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業發達以前，老北京居民的娛樂生活中，看戲是最重要的項目。由於北京城曆朝曆代都不乏外來人口會集，市民們興趣廣泛，各路地方戲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場與忠實觀眾，確實是“你方唱罷我登台”。黃梅戲、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劇幸運；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進京以後，北京城似乎對這項戲劇藝術情有獨鍾，慷慨地貼上自己的標簽，將之命名為京劇（俗稱京戲）。北京是一國之都，所謂京戲自然也就是“國戲”——正如若幹年代後北京話被定為普通話一樣。徽班進京，走的是“上層路線”，從此京劇藝術便發揚光大、風靡全國，獲得了唯我獨尊的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戲劇藝術的重大代表（或曰“國粹”），堪以和外來文化（譬如西方的歌劇、話劇乃至交響樂之類）抗衡。
徽班進京；最初贏得了遊手好閑、附庸風雅的八旗子弟歡迎，於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這是京戲在清朝時得以“流行”的基礎。正如《“批判”北京人》一書指出：“票友唱戲猶今之唱卡拉OK，自娛自樂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湊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帶鑼鼓場麵，也不對外演出，純粹自娛自樂。後來票友活動逐漸變到大場麵上，開始唱整出的大戲，甚至粉墨登場，對外演出。”至於清末北京二黃（即京戲）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見夏仁虎《舊京瑣記》），那都是玩物喪誌的結果，不能說是京戲誤人子弟。
為了便於票友們的享樂，京戲有一部分出現在街頭巷尾的茶館，但大多是清唱，這樣的場所也叫清唱茶樓或茶社。和飲食文化接軌，既滿足口腹之欲又兼顧聲色之歡。若欣賞完整的正宗京劇，還得在設備完善的戲園子裏，不僅音響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圍逼真，容易“人戲”。可見京戲雖有娛樂消遣的一麵，但畢竟還是個嚴肅的劇種，需要感情投入的（或曰參與意識）。京劇行業之所以又叫梨園，是很講究詩情畫意的——它終究追求在市聲塵囂中構築一席超脫的淨土、一方特立獨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或人生的補償。這就是它對現實所具備的誘惑力——難怪好此道者人稱戲迷呢。
慈禧太後就是最著名的戲迷。頤和園內有一座雍容華貴的戲台，就是特意為她搭建的。戲樓子高三層，層層可作舞台，它建在一座層樓四合的宮殿的天井裏。會享受的西太後隻要坐在對麵宮寢的樓上“雅座”，就可憑欄觀望、一目了然。山外青山樓外樓，兩樓對峙，既使舞台與觀眾席有了某種“隔離感”，同時又使舞台上的悲歡離合縹緲鮮活如海市蜃樓……隻可惜曲終人散、人去樓空，凡夫俗子如我輩花兩塊錢買張門票就大大咧咧地在這空洞無物的“皇家劇院”逛了個來回，很不恭敬地吊了個怪腔怪調的嗓子——也未遭到門衛製止。
平民化的戲園子大多在城南。譬如天橋一帶有幾座著名的戲園子，是那個時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當年也曾觀眾雲集、掌聲雷動。聽戲時發出的讚賞，那叫喝彩。隻是後來有一段時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謂革命現代京劇（別稱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杜鵑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類。觀眾們的神態一律很嚴肅，不像是看戲，而是帶著學習的心情。劇場也變成革命教育的課堂了。今年我又騎車去城南走馬觀花，驚異地發現：許多曾經赫赫有名的舊式戲園子，居然進行了現代工藝的裝修，改成電影院、錄像廳甚至迪斯科舞廳了。和現代盛行的影視藝術相比，古老的京劇或許捉襟見肘，它並不是給人以視覺的刺激，但重在調動觀眾的想象。汪曾祺說：“雖然戲台上尚司徒隻是搖著一根馬鞭，看不出他騎的什麼”，但了解《封神榜》的觀眾看京劇《南陽關》，必然背得出那回腸蕩氣的唱詞：“尚司徒跨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劇是一門想象力豐富的藝術。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趨於蕭條，是因為在燈紅酒綠的消磨中，現代人的想象力大大地退化了。詩意也成為讓人費解的東西。
本世紀以來，京劇的命運幾起幾落，至今已成為少數人的藝術（或老人的藝術）。如此推論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劇最令我懷念的還是梅蘭芳的時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時代。聽老人回憶，《貴妃醉酒》上演的時候，可真是萬人空巷——幾乎所有票友都雲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脫銷了，哪怕站在戲園子外麵聽幾句也好。我去陶然亭玩，總要順便拜訪鬆柏庵，那兒有座大半個世紀前的梨園公墓。據京劇演員孫毓敏說：“民國初年廟已殘廢，廟外有一大塊空地。當時京劇藝人地位低下，晚景淒慘，有的流落街頭，死後無處埋葬。由荀慧生發起，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楊小樓等人呼應，每人交300元大洋，買下廟前十二畝荒地，辟為墓地，專供藝人們死後葬身，被稱為梨園公墓。一代名優楊小樓、金少山等都先後安葬在這裏……”離此不遠，就是解放後創辦的北京市戲曲學校。我有時看見青年學生在圍牆那邊練武功和吊嗓子。或許，這裏正是京劇藝術記憶與現實的結合部吧。