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目的和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轉型是世界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之一，它所涉及的大規模製度變化，“屬於人類所想像到的最複雜的經濟和社會過程之列”。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的轉型與遭遇分崩離析等“出乎意料”後果的東歐國家轉型不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可能是這場轉型中“最大的正麵的意外”。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早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始於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它“首先是指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使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同時還伴隨著“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多方麵的深刻變遷”過程。轉型過程中，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的變革必然要求出版業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出版業轉型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國出版業的轉型始於1979年12月在長沙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確定了新的出版方針：從“以階級鬥爭為綱，為當前政治任務服務”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黨和政府宣傳、傳承科學文化知識，豐富人民文化生活等服務；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麵向全國”的出版方針，對調整我國的出版結構和解放出版生產力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1983年，中共中央頒布《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確立出版工作既要注意社會效果、也要追求經濟效果的原則，為出版改革奠定了基調。1992年的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提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出版體製，首次提出了出版體製改革的目標。200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央宣傳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於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幹意見》（即17號文件），對於包括出版業在內的整個傳媒業來說，明確地提出集團化、跨行業跨地區經營、經營性資產可以上市的改革思路。200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21號文件提出了要全麵深化文化產業體製改革，新聞出版總署隨後下發了《新聞出版體製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等文件，昭示著中國出版業，乃至整個傳媒業的改革全麵推進。2006年，新聞出版總署根據全國文化體製改革工作會議精神製定並印發《新聞出版總署關於深化出版發行體製改革工作實施方案》，對出版體製改革的目標、原則、指導思想和具體路徑進行了全麵、係統、清晰的表述，明確提出深化出版發行體製改革要堅持“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循序漸進、逐步推開”等原則；“形成科學有效的新聞出版宏觀管理體製；形成富有效率的微觀運行機製，增強活力，提高競爭力；形成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出版物市場格局，確保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出版市場體係；形成推動我國優秀出版物走向世界的開放格局”。
從三十年出版改革的曆程看，出版業轉型和整個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一樣，是一個漸進性的製度變遷過程，也就是出版業逐漸從計劃經濟條件下政治宣傳工具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產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過程。與中國的經濟體製轉型相比，出版業轉型的啟動並不落後，但在進程上卻更加曲折和滯緩，以至於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初步建成之後，出版業仍被稱為“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這是由於中國轉型的獨特邏輯以及出版業在中國社會中的獨特地位決定的。中國轉型的目標“不是要根本否定社會主義憲法製度，而是要通過不斷的製度創新克服傳統計劃經濟體製的弊端，賦予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新的活力”，這一性質不僅決定了中國轉型的方式和過程必然具有溫和漸進的特點，而且還決定了經濟體製相對於政治體製來說的超前性改革，而受製於政治體製約束的文化體製改革自然更落後於經濟體製改革。在轉型中，出版業由政治宣傳工具、階級鬥爭工具演變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部分，最後成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版業在不同曆史時期被賦予不同的社會功能使其在改革道路上逶迤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