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傳媒業取得了長足進步，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國內的電視業很繁榮，但繁榮之中有喧囂；電視業很熱鬧，但熱鬧之中有混亂；電視業前景光明，但在光明的前景中潛伏著危機”。——這是我們應有的憂患意識。
處於錯綜複雜的轉型期，社會文化呈現出光怪陸離或者說五彩斑斕的圖景。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情形和趨勢：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媒係統炮製著一批批娛樂文化產品，正在控製甚至吞噬文化消費者，人們似乎無可逃避地淹溺其中。尤其青少年，從小到大、日複一日地呼吸著這些空氣，形成了藥物依賴般的迷醉感。有一首戲仿《龍的傳人》的網絡歌曲，叫做《雞的傳人》。歌中唱道：
古老的東方有一隻雞，
他的名字叫電視機；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雞的傳人。
電視機裏麵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雞的傳人；
花了眼睛、掉了頭發、粗了皮膚，
永永遠遠是雞的傳人。
……
——可謂謔而且虐。
“心靈的穩定專注感喪失了，思考性的好奇心麻木了，探尋欲在一片喧囂中昏昏欲睡；電視沒有耐心去思考與解釋，觀眾也不耐煩認真地傾聽、賞析和思索”。電視製造著新一代“無所不知”的思想盲人，這種人似乎什麼都見過、都知道一點，對什麼都不再有新鮮感、都滿不在乎；他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從娛樂開始、由娛樂伴隨、以娛樂終結。
十幾年來，以提供娛樂產品為賣點、追逐收視份額為驅動力，內地的電視媒體幾乎都在“商業化”的道路上亡命狂奔。
一、媒體必須擔當社會責任
當前，所謂先進的、科技的、現代化的世界，通常就是一個充斥無數媒介的傳播型社會。人們生活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中：各類傳媒結構成巨大的網絡，它們持續而強烈地放送出喧囂並且永無止境的影音與文字信息及其“雜音”，這一切像空氣般彌漫於每個角落、包裹著人們的諸多社會生活層麵。在傳播科技的社會文化意義方麵，向來就存在許多爭論：科技畢竟提供了無法漠視的效益，但人們仍然憂慮它反客為主，奴役人，或者使人們迷失在高漲的工具理性之中。消極地看，公眾將被消解能量，收編於消費主義體係之中；積極地看，媒介的高度發展也許是一個有利的機會，公眾將有更多元素、更大的空間去從事各種建構與操作。無論如何，處在“媒介社會”之中，“社會責任”成了當然的議題。
為什麼媒體必須擔當社會責任？因為，這是媒體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也就是說，不擔當社會責任的媒體，沒有資格存在。
社會責任論是1930年代由一批美國學者構建起來的。丹尼·埃利奧特（Danny Elliott）曾說：“無論大眾媒介置身於怎樣的社會中，它們都對社會負有責任，而且每種媒介都要對依賴它們而獲知信息的公眾、團體負責。不管是私有製媒介，還是政府所有製媒介，不管有無新聞控製存在，也不管這種控製是來自新聞機構本身，還是來自外部力量，責任都是存在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電視隻是一種修辭工具，太多的社會責任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例如，尼爾·波茲曼指出：電視本是無足輕重的，所以，如果它強加於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現成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危險就出現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樣危險的事正是知識分子和批評家一直不斷鼓勵電視去做的。
心理學家斯蒂芬森甚至突發奇想地提出了一套新異的媒介觀——遊戲論：與其把媒介當成工具，不如視為玩具；人們擺弄媒介，與其說是出於功利的考慮，不如說是為著遊戲的目的。斯蒂芬森把大眾傳播看作是遊戲性的傳播，他說：“閱讀新聞是一種沒有報償的傳播——愉快”，受眾接觸媒介主要為了消遣、娛樂，以便自我解脫於成人化的工作環境之中。換句話說，一旦明白媒介的遊戲性之後，就不必總以“經國之大業”的現實性標準來看待媒介，它其實隻是一種小小的玩具。
筆者傾向於丹尼·埃利奧特的觀點。也就是說，隻要媒體在發揮作用，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西方媒體如此，中國的媒體也是如此。有論者指出：無論在何種社會製度下、實行何種傳媒體製，對“傳媒業具有公共性”的認識是一致的。由此，對“傳媒業必須把公共利益視為最高原則”的認識也是一致的。
電視在國內是空前強大的大眾傳播媒介，日益深入地幹預現實生活、影響社會發展，被認為是現代化的重要的推進器。“西方社會200年的現代化轉型，被中國壓縮在30年內進行著”。社會進程需要連續性、穩定性，政府運作和個人行為需要規範；各方利益需要協調；觀念需要更新，人們需要安全感、認同感和幸福感，社會期待著電視來承擔它的曆史使命，發揮它的正麵功能。實際上，黨和政府已經開始探索建立新的機製，使媒體“自覺履行公共責任，構建起公信力、責任感，健康運行”，並且“充分發揮自己的社會職能，成為社會生活和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