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在布達拉宮正殿隆重舉行，中央及西藏官員共有五百餘人參加。報紙上甚至還標出座位圖。
吳忠信委員長的座位在達賴的左邊，麵南平坐，中央其他官員坐東麵西，熱振呼圖克圖安排各僧官坐西麵東，噶倫及藏中俗官則坐南麵北。
位置的安排非常重要，安排是否得體，直接反映中央政府的主權地位。吳忠信在日記中寫道，與“中央主權最為關係者，則為座位問題。……乃照駐藏大臣舊例，請忠信與達賴麵南而坐。座位問題既定，……遂按舊例及宗教儀式辦理”。
報紙刊登了一張吳忠信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合影，作為吳忠信“主持”大典的證據。
劉曼卿看到這些報道感到欣慰。她想，作為一個曆史見證人，自己早年受政府委托赴藏考察，會晤十三世達賴喇嘛，這對於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係的改善和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她感到在眼下的戰爭時期，能尋找到轉世靈童，而且坐床大典也讓各方滿意，就算很不錯了。
1940年3月，前夫蕭嘉木的三弟蕭崇一等人，專程來到重慶巴縣鄉間看望正在養病的劉曼卿。
劉曼卿說，我去年剛從西藏回來，在拉薩會見了攝政和地方政府高官，向他們介紹了內地的抗日形勢，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重要性，消除西藏上層人士的恐懼心理。同時，積極救濟難民、安撫人心，向僧侶民眾宣傳抗日政策，希望愛好和平的各界藏胞，一致對外，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次西藏之行，起到了團結西藏廣大民眾共同抗日的作用。
這次赴藏反映很好，西藏一些上層抗日人士對我很支持，也很理解。
蕭崇一等人連連點頭，表示敬佩。
劉曼卿說，拉薩方麵的情況也很複雜，西藏上層也有一些人士擔心，一旦日軍入川，西藏安全會受到威脅，因此隻想與國民政府敷衍。同時，國民政府的許多政策也讓達賴和班禪兩方都有諸多不滿。
她向蕭崇一等人坦言，考察慰問中的有些情況是不便向中央政府報告的，政府這個時期其實對西藏的事務並不真正感興趣，政府裏的一些人物都喜歡粉飾太平。我也是報喜不報憂，不然就不識時務了。
她說，曆史的貢獻自有後人來認定。現在，我的身體不行了，心態也變化了，也許我的作用就到此為止了。
而在一些人的眼中，劉曼卿一生的行為，時常具有“奇”的風範，也引起有些人評頭論足，尤其是她的婚姻傳言更多。
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看來，劉曼卿乃“一浪漫女士”且“行為無狀”。
有一篇文章，在肯定劉曼卿的貢獻的同時，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時筆者正留學西藏拉薩，女士入藏後，藏人官民莫不訝為天人下降，達賴佛對之曾以欽差禮接待，迎於宮門向國府公文請雙腿安，然後請下公文，供諸案頭，敬禮後啟讀。筆者與女士之娘舅及其表弟均為同學，凡女士足之所至，民眾爭以一睹甲母（漢女）為快，謁達賴時，曾蒙賜賞寶座。後因與軍機大臣兼審計部總辦龍襄發生讕言，其後讕言一日多似一日，竟至不堪入耳，識與不識莫不引此以為嘲笑。
筆者因羞聞浮言，不得已乃避居藏南府，達賴亦深怒其行為之不檢，不惟不準謁見，並限令出境。龍襄等人皆麵受申斥。其後女士曾向軍機大臣阿本請托，達賴始允其麵為辭行，但並無一紙回文付給，所有一切呈遞國府之回文，則概由西藏特派駐北京雍和宮住持貢覺仲尼先生攜來，蓋當時貢覺仲尼正因故奉令返抵藏中。
但是，這位佚名作者在文章結束時，對劉曼卿的西藏之行做了精彩總結：
按女士係湖北四川西康南路入藏，係由印度南洋方麵回歸內地，不幸竟因浮言影響婚姻問題，幸有人鼎助，幫同整理日記，計著《康藏軺征》及《邊疆教育》。曼卿以一弱女子任以四萬萬人所不勝任之任，雖於使命未臻完備，其膽略固足以豪於一班國人之前矣。
1940年12月30日，劉曼卿和格桑澤仁、夏桑登三人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東方文化之再造》一文，主張維護國家獨立和東方文化，反對日本侵略，宣傳抗戰到底。這篇文章可以反映出她的一些觀點。這也是她一生中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
日本以暴殘武力，妄想獨霸之國家獨立生存。為維護發揚東方固有文化，求伸張世界之正義起見，不惜犧牲，抗戰到底，以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其國內以及朝鮮台灣諸同胞，使之能自由自決。一麵應以最大之同情，寄與另一文化發源地具有三萬萬人口之印度民族，希望其在不久之將來，應本三民主義之真精神，在名寶南方，確應承認其民族地位，予以應可得之合理權利，則中國抗建成功之日，即東方文化再造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