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有很多名人也如約而至。
所謂名人，最基本的就是老百姓熟知。比如李瑞英、劉翔、朱軍、宋祖英以及毛澤東的謫孫毛新宇等等。
名人參加“兩會”，給大會添加了許多亮點，也更為人關注，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成為媒體追逐的熱點。
他們以何種態度參加會議，兜裏又帶著什麼建議或提案向大會提交更為草民關注。
可以像“雷人提案手”張曉梅一樣提一些無厘頭的提案，賺點眼球，提點人氣，實際上無實際意義而貽笑大方；也可以淡然看“兩會”，隻把參加“兩會”當做一種榮譽，來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但老百姓希望的則是該像崔永元那樣的委員，自動脫去籠罩在身上的耀眼光環，直麵社情民意，草民呼聲，敢於直言，敢於“發飆”，切實履行委員的職責。
至少在這兩天，來個位置置換，把名人和委員的身份顛倒一下，先是政協委員然後才是名人。
也就是說，在你心裏先要履行好自己作為委員的職責，用好自己的話語權，而名人身份那是會後的事。
作為名人委員的崔永元之所以受到尊敬就是他較好地擺正了兩者的關係。
一是，把真實的一麵還原出來。“兩會”開幕前，崔永元就對記者說：“我剛當政協委員的時候，覺得壓力特別大。對自己的期望特別高。覺得一定要在第一線幫老百姓做點事情。當了幾年之後，我覺得很多事情我還是使不上勁。我很傷感……比如提案石沉大海，比如提案答複沒有內容。”
崔永元的話，十分真實。他首先搞清了委員的職責是什麼？以民主的方式，廓清權責，讓積弊進入可治理的平台上；以監督與問責，讓有責任的部門站出來履責，明確他們在民生與民主困境上的現實責任。正是有了對代表委員基本職責的了解，崔永元才有了傷感、無奈甚至歎息。
他沒有覺得自己掌有話語權，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就不錯了。更重要他知道還有憲法賦予的監督權，“望聞問切”之後，更需要去追問、監督解決那些要害問題的實質進程。開方、抓藥、服藥，這屬於連貫動作。否則你發表意見的聲音再響，會開得再熱鬧，卻不能把矛盾與問題“逼”入解決通道，豈不是跟我們在自家炕頭上發牢騷一樣？
記得有一年，溫家寶總理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與農民代表顧雙燕有過交談。顧雙燕說，“我講出來是供您參考，不是要求您”。溫家寶糾正說，“你是人民的代表，有要求我的權利”。總理的話，隻是在重複一個基本政治常識，卻一時成為當時的新聞熱點。“要求”的權利，在權力體係中，我們可以將總理換作“政府”、“官員”。那麼，相應產生的，就是代表、委員們的質詢權和問責權。可惜這樣的權利，無論在兩會召開期間，還是閉會期間，都未得到足夠的行使。但崔永元想到了，而且他是認真的。
二是，將謙恭的一麵縮回去。我們經常看到，當媒體問到一些實質問題時，我們的某些代表、委員表現得很謙恭，開口閉口就是“我是抱著向各位學習的態度來的”，“不成熟的看法請大家指教”，“對不起，這個話題很敏感，我不好說”。
崔永元沒有這樣。他覺得，一味的縮頭，一味的謙恭就是失職、瀆職，愧對委員這個稱號。在這種場合，該說的就得理直氣壯，不能讓人覺得你底氣不足，心裏沒底。
比如他尖銳批評“取消代課教師”時，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教育部，他毫不留情地說，假如主管教育的領導“也能每天早上4點起來，走走那15公裏的山路，你就會想出比這個更完美的政策”。
針對一些代表委員把小組討論當成了聊天會，不專心討論問題而是喝茶聊天；有的不把進京議政當正事，而當成政績宣傳、跑部錢進、接近上級、媒體露麵、忙點私活的機會。他不留情麵，實話實說，“兩會”已經給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提交與回複提案的態度要對得起這幾天的交通管製”。
三是，敢於言自己所言。有網友看得很清楚，許多代表委員身上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涉及到家醜時含糊的回避態度。隨著“兩會”的民主氣氛越來越濃，代表委員們越來越敢說話了，什麼都敢批評幾句，毫不留麵子。可一旦涉及到本地事務和本單位醜聞時，就王顧左右而言他，打起哈哈來了。
崔永元並沒有這個忌諱，他沒有把自己當成“央視政協委員”，而是直言批評“太直白的春晚植入廣告植入失敗”。他的同事朱軍委員在這方麵就圓滑多了，一聽這個話題立馬回答一句：我要趕車，你看，車都來了。
崔永元有句讓人印象深刻的話，“多出好點子，多辦實在事，多下真功夫，這才是兩會該辦的事。而不是說我們穿著整齊的服裝，排隊進場開會如何壯觀。”
這更如一麵鏡子，可以讓與會的人清晰地照照自己。
201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