40年代，玄奘大師印製普賢像，每年印數在萬張以上。從9世紀開始，我國民間印書的風氣漸開。著名詩人白居易等人的詩集，都在揚州、越州刊印。現在最早的印本書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剛經》。
中國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來華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這種先進的技術遂迅速西傳。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區出土的大量紙張等文物中，發現了50件不同時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經鑒定，這些印刷品的時間分屬10世紀至14世紀。最早的一件，約在900年左右印製，內容是《古蘭經》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節。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蘭教祈禱文或《古蘭經》經文等。從外觀上就可看出，這些印刷品同中國內地與新疆土魯番出土的印刷品極為類似。上世紀50年代，在法雍又發現了30塊鐫刻阿拉伯文的木板。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國的雕版完全相仿，連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國一樣，在鋪平的紙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輕輕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個別的甚至用紅墨印刷。
在印刷術的西傳中，阿拉伯人隻是起了某種重要的中介作用。15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出現了最早的雕版書籍。威尼斯在15世紀下半葉成了歐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紙牌、聖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許多的書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書籍便是在威尼斯印製的。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從事印刷出版業的亞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古蘭經》，流傳到穆斯林世界各地。這部阿拉伯文書籍，完全像中國書籍一樣，每頁隻印一麵，用的是煙炱和膠水溶成的一種棕黃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們的經典。埃塞俄比亞的基督徒在羅馬籌劃出版《聖經》，並於1513年印製了《舊約》中的《詩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約》。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完成了印刷技術上的一次飛躍，對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貢獻。中國印刷術的西傳歐洲，對於日後歐洲文藝複興和資產階級啟蒙等文化活動，具有極大的意義。
蒙古西征
蒙古諸部崛起於中國北方草原後，1206年，鐵木真(1162～1227年在位)統一了蒙古草原地區，成為蒙古大汗，尊稱成吉思汗(意思為海洋般的大汗)。當時，蒙古西鄰西遼和西夏，南接金朝。立國之後，不斷擴張，在向南擴張的同時，更向西展開了征戰。1217年，成吉思汗把侵金戰爭交給部將之後，便把征掠的矛頭指向西方。攻滅西遼以後，從1219年起，成吉思汗親率20萬大軍主力開始了西征。他借口中亞大國花刺子模(在今裏海東，錫爾河南)劫殺了蒙古的商隊，把目標首先對準了花刺子模。他首先攻陷花刺子模的都城撒馬爾罕，將其夷為平地。隨後，蒙古軍隊向西攻入欽察(在裏海西、黑海北)，擊潰了欽察、斡羅思(前蘇聯莫斯科、基輔一帶)的聯軍，進入斡羅思南境。1226年，成吉思汗回軍攻打西夏。次年，滅亡西夏。
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兒子窩闊台繼承了汗位。窩闊台在1234年征滅金朝以後，於1235～1244年，發動了蒙古大軍的第二次西征。這支西征軍，由成吉思汗四個兒子中的長子率領。其中，成吉思汗的長孫拔都最為重要。曆史上將這次西征稱為“長子西征”。在征服了欽察、平定了斡羅斯以後，蒙古軍分路西攻索烈爾(今波蘭)，南伐馬劄兒(今匈牙利)。1243年，拔都在今俄羅斯境內建立起欽察汗國(又稱金帳汗國)。
蒙哥統治時期，在1253年至1260年發動了第三次蒙古西征。這一次，蒙古大軍由蒙哥之弟旭烈兀統率，先征滅木刺夷(今伊朗北部)，又在巴格達迫降了黑衣大食，滅亡了阿拉伯帝國。接著兵分三路，越過幼發拉底河，侵入敘利亞，進逼埃及。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分封旭烈兀。旭烈兀的伊兒汗國，東起阿姆河，西至小亞細亞，北接欽察汗，南抵印度洋。
蒙古三次西征，攪動了當時歐亞大陸的整個文明世界，把原來因地理、經濟、政治等各種條件互相阻隔的文明地區，用暴力手段暫時聯係起來。在這段時間，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達到曆史上從未有過的高漲。
蒙古西征，帶來了世界古代曆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人口雙向流動與遷徙。隨著蒙古大軍的西征，大批蒙古人、漢人、以及中國西北與中亞各族的人群，從東向西遷徙，進入中亞、西亞、東歐乃至西歐各地。以後隨著各汗國的建立，這些西遷者有許多就在當地定居下來，把東亞的文明傳到該地區。而隨著蒙古遠征軍的東歸，又有大批中亞人、西亞人、斡羅斯人、欽察人，或作為投順的王公、貴族，或作為被擄的工匠、奴隸，輾轉東來，也將他們的文明帶到東亞來。而在蒙古帝國的廣袤無垠的範圍內，一時更有眾多的商販、使臣、旅行家往來如織，也起了傳播文化、促進交往的作用。例如，道士丘處機(號長春真人)，奉成吉思汗之詔，從山東出發去見他，結果一直走到阿姆河畔才見到這位海洋大汗。他的隨行弟子李誌常，歸來以後就撰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述了中亞各地的情況。天主教士普蘭·迦爾賓等人，奉教皇之命，萬裏迢迢，出使蒙古，歸去後也撰寫了《蒙古曆史》一書，對蒙古人的生活習俗、戰略戰術以及沿途見聞，作了記述。
由於蒙古西征掃平了西去歐洲的道路，同時欽察汗國和伊兒汗國等名義上仍要聽命於汗巴裏(即元大都，今北京)的大汗(即元朝皇帝)，所以元朝時中國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聯係比以前方便多了。早在窩闊台時期，已設置了直通西征軍統帥拔都營帳的驛道。以後，由欽察草原和俄羅斯通往東方的交通日益發達。西方的商人和使節，常常經過欽察汗國的都城薩萊(今阿斯特拉罕附近)，到達阿姆河下遊的玉龍傑赤(今土庫曼庫尼亞烏爾根奇)，過不花刺(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撒馬爾罕等地，到達天山北路東西交通要衝阿力麻裏(今新疆霍城縣)。從那裏可以北走阿爾泰山南驛道抵達和林(蒙古都城，全稱哈刺和林，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杭愛省厄爾得尼召北)，然後有驛道直通內地；也可以向東經過哈密力(今新疆哈密)，直接沿絲綢舊道前往中原。
伊兒汗國和元朝的統治者同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後裔，雙方關係更為親密。伊兒汗國自建國後，就在全國各地實行驛傳製度，和蒙古大汗駐地直接交往。使者手持金牌，通行各地無阻。因此，穿行伊兒汗國境內的傳統絲綢之路，在這一時期大放光彩。元朝和伊兒汗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規模空前。伊兒汗國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來到元朝做官、經商、從事手工業的人數眾多。元朝蒙、漢族官員、商人、工匠也有許多人前往伊兒汗國定居。伊兒汗國利用了自己在中西交通上的地利之便，曾征集中國、阿拉伯、波斯、希伯來的天文曆算學者，並在大不裏士附近的馬拉格建立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天文台，還建立了一座藏書達40萬卷的圖書館。1272年左右完成的《伊兒汗天文表》，介紹了中國、希臘、阿拉伯和波斯的曆法和天文學方麵的著作。這部世界天文學史上的傑作，就是彙聚在伊兒汗國的各民族科學家合作的碩果。伊兒汗國對東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鄭和下西洋
與陸上交通相比，明初的中西海路交通曾一度大放光彩。這就是1405～1433年的鄭和下西洋活動。
鄭和原姓馬，小字三保，雲南昆陽(今雲南晉寧)人。他出生在一個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家庭。祖父和父親都曾經去過伊斯蘭教聖地麥加朝聖，所以被尊稱為“哈隻”。鄭和從小就聽父親講述漂洋過海去朝聖的故事，神秘的海洋早已成為他心目中憧憬的地方。明朝平定雲南的時候，鄭和才12歲，被俘到宮中作了太監，並被分給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朱棣作侍童。後來，朱棣在北平起兵，發動了“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鄭和在戰爭中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從此得到了朱棣的特別賞識。朱棣即位後，擢升他為內官監太監，並賜姓鄭。
鄭和第一次出航，是在永樂三年(1405)六月。他率領的遠洋船隊共有大型寶船62艘，各種人員27000多人。這種大型寶船，每艘長44丈，寬18丈，配備有航海圖和羅盤針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設備。船上滿載著絲綢、織錦、瓷器、金銀、銅錢和鐵器等貨物。另外還有小型海船百餘艘。這支世界曆史上規模空前的船隊從蘇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東瀏河鎮)啟程，泛海到福建長樂，然後借海上信風，由閩江口的五虎門揚帆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後遍曆爪哇、舊港(今印度尼西亞巨港)、滿刺加(今馬來半島馬六甲)、蘇門答臘，接著向西駛向印度洋，赴錫蘭山(今斯裏蘭卡)、柯枝(今印度柯欽)，最遠到達古裏(今印度科澤科德)。古裏當時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個重要港口。鄭和在那裏建立了一座航海紀念碑。然後返航，利用季風在永樂五年(1407)秋天回到中國。
鄭和第二次航行是在1407年至1409年。船隊的航線和所到的地方大體與第一次相同。1911年，在斯裏蘭卡的加勒發現了一塊鄭和當年樹立的航海紀念碑。碑文用漢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寫成，清楚地記述了鄭和船隊在斯裏蘭卡時的活動。
第三次航行在1409至1411年。這一次鄭和的船隊有船48艘，人員27000人。航行的路線及所到達的地方與前兩次仍大致相同。在這次航行中，鄭和在地處海上交通要衝的滿剌加建立了柵欄圍牆，蓋了倉庫，作為明朝海上貿易的中間轉運站。
第四次出航距上次歸國也僅有一年的時間。船隊於1413年冬出發。到達占城後，駛向急蘭丹(今馬來西亞吉蘭丹)、彭亨、爪哇、舊港、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山、溜山(今馬爾代夫)、柯枝、古裏；最後到達忽魯謨斯(今伊朗霍爾木茲)。忽魯謨斯是13世紀下半葉興起的波斯灣口最重要的貿易港口，也是東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同時，在蘇門答臘，鄭和派出了分遣船隊。這支分遣船隊向西航行，訪問了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馬裏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馬裏布拉瓦)、麻林(今肯尼亞馬林迪)等城邦，又抵達阿拉伯半島的阿丹(今南也門亞丁)、剌撒(今北也門薩那)、祖法兒(今阿曼佐法爾)，再到忽魯謨斯後返航。
第五次出航是在1417～1419年。這次鄭和的主要使命是護送各國使節平安回國。所以上次航行所經各國必然是這次的所到之處。阿拉伯方麵的曆史資料裏，記載了這次航行中鄭和船隊的分遣船隊到達亞丁的消息。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1421～1422年。這一次出航時間較短。航線和到達的國家和地區與前一次大致相同。分遣船隊再一次訪問了東非海岸，到達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索馬裏朱巴地區)、麻林、慢八撒(今肯尼亞蒙巴薩地區)等地。
鄭和第六次出航回國不久，永樂皇帝死於親征蒙古途中。鄭和航海活動暫時停止下來。直到1430年，宣德皇帝才又派鄭和率領船隊出海。這次航海規模龐大，所到的地方有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山、小葛蘭(今印度奎龍)、柯枝、古裏、忽魯謨斯、天方(今麥加)、秩達(今沙特阿拉伯吉達)、祖法兒、阿丹、木骨都束、卜刺哇、溜山等地。返航途中，鄭和在古裏病逝。
鄭和下西洋，擔任了中國的友好使者。遠航船隊滿載絲綢、瓷器、鐵器、金幣等貨物。每到一地，就以絲綢等物贈送給各國君主或地方首領，邀請各國到中國進行貿易活動。船隊所到之處，受到友好接待。回國時，有大批使臣隨同到中國來。隨船帶回各地的土特產品，如象牙、香料、寶石，等等。七次出航，遍訪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架起了一座通商、友好的橋梁。同時，積累了豐富的航海經驗，溝通了東西方海上交通。舉世聞名的《鄭和航海圖》，記錄了鄭和經南海、印度洋，直到東非海岸的詳細航線，是我國在15世紀初對世界海洋地理學的重大貢獻。
鄭和下西洋的活動，極大地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永樂時期，各國來中國的使節和商隊絡繹不絕，永樂二十一年(1423)忽魯謨斯等國來到中國的使臣達1200人。鄭和遠航後，明代出國到海外移民的人數也開始明顯增多。他們把中國文明帶到各國，促進了那裏的社會發展與進步。通過鄭和遠航，享譽世界的中國絲綢與瓷器大量流播到亞非各國，成為亞非廣大地區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當時從亞非各國運到中國的貨物也琳琅滿目，達180多種。
隨同鄭和出航的馬歡，著有《瀛涯勝覽》，費信著有《星槎勝覽》，鞏珍著有《西洋番國誌》。這三部著作，是鄭和下西洋曆史事跡的真實記錄，已被澤成多種文字，流傳海外。鄭和的豐功偉績，受到亞非各國人民的尊敬和紀念。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有重要商埠三寶壟，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有三寶城和三寶井、泰國有三寶廟、三寶塔，等等，都表達了對這位傑出的航海家的永恒的懷念。
在鄭和大規模航海活動進行的前後，西方地中海世界和歐洲對東方的交通與聯絡卻再一次遇到了複雜的情況。
當時，從西方前往東方和中國的商路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是從小亞細亞由陸路沿黑海、裏海到中亞地區；
第二條是從地中海東岸敘利亞一帶由陸路經兩河流域到波斯灣，再改走海路到中國廣州、泉州等地；
第三條是由陸路過埃及，到達紅海沿岸，然後改海路到中國。
這時的東西方交通與貿易，紅海以東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裏，而地中海一帶則由意大利人壟斷。在欽察汗國滅亡後，帖木兒帝國的短暫崛起一度阻斷了從陸路到中國的交通。
此後，15世紀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不斷擴張，1453年滅亡了拜占庭，占領了西亞，吞並了埃及與北非，控製了紅海、波斯灣和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線，向過境的各國商人大肆勒索。這種情況，使得中西交通與交流出現了某種梗阻現象。因此，當時的歐洲國家熱切地希望開辟一條到達東方的新途徑。馬可·波羅筆下遍地是金銀財寶的東方，吸引了西方君主、貴族、商人和航海家投身航海事業，期望從海上開辟通往東方的新航路。
鄭和航海活動結束後半個世紀，葡萄牙人迪亞士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到達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率領的一支由四艘船組成的葡萄牙船隊，從裏斯本啟程，繞過好望角，沿非洲東岸北上，在一位阿拉伯海員的引導下，向東橫越西印度洋，到達印度南部的卡利庫特港，終於成功地開辟了通往東方的新航路。此前不久，出身於意大利的航海家克利斯多夫·哥倫布率領的西班牙船隊，也於1492年從西班牙南端的巴羅斯港出發，向西橫渡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1519年，葡萄牙貴族麥哲倫率領的西班牙船隊，開始了為時兩載的人類首次環球航行。
新航路的開辟，奏響了資本主義時代的序曲，也揭開了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西方傳教士
正是在明末清初這段時間，伴隨著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相對自由的活動，西學即歐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一次活躍與高潮。
在天文學方麵，歐洲傳教士們來到中國後，不僅翻譯、介紹了許多西方天文曆算方麵的書籍，而且引進、製造了一批天文儀器，如地球儀、天體儀、望遠鏡，等等。如湯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後編成《崇禎曆書》和《時憲曆》。後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陰曆。還編著了《古今交食考》《測食說》《恒星出沒》《渾天儀說》等天文著作。比利時籍的傳教士在清朝供職期間，更主持設計製造了6件大型銅製天文儀器，有天體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本經儀、象限儀和紀限儀，安置在北京觀象台。並由南懷仁繪圖陳述，收入了《靈台儀象誌》。在介紹歐洲先進的天文學說方麵有重要貢獻的另一位傳教士，是法國的蔣友仁。1761年，蔣友仁將手繪的《坤輿全圖》進呈乾隆皇帝。此圖附有說明，介紹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動說及行星運動說，指出哥白尼學說“以太陽靜地球動為主”。蔣友仁的《坤輿圖說稿》手抄本，經中國著名學者何國宗、錢大昕潤色，刻印流傳，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
在數學方麵，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歐幾裏德的數學名著《幾何原本》，是關於平麵幾何學的係統性著作。由此傳入中國一種嶄新的邏輯推理方法，也大大豐富了中國幾何學的內容與表述方式。原書15卷，當時隻譯出了前六卷，刻於1607年。利瑪竇同李之藻合譯的另一部數學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國最早介紹歐洲筆算的著作。在這部書中，從加減乘除到開方，中國和西方的算術第一次融會在一起。由於簡便易行，經過後來的改進，得到了普遍的推廣。1634年編成的《崇禎曆書》中，也介紹了大量的西方數學方法，將西方平麵三角學、球形三角學傳入中國。湯若望也編寫了《幾何要法》和《新法算術》等數學著作。在17世紀的中國，計算工具共有4種：珠算、筆算、籌算、尺算，後三種都是從西方傳來的。
當西方傳教士來華的時候，正值明朝末年。國力逐漸衰微的明帝國，麵對關外崛起的滿族(1636年建國號大清)，自然地對西方先進的火器極感興趣。葡萄牙人最早將西洋火炮從澳門帶到北京，當時人稱“紅衣大炮”。因為葡萄牙被稱為“佛郎機”，所以又稱“佛郎機炮”。這些“佛郎機炮”在對滿族軍隊作戰中發揮了威力，被封為“紅衣大將軍”。湯若望來華後，也奉命鑄造火炮。在皇宮旁特地設立了一個鑄炮廠，兩年時間就鑄造了20門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彈。湯若望還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專門傳授火炮的圖樣、製作和應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國之前，就十分重視西洋火器。他們的“紅衣大炮”，也被封為“大將軍”，隨部隊行軍作戰。清朝初年，為了平定“三藩之亂”、防備台灣鄭成功武裝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視西洋火器的製造。南懷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圖況》。
當大清帝國的統治逐漸鞏固之後，統治者的興趣與注意力逐漸轉向傳教士們帶來的歐洲新鮮奇巧的工藝品，如自動機器和鍾表，等等。康熙時在清官服務的法國傳教士陸伯嘉，專造鍾表與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國傳教士楊自新，曾獻給乾隆皇帝一隻自行獅，能走百步，發條藏在獅子腹內；後來又製造一獅一虎，能行三四十步。傳教士汪達洪製造的兩個機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還改造過一個英國奉獻的機器人，使他能書寫滿蒙文字。
同天文、數學一道傳入中國的，是西方的地理學。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第一次向中國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國人大大開闊了視野。利瑪竇編繪的世界地圖，後來曾多次改進刻印，有多種刻印本。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撰寫的《職方外紀》一書，有世界地圖在前，介紹文字在後，是第一部對中國全麵介紹近代世界地理知識的著作。意大利人衛匡國著有《中國新地圖集》，被歐洲人稱為“中國地理學之父”。康熙時期，委托傳教士雷思孝、白晉、杜德美等人對全國進行普遍性測繪。測繪工作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當時測量工具簡陋，隻能以繩測量。隨時隨地觀察天體，用三角法測量，以規定經緯度。經過10年努力，終於完成了《皇輿全覽圖》。它是當時世界上工程最大、製圖最精確的地圖。這幅中國地圖，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更準確。後來，在乾隆年間，傳教士宋君榮、蔣友仁等在中國學者的合作下繪製成一幅亞洲地圖，稱為《乾隆內府銅版地圖》，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圖》。
歐洲傳教士還把西方生物學、醫學知識傳入中國。為了求得自己的進身之階，歐洲傳教士們還常常運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與技能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國傳教士洪若翰、劉應等人，就曾用金雞納霜(即奎寧)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瘧疾，外科醫生羅德先還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僅隨皇帝巡遊，成為侍從禦醫，而且平常為教友看病，往往門庭若市。傳教士白晉和巴多明還將一部法國醫學著作、根據血液循環及最新發明編寫的《人體解剖學》譯成滿文，並附有滿文說明的插圖。
傳教士們還把歐洲的建築技術與風格帶到中國來。他們在各地修建歐洲風格的教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間開始修建的我國著名的皇家苑林——圓明園，就有歐洲式的建築。圓明園的附園——長春園的一部分，是仿法國宮殿風格設計建造的。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協助郎世寧設計的西洋樓建築群，中西合璧，規模宏大。蔣友仁擅長設計和工程機械的技能，特別肩負著設計“水法”(即噴水池)的任務。他設計的噴泉式水鍾，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個時辰，會輪流按時噴水。在西洋樓遠瀛觀南端的觀水法，是乾隆觀看噴水景色的地方，現在還能看到當年放置寶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風，以及歐式的門。建成之後，大受乾隆皇帝的讚賞。
郎世寧不僅在西洋樓建築群的設計和修建中對西方建築術的傳入中國有著重要貢獻，而且還將西方繪畫藝術帶到中國來。這位意大利傳教士，是一位傑出的畫家。早在來華之前，已頗有成就。在他20歲左右的時候，就完成了熱那亞一座修道院的壁畫，顯示了成熟的技藝。郎世寧把文藝複興以來先進的歐洲藝術成就帶到中國。他隨身帶來一批西方藝術典籍，來華後據此編寫教材，傳授藝徒。據說他曾同一位中國官員合作，編寫了一本教授繪畫技藝的書。郎世寧到中國，大受清朝統治者的喜愛，成為一名宮廷畫家。在清廷長期工作期間，他將西方透視、光暗表現等科學技法傳授給中國畫家。郎世寧在中國的繪畫藝術上的重要貢獻，在於他善於融會貫通，以西法作中國畫。在西方精於寫實、透視的基礎上，郎世寧吸收了中國的傳統畫法，不僅花鳥造型富於生氣，各種馬姿尤為精彩，人物風度服飾也相當中國化，但麵部則用西方立體光暗表現。例如，郎世寧一生的力作之一《馬術圖》，高223米，闊426米，已突破中國卷軸的範圍，實際上是西方巨幅油畫的形式，但筆法全是中式。這幅巨作描繪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蒙古首領阿睦爾撒納等人的實況，以阿睦爾撒納等11位被接見的蒙古首領居中，乾隆騎馬位於右側，文武大臣簇擁於後，左麵則繪以表演馬術的騎兵。這幅畫的構圖也和中國傳統的“天子居中”的宮廷接見圖完全不同，是以側麵展開，由右至左，實際上是運用了文藝複興以來常見的表現聖母和聖嬰耶穌接受東方賢者禮拜的構圖形式。此外，郎世寧還經常與清朝的中國宮廷畫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樂圖》，就是他與唐岱、陳枚等人合作而成。圖中樹木坡石皆用中式畫法，而人物頭像則用西式畫法，建築則運用透視法，整幅畫構圖氣魄渾宏，用筆工整，著色尤為華麗，是一幅宮廷畫佳作。
歐洲傳教士們不僅將西方的文化傳到中國，他們也將中華文明傳回西方。
傳教士們進入中國後，常常遊曆四方，到處傳教，因而對中國有了比較切實的認識。他們根據自己的見聞和經曆寫下的劄記、日記、書信等等，在歐洲人眼前展開了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大大開闊了歐洲了解東方的視野。利瑪竇留下的關於中國的劄記，內容包括了當時明代中國的各方麵情況，以及耶穌會自沙勿略以來在華傳教的過程。1614年，比利時籍耶穌會士金尼閣將這部劄記帶回歐洲，並將它由意大利文譯成拉丁文，於1615年在德國奧格斯堡出版。書的名字為《耶穌會利瑪竇神父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在這部著作中，利瑪竇把中國人稱為“最勤勞的人民”，並且說：“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直到利瑪竇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仍是隻鱗片甲，沒有超出馬可·波羅筆下那帶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們甚至連絲綢之國、契丹和中國這幾個名稱的內在聯係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瑪竇弄清了契丹和中國是一個國家。在這部遺著中，利瑪竇描述了中華帝國的情況，如風土人情、倫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別是孔子的言行與儒家經典，等等。這部著作出版後，在歐洲被譯為多種文字傳播開來。著名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就是讀了這部書，激起了前來中國的強烈願望。
還在金尼閣編譯出版利瑪竇劄記之前，1592年英國艦隊在亞速爾群島附近截獲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聖母號》。在船上發現了一本1590年在澳門出版的用拉丁文寫的關於東方和中國的書。這本書包括一些在中國的傳教士留下的資料。英國地理學家哈克盧特將這本書的摘譯收進了他所編輯出版的《航海全書》之中。摘譯部分敘述了中國的幅員、疆土、首都，以及保衛邊疆的長城；書中介紹了中國男人種稻、女人養蠶，還記載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後采桑的典禮；書中還敘述了中國的小麥、稻穀等農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業品，以及皇室分封、科舉製度，等等。
對於歐洲人來說，同中國進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之一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西方傳教士們來到中國後，為了適應環境、便利活動，一般都努力學習漢語和文字。利瑪竇在總結自己在中國活動時就指出，“會說這個國家的本土語言”和“專心致誌日以繼夜地攻讀他們的文獻”，是他在華活動的一大優勢。為了便於西方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利瑪竇等人首先編製了漢字注音書。在此基礎上，傳教士金尼閣在中國學者王徵、呂維祺等人幫助下，於1626年編成了《西儒耳目資》。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拚音的漢語字彙書。它可以根據漢語的發音來查字，也可以根據漢字來查它的發音。後來，法國傳教士白晉編成了《中法小詞典》，還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寫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礎上，馬若瑟在1728年寫成了《中文概說》，分析了漢字的構造與性質。法國傳教士也注意學習漢語之外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字，如編成了《滿法詞典》和《五譯合璧集要》(梵、藏、滿、蒙、漢五種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漢滿蒙詞典》，等等。18世紀中葉，德國傳教士魏繼晉又編成了曆史上第一部《漢德字典》，收入了漢語詞彙2200個。中外活動中華文明之旅中外活動
中外經貿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講出的“名言”，大意是天下喧攘紛雜，人們東奔西走，無非都為一個“利”字而動。太史公不僅講出這句“名言”，而且專門撰寫了《貨殖列傳》，像對待同時期的王侯將相一樣，為先秦到漢初的名商大賈樹碑立傳。這些商賈們都借助互通有無而富比王侯，既有助越王勾踐複國的名臣範蠡、孔子的學生子貢，又有冶鐵而致富的卓氏、孔氏。其實，從先秦到近代，盡管中國的王朝、政權多“以農立國”，但商業在互通有無、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發展方麵始終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既形成了國內的商業係統，又通過絲綢之路、海上貿易等溝通中外。在古代的中國，為治理、開發邊疆，統一王朝的統治者都在內地與邊疆經濟貿易往來方麵采取了政策、措施，分立對峙時期內地與邊疆也往來不斷，並出現了多種形式。
絲綢之路：千年的貿易通道
絲綢之路開通於西漢武帝時期。但中國與歐洲、中國內地與邊疆的絲綢貿易卻比這早得多，至少在公元前5世紀時，古羅馬文獻中就稱中國為“賽裏斯”，意思是“產絲之國”。而當時中國內地與西北邊疆的絲綢貿易在先秦時期就已開始，1977年在新疆阿拉溝等地發現的戰國時期的絲織物就說明了這一點。當然，這些都為絲綢之路的貫通創造了條件，張騫出使西域後橫貫歐亞大陸的古代絲綢之路才正式開通。
1世紀到6世紀，絲綢之路得以鞏固和發展，這與歐亞大陸上幾個強大的政權，如羅馬帝國、安息王國、薩珊王朝、貴霜王朝、東漢王朝的興起有很大關係，它們管理著大片的領土，有利於商旅的往來。在當時的中國境內，盡管3世紀之後中國出現了分立政權對峙的時期，但西域、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區相對穩定，這些地區的邊疆民族政權都十分重視對外交往和貿易，中國西部的絲綢之路並未中斷。7～9世紀，由於隋唐王朝的大統一，和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國在中亞、西亞、歐洲的強大，絲綢之路進入頂峰時期。9世紀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又由於海上貿易的發展，歐亞大陸上的陸路絲路有被海上絲路取代之勢。元、明時期，歐亞大陸上的絲綢之路一度繁榮，但其規模已經沒法與漢唐時期相比，逐漸被海上貿易取代了。新航路開辟以後，歐洲的殖民者和商船直接駛入太平洋，歐亞大陸上的絲綢之路才徹底衰落了。
作為絲綢之路的出發地，中國境內的局勢變化和各王朝、政權的政策，對於歐亞大陸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總體說來，無論是統一王朝時期，還是分立政權並存時期，都對絲綢之路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但力度、作用仍有一定差異。在兩漢、西晉、隋、唐、元等統一王朝時期，國家較為強大，西北邊疆雖然也發生戰爭，但相對安定，絲綢之路較為暢通，在內地的貿易也比較方便。這也受到了過往中外商旅的歡迎，促進了中外貿易、中國內地與邊疆的經貿往來。兩漢時期，西域都護維護著西域地區政治安定，並保護著過往商隊和西域“胡商”的商業活動。隋朝打通絲綢之路河西段時，西域各國首領和“胡商”們都意識到這是有利於發展商業的重要事件，紛紛向隋朝官員表示歸誠之心，商路打通後四十多個西域小國遣使“朝貢”。唐朝初年，西突厥控製著西域，太宗派軍平定西突厥之後，使西域各國“胡商”感到十分高興，他們對安息國使者講：“西突厥已經平定，商旅可以通過了!”其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及至安史之亂發生，戰亂不利於商旅的往來，唐朝收複河隴之地後就規定，如果商旅往來、販運貨物，“任擇利潤，一切聽從”，沿途關隘不得無故阻攔。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和宋遼夏金時期，多個政權並存於西北邊疆，這些政權為增加賦稅，一般都對商旅加以保護，但商隊要穿過幾個政權的轄區，各政權之間又發生過多次戰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當然，即使如此，絲綢之路依然通暢，不少政權、官吏還著力保護絲路，吸引國外商人來華貿易，且成效明顯。比如三國時期，倉慈擔任敦煌太守期間極力保護西域“胡商”，他們對他十分感激，在他死後為他建立祠堂進行紀念。又如北宋時期，不少中亞、西亞和歐洲的商人通過絲綢之路來到開封，宋朝以優惠的政策加以鼓勵。1017年(宋天禧元年)，阿拉伯商人麻利思等人經絲綢大道進入宋朝轄區，北宋政府特許他們在沿途出售所帶商品，並減免一半的商稅加以鼓勵，此後阿拉伯、印度的商人接踵而至。11世紀後期，東羅馬帝國的使者、商人在20年內三次到開封，他們都是越蔥嶺、經新疆進入中國的，帶來了鞍馬、刀劍、珍珠、玉石等，宋朝也回贈錦、緞等絲織品。
貢與賜：政治性的特殊交易
從先秦時期起，朝貢和賞賜的對應觀念就已出現，也就是說諸侯、邊疆民族或境外的政權定期朝覲商王、周王，或者首領親自前往，或者派使者前來，並獻上方物(土特產)和貢品，而商王、周王則“賞給”一定的物品。《尚書·禹貢》中就規定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貢品的種類，一般認為《禹貢》成書於戰國後期，又帶有許多理想化的色彩，有關貢品的規定也難免有些理想化，但至少反映了當時包括邊疆在內的各地方給天子進獻各類貢品的某些情況。
秦漢至明清，邊疆政權、民族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貢”的記載史不絕於書，中原地區的王朝、政權也給予一定的賞賜。這些朝貢與賞賜無疑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自命為“天朝上國”的中原王朝因“四夷鹹服”而感到已“德被四海”，又以大量的賞賜獎勵“蠻夷”的“忠順”。其中，確有一些邊疆民族的首領通過這種形式獲得中原王朝的認可，比如西漢時的呼韓邪單於因匈奴內訌而歸降漢朝，雙方最初的朝貢、賞賜之間顯然帶有更多的政治性，也帶有表忠心與賞“忠順”的真實性。同時，這種朝貢、賞賜具有更多的經貿往來傾向，由於中原王朝強調前來朝貢才是“忠順”的，“忠順”了才能給予“賞賜”作為交換，所以許多邊疆政權就打著“朝貢”的旗號，與中原王朝進行貿易。一些境外的商人也仿照這一做法，早在166年(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羅馬帝國)就有商人到中國經商，以大秦王安敦的名義獻上象牙、犀角和玳瑁，而《後漢書·西域傳》中就記為“大秦王安敦遣使”獻物。對此，中原王朝有時出於自大看不清楚，有時候即使看清了也不願承認，明明是邊疆政權、境外國家的商旅也一概稱為“稱臣納貢”的貢使，到明清時期更發展到了極端，葡萄牙、荷蘭等國的商人來華貿易，也往往被明、清朝廷稱為“貢使”，連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都被當成了“貢使”。
古代中國，中原王朝、政權與邊疆民族的“貢賜”貿易，往往因雙方的實力決定“貢”與“賜”的主動性、自願性有多大。當中原王朝、政權比邊疆政權強大時，邊疆民族、政權的首領會比較自願地“朝貢”，既加強與中原王朝、政權的政治聯係，以免不測之禍，又可獲得大量的“賞賜”，在政治、經濟兩方麵都有收益。中原王朝、政權國力強盛，也樂得以這點“賞賜”顯示恩惠，表現的也較為主動。如果前提相反，邊疆政權“朝貢”的熱情就減弱，一些政權甚至用軍隊的進攻代替使者的“朝貢”；中原王朝此時往往會文武並舉，在派軍防範的同時，要在“賜”的方麵表現得主動一些，有時連“賜”的口氣也沒有了，改成“奉”“贈”之類的字眼了，盡管國家衰弱了，也要拿出東西，討好邊疆民族的統治者。西漢時期，漢朝與匈奴就同時出現了這兩種情況，雙方的關係頗為典型。西漢初年，匈奴多次南下，在平城之圍後漢朝不僅實行“和親”政策，而且每年“奉”上一定的絮(粗絲)、繒(絲帛)、酒米、食物；武帝時不願再委曲求全了，便用強大的軍隊出擊匈奴；匈奴後來被打垮了，其中的一支在呼韓邪單於的帶領下歸降漢朝，他多次“朝貢”，表現得極為“忠順”，漢朝多次大量“賞賜”，給予大批的物資，幫助他壯大力量。
兩漢以後，這種“貢賜”貿易曆代相沿，成為內地與邊疆之間的特殊貿易形式。南北朝時期，北疆的柔然、突厥以畜牧業為主，輔以狩獵，需要和中原地區在經濟上互通有無。柔然與北魏存在“貢賜”貿易，並通過“和親”的機會加強經濟往來，434年(魏延和三年)柔然遣使北魏朝貢，獻上的馬多達3000匹，北魏也不會虧待它，在雙方“和親”時自然要“賜”予大量的嫁妝。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後，強大的柔然成為嚴重的威脅，它們主動地送去金帛錢財，又以“和親”嫁妝的形式送去禮品，以爭取柔然貴族的支持。北齊、北周對峙時期，它們競相送給突厥金帛財物，又出現了同類情況。隋朝時期，與突厥曾戰爭不斷，但“貢賜”貿易卻強化了雙方的關係，如594年(隋開皇十四年)，突厥各部向隋朝進貢馬1萬多匹、羊2萬頭和駱駝、牛各500頭；607年(隋大業三年)，突厥的啟民可汗向隋煬帝獻上3000匹馬，煬帝則回賜絲帛多達1．3萬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