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革發行體製，搞活圖書市場。1983年《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中提出，要改革圖書發行體製，增加圖書發行能力，逐步形成以新華書店為骨幹的多種流通渠道、多種經濟形式、多種購銷形式、減少流通環節（簡稱為“一主三多一少”）的圖書發行網。這開啟了中國出版業流通（經營）領域的變革，此後，新華書店一統發行領域的局麵也逐漸被打破，圖書發行的方式也逐漸多樣化。1988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布了《關於當前圖書發行體製改革的若幹意見》，提出了圖書發行體製改革的基本原則和思路，主要內容有：放權承包，搞活國營書店；放開批發渠道，搞活圖書市場；放開購銷形式和發行折扣，搞活購銷機製；推行橫向經濟聯合，發展各種出版發行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業界通常所說的“三放一聯”）。這個文件是本階段發行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為民營發行渠道的發展開辟了相當大的空間。
（4）加強出版宏觀管理。1986年10月，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國家出版局和國家版權局脫離文化部，國家出版局恢複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的建製。1987年1月，國務院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新聞出版署的成立，為出版事業深化改革、加強宏觀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這一階段的改革極大地解放了出版生產力，帶來了出版業規模的迅速壯大，出書品種和總印量大幅增長，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較完整的出版和發行體係，奠定了我國新時期出版業發展的基本格局。
但是，這個階段的改革也存在著許多問題：（1）改革尚未觸及出版業製度問題，出版業仍然在事業體製下運行；同時，這些變革主要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動，但在改革的過程中由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與出版機構之間的利益分化，導致基層出版、發行機構的改革實踐與政府的改革意願不一致。（2）出版業規模的擴大是按行政結構模式設置的產物，產業結構延續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模式，即由中央部委所屬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兩部分組成，市場準入和機構的存亡由政府決定，整個行業形成了行政化壟斷的格局。（3）從組織結構上看，出版機構雖開始實行企業化經營，但作為事業單位仍沒有成為市場主體。這一時期出版機構的增量發展主要是在行政主導下的同質複製，即在人民出版社的基礎上，中央和各個地方同樣增設文藝、教育、少兒等出版社；同時，出版社的自主權雖有所擴大，但在沒有足夠的規模和資本積累的情況下，各個出版社幾乎囊括了出版的內容製作與流通整個供應鏈，形成了同構性極強、小而全、小而弱的結構模式。（4）由於政策和法規的不完善，一些民營書商為牟取暴利，通過買賣書號、協作出版等方式介入出版環節，從而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與行業的畸形發展，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可能，這造成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各種非法出版活動及非法出版物的盛行。
二、結構優化階段（1992～2002年）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促進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解放。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使我國的改革與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在1992年12月召開的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上，宋木文署長作了《貫徹十四大精神，把新聞出版事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報告，提出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出版體製，這標誌著中國出版改革進入到第二階段。為解決上一階段改革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這一階段把改革的重點落在調整出版結構、提高出版質量和效益上。
這一階段出版政策的製定主要圍繞出版結構調整展開。1994年，新聞出版署提出新聞出版業的發展模式要從以規模數量增長為主要特征向以優質高效為主要特征轉移，從管理手段上要從行政管理為主轉向宏觀的依法管理為主，從體製上要從傳統的事業管理為主轉向產業管理為主，並進一步探索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這三個轉移的核心是新聞出版業從總量增長向優質高效增長的戰略轉移。199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了新聞出版署黨組的工作彙報，肯定了階段性轉移的工作思路，並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導性和原則性的指示和意見。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提出：“加強對新聞出版業的宏觀調控，采取有力措施解決目前總量過多、結構失衡、重複建設、忽視質量等散濫問題，努力實現從擴大規模數量為主向提高質量效益為主的轉變。”階段性轉移這一工作思路很快得到了全國出版界的積極響應，各級出版管理部門也采取了許多舉措來推進出版業的階段性轉移。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並對新聞出版業的改革提出要“加強管理，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行體製改革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圖書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